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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20日戒严令后，北京市「全民截兵」，“市民们：这里是军车终点站，绝不准在此通过！”图片来源：六四档案网站 |
八九六四30周年之际，旅德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推出《子弹鸦片 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法文版。书中记录了9名因为六四而被中国当局冠以“六四暴徒”标签判刑的当事人的故事。这些人原本只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30年前的春夏之交，他们只是或近或远地关注着北京街头那场和平却也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但1986年6月3日军队开枪的消息让这些普通人冲冠一怒。他们的命运从此被彻底颠覆。他们多被判以重刑，而出狱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全身心投入利益追逐的社会，他们当年的勇敢与付出已经被社会所遗忘。廖亦武希望以他的记录为这些普通人留下一份历史记忆，也希望警醒世人：子弹之后的鸦片不仅让开枪者巩固了政权，而由此形成的“完美独裁”也正威胁西方的民主。4月初，廖亦武在巴黎接受法广采访。
法广：首先，这本书取名《子弹鸦片》。“子弹”很好了解，“鸦片”指什么呢？
廖亦武：这个题目是陈述一个事实，也就是，三十年前，共产党开枪，使用子弹镇压了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场要求民主的运动。死亡人数至今是一个谜：是几百？几千？还是上万？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被关押，也不知道。子弹之后，政府又使用鸦片，也就是号召大家去赚钱，同时也用这个鸦片去引诱西方人改变对中国的制裁。今天看起来，他们的策略成功了。
军队开枪让学生运动变成了一场全民抵抗运动
法广：八九六四普遍被看作是一场学生运动，人们在事件之后普遍关注的也是青年学生的命运。为什么在您自己因为六四坐牢之后，跑遍各地，寻访那些被贴上“暴徒”标签、并被判刑的人？
廖亦武：2004年冬天我结识了武文建。武文建觉得历史很不公平，他同我谈了一些“暴徒”的情况，给我讲了很多这些“六四暴徒”的事。我意识到，这些我自己已经忘记了。当时，除了青年学生，我还知道丁子霖，与她多次打交道。也读了很多流亡海外的学生以及一些精英的回忆录。但其它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基于这么一个情况，也基于自己坐牢的残酷经历，我决定随他去采访。
我们走访了很多人，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帮助。但还是有一些人接受了采访。后来，我又写了一些在四川和我一起坐牢的人的命运，慢慢地就成了一本书。
这些人其实是天安门运动的主体。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是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六四那天晚上，在很多地方与军队对峙的，就是这些北京市民。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标记性的人物：王维林。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王维林的真实姓名，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死了，还是关在监狱里？监狱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大多数人的命运其实就是这样。
余志坚在关于他的那篇文章中的讲述之所以重要，也就在于此。余志坚他们在学潮期间，从湖南到了北京，曾试图与学生接触，他们也向学生提出一些建议，虽然这些建议在当时看来有些过激。当时，这还是一场学生运动，他们要接触那些学生领袖非常不容易。刘晓波在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也有记载。就是说，当时外面的人要介入广场指挥中心，很不容易。余志坚对这一点讲述得很清楚。后来（余志坚）他们要去砸毛像，结果被学生纠察队扭送交给了警察。
但是后来，学生从广场撤离，这场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全民抵抗运动，和学生当初的那场有诉求的运动不一样了。
他们这些人的精神特别可贵。我后来在德国把他们的经历讲给一些前东德的人，比如沃尔夫•比尔曼。他听了以后特别感动，因为这和当年在（东德）莱比锡的运动很像。当时在莱比锡，也是一些不分职业的老百姓上街，他们把老婆、孩子和老人都留在家里，就怕（当局）学习中国。准备好一旦开枪，他们去挡……捷克也是这样，波兰也是这样。
当时大家为什么通常只把这场运动看作是学生运动，我不知道，可能是那些逃亡出去的通常是知识分子和学生。黄雀行动营救的也是榜上有名的那些人。但是大多数付出代价的人，就是《子弹鸦片》里写的这些人。这些人被抓后，成批枪毙。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到底戒严部队枪毙了多少人、当场打死了多少人。他们都是朝死里打。对这些被抓的人，量刑都非常重。而且，这些人还不是在风头上被抓到。那些在风头上被抓到的，判刑更重，当场毙掉都是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枪杀了多少人、后来重判了多少人，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统计。我知道澳洲有孙立勇在收集这样的名单。
总之，运动最后的主体就变成了《子弹鸦片》里的这些人，这些普通的抗暴者。
法广：这些被贴上“暴徒”标签的人不仅判刑很重，而且在狱中轻者说是受到虐待，重者说是受到酷刑。这些酷刑当时是狱中的普遍现象，还是主要针对这些“暴徒”？
廖亦武：狱中普遍很黑暗。我在重庆坐牢，我知道我的狱友都遭到了虐待。可能最开始他们要经历戒严部队那一关，那真是生死关，被打得遍体鳞伤，再扔到号子里。这样的鬼门关他们经历了两次。一次是戒严部队，接着是被警察抓住……根本也谈不上什么“酷刑”或非“酷刑”这样文雅的字眼，就完全是兽性发作：抓住这些人，认定他们是“暴徒”，就朝死里打。
子弹之后的鸦片使当年的抗暴者变成了不光彩的遗产
法广：从这些证人的证词里，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反差：六四发生前的学生运动中，北京可以说是全民动员，他们对学生的支持可以说热情、无私得令人感动，甚至可以说民间有一种无畏。但几年之后，当这些被贴上“暴徒”标签的人离开监狱、返回社会的时候，面对的却是一种冷漠、逃避，甚至是排斥。如何理解前后的这种反差呢？
廖亦武：这就是鸦片的效果。如果想要在中国改变政治制度、要在中国实现民主，那肯定是用子弹来对付，坚决镇压。过后，民间肯定淤积了一种情绪，需要释放。而要骗得西方解除制裁，就要做一些姿态。于是，邓小平南巡，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说中国要市场化、要开放市场……只要不输入民主和人权，做什么都可以。
西方的政客也得出一个理论，觉得像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这样制裁下去也不行，需要改变策略。那时候很盛行的一种策略就是：市场化能够带来民主，互联网能够攻破独裁。那时候大家都相信，甚至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也相信。一下子，全中国人民一下子都去挣钱，生意越做越大；一些公司污染环境、污染天空、污染土地、日本的垃圾运到中国……这些都没关系，都可以用钱来解决。这下子，这些人（从监狱）出来就是一个历史的污点。中国人的信仰变成了钱，这些人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不光彩的遗产。完全被社会所遗弃，而且在各方面都成了一个“废人”……
从“互联网可以攻破独裁”到“高科技可以击败民主”
法广：就是说民间在六四之前的那种热情，已经被后来的经济利益所消蚀了？
廖亦武：也不能说是中国变了，我觉得这个世界都变了。全球化，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全球化，全球市场。你看脸书的总裁，他难道瞧得起习近平吗？但为了做生意，他把习近平的文选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我觉得这样做简直连狗都不如。但是他如果进入不了中国，赚不了中国的钱，同一个行当里，大家都会嘲笑他。这就直接影响了政府决策，因为很多公司进不了中国，但政府也还是得靠钱来运作。于是就形成一个经济体。大家还认为，这只是中国发生问题，与我无关，中国即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也与西方没有关系，西方只要赚到钱，就可以了。
但结果不是这样。结果是中国在利用高科技，在全世界派遣特务、搜集情报，觉得高科技最终可以击败民主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概念！这是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现在非常迷恋高科技，认为掌握了高科技，就不仅能监控，把整个中国变成《１９８４》描述的那样的集权社会，而且能向西方国家输入中国的独裁。
子弹+鸦片：西方需关心自身安全
法广：《子弹鸦片》这本书收集的证词不断有补充和后续。这次又在法文版里加入了为2017年夏季在关押中去世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1989年开始的那次镇压一直在继续，您是这样认为么？
廖亦武：我觉得当前形势是对1989的一种回应：30年之后，仍然是如此残忍。当然，作家的能力也只有如此。如果这本书能够改变一些人的思维，让一些西方政客、西方企业家等长期与中国做生意的人减轻些鸦片烟瘾、让他们警醒一下，这就已经不错了。虽然他们的烟瘾恐怕很长时间内无法戒掉。要让他们有一点忏悔的意思，不要以为这只是中国人的事，他们对此是有责任的。而且，西方现在面临一个关口，需要关心自身的安全问题，无论是欧盟、德国，还是法国或美国。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讲，子弹鸦片是一个长达30年的预演。一个是子弹，一个是鸦片，这就是独裁，是完美的独裁。如果有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不知不觉也上瘾成了鸦片烟鬼的话，那就整个没救了。
法广：您自2011年离开中国，定居德国。德国是一个您并不通晓语言的国度，但您一直在那里不遗余力地为一些六四难友奔走呼吁。先有李必丰，后有刘晓波夫妇，最近又有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王怡……您可以说每次都在动用身边一切可能的资源为他们呼吁，如此竭尽全力的努力其实并不多见。为什么呢？
廖亦武：这是应该的嘛。我觉得，一个人拥有了自由后，要为他人的自由而奋战，有不断的激情。作家的激情也就来源于此。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勇气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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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鸦片》法文版由法国汉学家侯芷明女士翻译，由Globe 出版社发行。此书的日文版和英文修订版也在今年陆续推出。
30年过去，八九六四在中国仍然是言论禁区。当局试图抹消六四记忆，中国大部分年轻人并不知道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什么，正如很多人并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一样，海外关于六四的书籍在中国自然也是禁书。如何保存六四的历史记忆？廖亦武表示，他对此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一个作家的寿命比所有的独裁者寿命加起来都长。无论是90后、00后，或是10后，他们终归要学习这段历史。奥维尔当年写作《1984》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理解他。但今天大家不是仍然在读奥维尔吗？！他相信这些年轻人终究会长大。记录罪恶的书会始终存在，他们会读这些书，并因此懂得，人类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作家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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