嚴家祺：官方候選人制度

香港《苹果日报》2019年8月10日

香港《基本法》明文規定了行政長官「普選產生的目標」，但今天香港的現實是，根本不存在一條統往這一目標的道路。2007年胡錦濤時代，當時北京擬定了一個香港《普選問題的決定》，規定2017年行政長官實行普選。        一個政府，與一個人一樣，要遵守自己的承諾，說話要算數。一個人不遵守承諾，只有少數人知道；一個政府不遵守承諾，千百萬民眾都知道。即使這個政府表面上說遵守承諾，實際上背信棄義、不守承諾，對一個人、兩個人可以掩飾過去，面對千百萬民眾，是無法掩飾的。這是常識，如果一個政府不重視這樣的常識性問題，怎麼可能有效地治理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呢？         胡錦濤時代作了香港普選的決定，是遵守《基本法》第45條的承諾的行為。在胡錦濤離職後，到規定實施普選前三年，也就是從2014年8月31日起，北京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用多種手段，發佈決定、辦法，把2007年的決定，改造成了香港人所說的「假普選」。這一改變的核心是，在行政長官的選舉中，1200人的「提名委員」和提名辦法，是一種北京操縱的「官方候選人」制度。在「官方候選人」制度下，「自由選舉」變成了「受控選舉」。           「官方候選人」制度，由來已久。在19世紀50年代路易．波拿巴時期的法國，議會中也有許多「官方候選人」當選的議員，當時的法國總統路易．波拿巴就利用這些議員，控制法國議會，把議會變成他個人專制獨裁的工具。中國大陸內地的「官方候選人」，由「控制程度」不同的「官方候選人」組成。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省市縣委書記、省市縣長只有一個「官方候選人」。各級黨代表、各級人大代表「候選人」人數，才可以多於「當選人」人數。在共產黨的各級代表大會與各級人大，控制程度也是不同的。全國人大對候選人的控制高於省一級，省級高於縣級。縣級人大代表由直選產生，既有「官方候選人」，也有自由提名的候選人，少數自由提名的人也能夠當選縣人民代表，但到全國人大一級，幾乎只有「官方候選人」才能當選。全國人大全部代表，都是由省、自治區一級的代表選舉產生的。通過選舉前非常複雜的篩選程序，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人，是省級人大代表，他們幾乎都是由縣級人大會議上的「官方候選人」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的被選舉人，更是「官方候選人」。如今，北京把內地的這套複雜又複雜的「受控選舉」辦法，移植到香港來了。與內地不同的是，行政長官正式的「官方候選人」，是二、三人，而非一人。這一不同，對專制的中國來說，非同小可，等於內地省長、直轄市市長、自治區主席有二、三個候選人。從毛澤東時代，到今天，這種事在內地從未出現過。因為，當選後有實權的候選人只有一個，黨指定誰，就是誰。           「受控選舉」這套辦法，很快就被香港立法會部分議員看穿，知道這是一種取消自由選舉的程序手段，公開表示反對。然而，香港《基本法》對行政長官的選舉，從選舉辦法制定的程序、候選人產生的程序，整個繁瑣不堪的過程形成一個產生行政長官的曲折而又漫長的「通道」，又在其中散佈了荊棘、鐵釘，甚至陷阱。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投票，70名立法會議員，缺席34位，只有36位在場參加投票，以28票對8票否決了香港行政長官新的產生辦法。           這一否決，把「普選」的可能性封殺了。這就是，香港不到半數的立法議員──28名議員，在6·18投票中，廢除了香港《基本法》第45條明文規定的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目標」的原則。28名議員按自己意願投票是他們的權利，看上去，似乎是立法會自己否定了普選原則，實際上是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8月31日決定及其後的一些辦法，造成胡錦濤時代通過的《普選問題的決定》不可能再執行，而玩弄的手法。這是一種不遵守承諾、欺騙人民的行為，是近代歷史上獨裁政權利用程序，扼殺自由選舉的行為。             2017年，林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的777票，從彎彎曲曲的「通道」中爬了出來，成為新一屆行政長官。在民眾眼裏卻是，由於香港《基本法》規定的普選之路被封殺，林鄭才得以上台，而且是歷屆行政長官中首位當選時民望淨值為負的特首。           《基本法》中有規定普選的承諾。因此，香港民眾從1997年香港回歸開始就懷有對普選的希望；十年後的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做出相應的《決定》，香港民眾似乎覺得已經走在通往普選的道路上，盼着在2017年實現由500萬香港選民直接投票的普選。然而，這一希望，在胡錦濤離任後的2015年6月18日被改變了，到2017年則被完全扼殺了。2019年，林鄭企圖讓立法會通過《逃犯條例》。這一條例不僅動搖香港司法獨立的體制，而且，破壞了基本法中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承諾。北京一貫不遵守承諾，沒有法制，不講信義的所作所為一直是香港和內地人民所深惡痛絕的，因此，一場、兩場、三場、不知道多少場的、數萬、數十萬、數百萬民眾自發的和平示威抗議就在崇尚法治的香港發生了。在北京有關部門的授意下，把一些帶面具的人的有意行為作為暴動的所謂「證據」。這種事，幾個人能夠挑起嗎？能夠藉口極少人損毀物件的暴力行為，把數十萬、數百萬民眾和平示威抗議說成是動亂、暴動嗎？能夠以此作為在香港實行「緊急狀態」的理由嗎？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要尊重絕大多數人的意願。一個政府，用暴力或暴力威脅，對付數百萬民眾，想有好的結果，是不可能的。             香港問題的解決辦法，直到現在還掌握在北京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手裏。面對香港現實，通過一個新決定，取消行政長官的「官方候選人」制度，把《基本法》45條的普選條款，認認真真、不折不扣地實施。而《基本法》關於普選的規定，還需要進一步在條文上明文規定。建立香港行政長官對香港人民和立法會的政治責任制度，這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真正出路。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9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