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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

王德邦:可堪回首,凭谁问?

这个逼&仄时&代,汉语表达陷入穷&途末&路,以致我搜肠刮肚找不到陈述thirty(以下简称“Th”)年是非恩仇的方式,只好用“只可意会”的文字,一吐曲衷。


我一直坚信,有关部门Th年如一日对我追逼,是基于错误信息下的错误判断,不仅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也于情难容。

1993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在面试过后发提档通知时,被研究生招生办老师抽屉中一个铅写且错误的名字(王治京),划入了另类需单独审查者行列。过后我敲开人大哲学系党支书的家门,他直言:非人大不取,因上面有信,不敢违抗,但只要我回北师大(本人母校)开具“当年”无事证明,他们定然招录。

于是我回母校找到当年的班主任,陈明事由,她慨然力助,当即致电曾教过我的校领导,恳请出证。结果电话那边一会回复:当年清查小组已散,现无人承认曾参与,故无法证明。就此夺去我读研资格。

我愤而下海,进入一民企任高管。入职时,因担心给企业带来麻烦,就跟老板坦承自己过往。老板不久便透露有关部门已知情并前来了解过。

广西北海

19996月“当日”,公司合作方的一位体制内处级干部与我一同出差北海,途中他接到一个追问我行踪的电话,过后他坦言是有关部门打来的,并半开玩笑说:你小子小心点!有人盯着你咧!

多年来的种种迹象,让再笨如我的人,亦能清晰感知那无处不在的眼睛。对此我也曾想过离职他往,但种种或明或暗的提示,让我知道逃离的不可能及相伴而来的危险。

在民企,我虽任高管,但那低得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工资,曾让我相信是企业生意艰难所致,直到我十年后离开公司时,老板才说:有关部门曾明令不得给你高工资,只许维持“不饿死”水准,原因是怕你有钱后“搞事”。当然,后来有关部门找我多次谈话也透露,如我辈是不可能让过好的。这使我相信坊间流传针对当年一代“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2013年,我妻子与亲戚合伙在桂林盖房,欲解决后辈成家住房问题,结果反复三次遭有关部门推毁,我妻子还被打伤。原因就是有关方面阻止我可能前往桂林居住。如此导致我与亲戚们债台高筑,深陷困境,而亲戚们怨我拖累,竟断绝与我往来。

在如此围追堵截下的生计,只能在惶恐中举债度日。其实我的遭遇相比于当年同仁们尤其当年罹&难者家&属们几十年来的不幸,真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真正是惨绝人寰。

当然,多年来忧愤之余,我也偶发感想,竟而招致有关方面约谈、喝茶,甚至传唤、抄家及“旅游”。

对Th年的诸多逼迫,我已日渐麻木,现唯难放下的是,孩子面对家庭遭遇时那困惑疑虑甚至绝望无助的眼神,以及当年罹&难者的亲人们苦苦期盼公&正的心声。

这Th年啊,真是没完没了的折腾,无休无止的锥心。


Th年来,我真诚希望那些历史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不是因为自己还指望有什么获得,而是实在不忍看到那些难&属们在痴痴以求G正的泥途上一个个凄然含恨睁目离世。

我曾不只一次与前来找我谈话者申明,只要当年那些死者亲人们得到安抚,死者得到公正,我返乡牧羊,或街头流浪,概无怨言。

当年一代人忧国忧民的赤诚,是我三十年风雨人生的支撑。

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面对有关人员追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坦承希望“结束一个因思想而犯罪,因言论而入狱的时代”。
 
曾居住过的北京周口店

面对“想颠&权”的指控,我向有关人员多次讲《庄子 秋水 腐鼠》的故事,希望他们不要鸱吓鹓鶵。

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之事,我曾诚邀有关人员参与调查,并提出由他们选三个案例,我陪同他们前往实地取证,若为虚假,我愿担刑责,若是事实,则请他们履行职责,依法解决。有关人员先时允诺,后又放弃,使我困惑:难道为民解困不是他们责任所在?

我也曾应有关人员要求,对困扰中国社会的上&访问题,写过《Z国上&访问题刍议》,坦陈己见,希望他们或能听取一二。

我如此所行,当然不指望得到什么首肯,只想告诉有关方面,现代文明应遵循公开、阳光的行止规程,告别阴暗、下作的地&下党&思维。

对多年来跟我打交道的具体个人,我抱持礼节性尊重,原因是相信大家都是有血有肉之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感知的苦痛,相信他们亦有所感。

当然,Th年来我也多次听到有关人员应承“当年问题必会解决。”记得在北京2009年时,有自称Z办某室的副主任约我吃饭时,曾明确表示当年事必解决,但需要等待时间。我说,我自然坚信必会解决,但是那些难属年岁已高,等待不起,怎忍见他(她)们一个个含恨而终?当时举坐黯然。相信有关人员也是心有感触。



Th年来有关方面对我当然不只是逼迫,也是有关心的,只是那些关心,我愚钝难领。

2005年底,就在我离开民企漂泊闾巷之际,北京有关人员曾找我面谈,言及可出资几千万注册一公司由我运作。我当时答:第一,我没有挣钱能力;第二,我没有挣钱兴趣。有关人员当即表示:对第一不相信,对第二相信。我又问:若有此钱,何不给那些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人呢?有人轻应,这是专款专用。

2009年,有关人员几次找我面谈,说可以找一大学让我去教书,并解决我孩子京籍户口,以便上学。这当然是雪中送炭,解决我孩子正因户口面临的上学困难。我当即表示感谢,并说愿意教书,对去什么学校不计较。但几次交谈后,我很不识时务地提出希望到学校讲公民教育。结果有关人员请示后,回复说不能办理了。
 
       正大光明

面对这些关心,我的确很不识趣,不管亲朋故旧及有关人员如何埋怨,我甘愿承受,只是我百思难解:国之公器,当正大光明。当年举世瞩目之事,关乎天下是非曲直,民族前途命运,并非个人恩怨得失,岂能私以恩惠化解?虽有关人员对我关心,但我生性愚笨,不擅周全,故难领受,还望有关方面从家国是非大局来开解此结。


Th年中国社会究竟如何?争议从未止息。有言之凿凿者推出“Z国模式”,扬言为世界提供指针。或许从某个角度及站在某个群体而言,也有些依据。

然而,从几十年的改革历史来看,国际国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在民生上是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仅从吃饭、穿衣的动物短期性需求来说,这几十年民生成就是成立的,但如果从社&会裂&变,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是非&颠倒,善恶错置,文化凋敝,公&平无存,正&义缺失、腐&败横&行、伪&劣泛&滥等来说,那年之后的所谓经济改革完全可以说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丧&尽天&良、亡&族灭&种、断&子绝&孙的G革。

这种改革短期将民族的子孙后代资源耗尽,将祖宗的价值文化积累摧毁,是必将深远祸及后世。正如有经济学家计算后得出结论,就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改革几十年的所谓成就还远不足以填补环境与资源的损失,也就是说改革仅从经济角度就是得不偿失,就如割自己股肉而供嘴食,虽满足了口欲,但伤及着生命。更何况还有文化、价值上出现的远比经济更大的灾难!
 
        天问

导致中国困境的根由,秦晖先生提出的“低R权”,朱厚泽先生临终的“天问”,孙立平先生阐述的“转型&陷&阱”,以及温家宝先生2012年答记者问,均对此作出过挖掘。而近年来反腐业绩,每年奔走于途的数千万F民与发生的数十万起群&体事&件,则实证着社&会危&机深重。

对中国现在的问题,我坚信有关部门心知肚明,而要想解决中国今日问题,则绕不开当年之事。谁能否认当年那些诉求不正是医治今日病症良方?对此三十年来有关人员从未与我争辩,相信他们也有思考。
  

Th年来的痛苦,煎熬得我白发满头,以致是去国还是坚守,甚至是生还是死,都一再成为人生的考题。

当年那个晚上,我在北师大“三。一八”纪&念&碑前曾对一校友说:因你平日冲得前,关注度高,现在赶紧走吧!我来带同学们前往。

结果那人没有走掉,直到28年后的2017年,他才举家前往美国。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这一走就走了28年,中&美距离真是漫长。

2005年,曾有朋友动员我出国留学,我婉拒了。

近年来,随着众多当年的朋友去国,在国内的日益稀少。有不少朋友出于关心,又一再劝我离去,但我始终犹豫。其实我也清楚,在这凛冽冬夜,自己留下也做不了什么。但我仍记得自己曾经所言:除非被绑或打昏送出,否则决不离故土。

今天,不管有多少愁苦劳烦,Th年已成过往,而面对来日茫茫,谁料没有更多苦难?

那么,如何迎应前途凶恶,唯有咬紧牙关,墨守底线:我虽无力阻止这片土地的苦难,但我决志与苦难同在,做苦难的见证人与承受者。

2019530

(照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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