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是我家悲惨之年，在这一年父亲和我都被打成了右派。
我的父亲沈麟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语文教研组组长。一直忙碌于教学工作的他，没有想到整风反右会将他卷入。罪名是平时现成的：他是民主促进会成员；运动一来，这就上升到"阶级斗争"。所以，在劫难逃。
对我父亲的处理是很重的，降职降薪，遣送到上海嘉定农村干重活。人祸之年食不饱腹，受种种折磨与虐待没有多久我父亲就支撑不住，在劳动中倒下，一病不起，61年病故，不到49岁就英年早逝。
父亲193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他曾是上海有声望的会计师，临解放前夕曾有同学劝他共赴台湾去发展，被他拒绝。他确信能为新中国做出一番贡献。然，解放后实行计划经济，因此他在1954年转入他的母校复旦中学任高中语文老师。殊不知他的这一选择，是他后来厄运所在。
1979年复旦中学校方送来一纸改正文件，透露当年内幕：父亲的右派是校方觉得名额不够被补上的。上有比例指标下有欲加之罪。可见这个不把人当人的政党的德行。
一纸改正通知并没有给我们家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刺激了我母亲，真相大白使她悲愤难抑。他俩青梅竹马恩爱一生，受此精神打击，母亲长期卧床不起，1984年病故，终年72岁。
我之当右派归于我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当时我是西南工业大学飞机系二年级学生，整风刚开始时校长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一段：毛在接见日本战犯代表团时，当日方因过去的侵略低头谢罪时，毛却说："我倒是要向你们鞠躬致敬，感谢你们来侵略中国……"。我听后很难理解，一个庄严的外交场合，一国首脑向对方这样的说话太出格了。
后来运动从大鸣大放发展到反击右派言论。特别是人民日报上揭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与声讨。我分析这个报导有断章取义或故意陷害之嫌。联想到毛对日本侵略都可以做溢美表达。我感到在话语权上存在很大的不公，批判的棍子应指向谬误而不应用在诬害。于是心血来潮，写了一篇短文《试动"棍子"》投到文汇报编辑部，指出毛泽东那次对日言论之不当，我的立论是以乱打"棍子"的逻辑，最后会危及自身的。后来这篇稿子被文汇报退回西工大校方，我被揪出来批判。这是定罪我为右派的唯一材料。
我很庆幸已届77岁高龄，这些年来看到世事的许多变化，我们中国的一切也都在浩浩荡荡世界潮流之中。我对年青时之因言获罪，影响我一生幸福的这件事没有后悔过。自认这是极具价值和有意义的。青年人应该是个敢当者。
五十五年过去了，现青年如何看待这场反右斗争？我在网上看到有个青年，在讨论到这件事时，他跟帖说："当年55万人对全体中国男人是个小数，但这55万却是男人的要害、好比是睾丸，影响太大了。"他的比喻虽然不雅，我认为这样的青年看问题还是很深的。
2012年5月12日
小 传
1935年出生，浙江宁波人。自小在上海生活。1954年上海澄衷中学高中毕业，考入西北工业大学。1958年因定为右派不能在西工大继续学业而被转校至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1960年毕业分配至北京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1995年退休。电子学高级工程师。
联系电话：62549159
主编：谢小玲 转帖：黄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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