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無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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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院長曲衛國教授在2019年6月17日畢業典禮上的發言，文中圖片為編者所加。
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各位老師
大家好！
首先請允許我像每年一樣，代表復旦外文學院向大家表示熱烈祝賀，我還是繼續重復我每年在畢業典禮上說的話：
請允許我代表外文學院的教師，對你們最初選擇復旦或中間加入並堅持在外文完成自己的學業，表示由衷的感謝。
正是由於你們的選擇，外文學院才發展得越來越好。
這些年的畢業典禮，我每次都反復絮叨非正式版的民間復旦校訓：自由而無用。
遺憾的是，翻看前幾次的發言，我發現我的心情一年比一年沉重。
2017年我主要談的是無用，non-instrumental。
2018年我發現有必要對於自由好好地思考一番，因為說到自由，大家似乎更關注自己的自由權利。
去年我在解讀自由時強調說，我們要捍衛的不僅僅是我們自己自由的權利，我們更要捍衛他人同樣的自由權利。
因為當他人的自由權利遭到蹂躪的時候，我們的自由實際上也名存實亡了。
這也就是freedom from imposition。
本來今年不想說了，可是前幾天參加的答辯和網上各種議論，當然還有劉欣接受Fox的採訪，我突然發現，也許還是該再說說我們自己的自由，說說freedom of，自由只能是個體獨立意志和思想的體現。
現在太多的集體綁架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竟渾然不知freedom of 後面的名詞被換成了復數。
前幾天參加同學的論文答辯，有同學在論文中談到了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問題。
有引用Markus, Kitayama，Matsumoto,等學者的理論去討論東西方文化差異，說東方人是collectivists, 而西方人則是individualists。
持這些觀點的當然還有Hofstede, Triandis等大學者。
我的研究涉及跨文化，有一段時間幾乎也是毫無保留地接受這種假設。
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形勢的發展，我發現現實比理論復雜，如日本人和中國人的collectivism就非常不一樣。
我在明治大學講學的那個月，專門和日本學者討論了這些問題。
這幾年我開始討厭起文化差異的假設了。
首先，這種假設咋看起來是出於對不同文化的尊重，但實際上卻把人類文明的某些特點和成果，全部劃歸到了某一文化之名下。
看似開放的討論，其實是discussions of denial，是對人類共享資源正當權利的剝奪。
其次，文化差異的討論表面上是形而上的思考，但實際上更多地是形而下的算計，因為大家不方便明說的是，所謂的文化實質上指的就是族裔，而族裔的認定基本是生物學的事情。
如果我們接受這類文化差異假設，那就難免要同意其中暗含的一個悲觀的宿命結論：
我們的生理構成決定了我們的文化特性。
有些族裔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發達程度。
這完全無視歷史發展現實。
稍有歷史常識的都知道，不管哪個族裔，任何發展都是靠互動的。
互動的一個結果其實就是hybridity，雜糅。
文化之間的互動發展常常是暴力的，因為互動的結果常常意味著改變，而被改變一方裏的統治者基本都是不情願的。
▲諾曼征服徹底改變了英國語言文化發展的軌跡
我在英語通論這門課上也簡單地提到過，諾曼征服徹底改變了英國語言文化發展的軌跡。
如果比對古英語，我們可以說諾曼法語幾乎重構了英語和英語文化。
沒有Norman Conquest，能有今天的英語文明？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一意徒勞地在想按照生物界線維護族裔純真的民粹分子，竟然忘了生物學裡的一個簡單道理：
近親繁殖會使物種退化。
閉門鎖國文化發展的後果難道不是如此？
文化發展到今天，實際上已經很難有純真了。
記得那天我在答辯的時候，很過分地問那同學：你和父母思路很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你父母和爺爺奶奶也有差異，那誰更東方，誰更西方？
我現在厭惡文化差異的討論還因為學者善意的差異討論，常常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了某種不合理方式的存在依據。
其實，稍稍動動腦筋想一想，如果我們是真心認可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幾千年前的思想或者一兩百年前的思想怎麽可能適合今天的社會？
許多人口口聲聲地說厲害了我國，但如果我們真的厲害了，為什麼還要靠幾千年前沒有微信的孔子來指導我們今天的實踐？
別有用心的人，篡改跨文化差異的討論基本前提是有想法的，他們企圖用文化之間的對抗來掩蓋了自身文化內的矛盾和衝突，用反對他文化的強權來遮掩自己的強權。
如果真的是反對強權，尊重獨立，那文化之間和文化內部的壓迫，我們都應該一律摧毀之。
我的這些嘮叨，與復旦自由而無用的校訓有什麼關係？
我想說的是，即便是在研究或學習中，我們的思想其實常常不是我們以為的那樣自由。
在繁雜思潮的影響、無恥強力的壓迫和各種利益的誘惑的夾擊下，捍衛自己的思想自由變得非常困難。
我們通常相信讀書能使自己強大，但在讀書過程中，我們的獨立意志或思想自由常常會有意無意地被綁架。
大家都認為讀書是好事，但如果讀書時獨立意志停擺，沒有了自由思想，結果也許比不讀書更糟。
叔本華曾在On reading and books一書裏說：許多人分秒必爭地讀書，都讀傻了：they have read themselves stupid。
你們都是如饑似渴的好學學生，明白這道理非常重要。
按叔本華的分析，我們常誤以為閱讀時我們在獨立思想，其實，閱讀過程中大多數是別人代替我們思想，我們只不過是重復他的思維過程。
When we read, another person thinks for us: we merely repeat his mental process。
叔本華對閱讀分析最精彩的、也是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注意，我們讀書時會把自己的腦子變成了別人思想的跑馬場：
But, in reading, our head is, however, really only the arena of someone else‘s thoughts.
真心希望大家能記住這句話。
怎麽防止出現這種悲劇呢？
復旦人還得記住復旦的民間校訓。
自由的前提是無用。
我在2017年討論無用時，曾說過這樣的意思：復旦的無用不是源於莊子的思想，不是像他說的，使自己變成無所可用的樗樹，從而能「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
它是康德堅持的人非工具而是自身目的的意思。
讀書堅持自由而無用，這就意味著我們讀書不是為了用於他人所規定的目的，而是為了自己獨立的生命體驗。
讀書不是為了尋找他人給出的答案，而是為了自己能有更大的思想自由。
任何只讀一類書、只效忠一個權威的人，基本是在用書壘砌成一座關押自己思想的囚牢。
祖先把書設計成磚塊狀，抑或也有這層意思？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潘光旦先生。
潘光旦有一段話非常著名，是對復旦校訓裏「自由而無用」絕妙的註釋：
「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階級的、國家的、種族的、宗教的、黨派的、職業的。」
這話真是我們應該記取的。我們是為了好好做人而學習的。
▲潘光旦先生（1899-1967）
遺憾的是，大家都知道費孝通，可能不一定知道被費孝通稱為老師的學貫中西、博通古今、卓然不群的學界泰斗潘光旦先生。
這位本科在Dartmouth， 研究生在Columbia的學者在那場今天居然還有不少人想翻案的浩劫中，受到了紅衛兵學生野蠻、非人的折磨。
這些紅衛兵和你們一樣的年紀，其中有不少是飽學的高材生。
悲催的是，失去獨立意志的紅衛兵學生為他人所用，博學睿智的他們墮落成了打砸搶的罪惡實施者。
每每說起潘光旦，我都非常激動。年近七十的潘光旦，這位中國學界的泰斗，在紅衛兵的逼迫下拖著殘廢之軀，在清華園，我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裏，像動物一樣爬著除草勞動。
他1967年病重時，他們竟然不准他看病，也不給止痛藥。
就在那年他疼痛難忍，用四個s開頭的英文單詞留下淒慘的遺言：surrender （投降）、submit （屈服）、survive （活命）、succumb （滅亡）。
也就是在那年，費孝通仰天哀嘆「日夕旁伺，無力拯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
他抱著老師直至他停止呼吸。
可見自由而無用是多麽重要，但它又是那麽地脆弱。
它不僅僅能使我們追求自己的生命體驗，它更能防止我們墮落成犯罪的工具。
它是人性的第一道，或者說最後一道防線，實際上也是唯一的防線。
守住這條防線可能麽？
我們大概做不了潘光旦，但我們能做自己。
今天上午來學校正值上班高峰，擁擠的地鐵使我們每個人的身體動彈不得，但我看見幾乎每個年輕人都拿出了手機，在這麽壓抑的空間或者說零空間裏，居然爭得了一小片任意網遊的自由。
也許因為要畢業典禮發言的緣故，我突然感動了。
自由不是靠施捨獲得，它靠的是我們的意志。
You can lock up my body but you can never imprison my will.
該打住了。謝謝大家。
末了還是一如既往和大家一起共享我人生的座右銘、Edward Everett Hale的名言：
I am only one, But still I am on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But still I can do something； And because I cannot do everything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the something that I can do.
這是我最後一次作為院長致辭了，突然有點欲罷不能。
你們任重而道遠，再加上一句吧，還是Edward Everett Hale的囑托：
Look up and not down.
Look forward and not back.
Look out and not in.
Lend a hand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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