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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许章润: “左派”的谱系

汉语思想界有所谓“左派”与“右派”之辨,纷纷扰扰,不亦乐乎。“左派”之前再加上一个“新”字,蔚然而为“新左派”,据说,是因为他们属于新生代,与“老左”们毕竟不同了。左右两派各拥理论主张,彼此攻讦,十多年来,煞是热闹呢!
可世间事的吊诡就在于,语词不仅是对实在的状述与再现,而且可能是一种扭曲或者欺瞒。这不,“左”之一词在晚近六十年里颠倒沉浮,以致于过来人闻“左”色变,即刻联想到“文革极左路线”,或者以整人为业的“极左分子”。而大众不辨左右,更无遑细析左之右与右之左,于是逢“左”必厌,深恶痛绝,而连累上“新左派”,自属人情之常。置此社会心理造成的舆论场域,这“左派”虽然可能占据政治优势,但却先天屈居立场劣势,似乎也就不难想象了。
 可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有些左派,其人其思,倒是很可爱呢!原来,细予观察,这“左派”其实是对方贴上的标签,并非铁板一块。至少,就有文化左派、理论左派和政治左派三种类型。
“文化左派”对于现代性启蒙方案多持反思立场,不少人怀持家国情怀和文明忧思,在强调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胸襟和多元理念对待外来学说,致力于求证和建设中国的制度主体性与思想主体性。正如晚近十多年间的中国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民间爱国主义,十多年来的文化左派多持中道立场,至少是并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其实彰显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理路,一种文化立场,多少有些文化乡愁意味而已。而就所谓的现代性方案来看,其于中西两方的利弊省思着眼而爬梳剔决的功夫与工夫,好像倒比一些“右派”人士精勤有加得多,也更多一份关怀、体贴与谨慎。
“理论左派”通常立足于某一理论立场,如社会批判或者社群主张,也常常从“老马”“新马”或者“后马”与“后现代”那里借用一些理论利器。他们颇能于世界体系中洞悉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质,而得免一般愤青式自由主义的“很傻很天真”。在以维护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国家利益为己任之际,理论左派们有时不免会囿于立场之辨,而忽略荦荦其大者,甚至于不太讲理。这些人学科各不同,术业有专精,对于某一理路或者谱系,下过苦功,因而,立论言说,自有其理据,不脱其窠臼。其利其弊,尽在于此。诸如王绍光、潘维等人,可为其例。法学界如孙国华先生等人,庶几近之。若以汉语著述为限,则海外黄宗智教授似乎也算此阵中人。通常所谓的“新左派”,主要含指上述两类人。
“政治左派”多不学无术,却有确定政治动机和特定用心。虽口言学术,实心系政治。开口大众疾苦,闭口民族利益,其实萦念己利,盘算的不过是福寿。为了后者,不惜曲解前者。其为人,状貌浩然,内里周纳,一有风吹草动,辄施整人治术。一甲子以还,共和国的旗帜下,最为令人不寒而栗的,就是这“整人”二字。其为学,虽多以马列原教旨掌门和传人自居,其实不求甚解,只言片语而已。老马如九泉有知,面对此等人物,必定七窍冒烟。而且,就算是老马,他们也会照整不误。其为政,可称恶棍,晚近六十年早已见证血泪斑斑,夫复何言。一旦权标在手,满口民族国家人民公义大词,实则视民所草芥,防民如草寇,则为祸不止一方。所谓“极左”与“极左分子”,此派物类也!
“文化左派”和“理论左派”,合为“新左派”,其实与“右派”中人并无重大价值冲突,毕竟,“都是为了中国好!”大多数也还都是讲理的人嘛。彼此都渴望沟通交往,既在安顿一己心思,更为了寻绎“中国的出路”,这便分享了达致公共理性的前提。面对东西新旧之辨,政体愿景与现实政制的紧张,在建设民族国家、优良政体和意义秩序等等重大时代课题方面,他们的具体进路与取舍虽然有所侧重,但却好像没有理由非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相反,彼此之间的文化、立场差异,正可为相互发明、彼此镜鉴的优势,一如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隐蔽主题,而自由主义倒恰恰以民族国家为时空条件。
在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下,将上述前两种人称为“新左派”,不管动机如何,其实都是诉诸特定缀联的谱系,以语词所提供的想象空间,摧毁了对方的思想理论正当性。而将对手格式化为“右派”,似乎又不免可能撩动某种敏感神经,置其于先天不利的政治猜测。凡此种种“指鹿为马”技巧,属于经由修辞而将思想理论对手“污名化”的手法,实在不可取。迄至一旦思想资源和理论解说力不从心之时,辄以诸如“反对《物权法》就是反对改革开放”收束,则已离“政治左派”不远了,夫复何言?! 
除了上面第三类人,在下与此左右中人均略有过从。观其言行,察其行止,觉得什么“左派”注重福利,“右派”关注自由等等人为宣示,其实无趣得很,并非当下中国的真实问题所在。“福利”和“自由”,都是要命的事,你说能缺哪样?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一些“新左派”中人,学有渊源,思必无邪,为人可靠。然而,其理论立场又确乎让人不敢苟同,无趣得很,甚至于无理得很。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灿烂花蕾芬芳动人,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先生们言行不一,无事胆大,有事溜之大吉,只能让人敬而远之。如此知行脱节本身,不仅似乎导致其学思破产,而且不能不连带让人怀疑起他的自由主义主张本身来了,难怪有人调侃自由主义是一种连自身自由都不保的理论遗产。尤有甚者,平日开口自由民主,闭口平等博爱,将法治人权永远挂在嘴上,可出任一回学位论文答辩会“主席”就官瘾发作,威风十足,将专制蛮横本性暴露无遗,其之不堪,迹近“政治左派”,怎能不令人作呕。
置身此情此景,面对其人其事,有时候不免想到观堂先生“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这句名人名言,深感无地彷徨,反倒多了一分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同情的理解”,明白身处“转型期”,大家其实都蹦达不到哪里去。至于连“文化忧思”这个词都不懂,却即刻大言傥论“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真的是愈来愈差了!”,那么,最好什么派都不是才是,否则,无论身为左派还是右派,都够丢人的。
如此,追往事,千千遍,何如宿酒醒来,忘却归时节,但看朱帘一夜朦胧月,同欢宴。哈!哈哈!

20081216日于无斋,1224日增订
——原载共识网
作者简介:许章润,男,西历一九六二年生,安徽庐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治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兼及宪政理论与刑事法学,尤其关注“中国问题”意义上舶来理念与固有生活调适过程中的法律方面,而念念于中国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现代重构性阐释,汲汲于儒家优良传统的法律复活和中国之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追求法律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寻索学术的人道意义。主持《历史法学》集刊,主编“汉语法学文丛”、“西方法哲学文库”和“法意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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