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读邵燕祥之《找灵魂》

 

 

读邵燕祥之《找灵魂》*

张耀杰

 

邵燕祥先生我一直没有见到过，是丁东先生送我一本《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并且特别介绍说，这本书之所以好，是因为作者没有隐瞒自己的一些不光彩的人生经历。这在那一代的自我标榜为两头都很真的老人里面，是很难做得到的。

查阅全书，在《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中读到作者的一段话：

"我在再一次披阅旧日卷宗时，从文学写作的追求与失落入手，却发现了一个整个人格扭曲蜕变以至丧失良知的轨迹，这如此深刻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虽不完全意外，仍然十分震悚。我以为，以真相和本色示人，强似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

"以真相和本色示人"，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的并不多见。《找灵魂》一书的难能可贵处，就在于此。

 

一、以真相和本色示人

 

关于灵魂，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的阐释。在我看来，灵魂就是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大同人类中的每一位个人，既自私自利又自由自主的主体意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观点在邵燕祥先生的自述传里，得到了印证和支持：

"我也到所谓晚年了吧，这才发现：只有自由思想、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才是一个人的灵魂。"（P2）

"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不懂中国的政治史，更不懂外国的政治史，于政治理论只有灌输的一知半解，于实践层面对政治操作一窍不通，只会响应号召，奉命行事——却早早就加入了ZZ组织，稍后就立志写'政治诗'，并乐此不疲，在个人的顺境或逆境里都在力争做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宣传工具'。……然而，个人主体之不存，自由安在？……从1945年到1976年：我走进了毛MM时代，又走出了毛MM时代。"（P302）

从这个意义上说，《找灵魂》一书是邵燕祥从1945年开始一步一步奉献灵魂以至于失魂落魄，到了1976年之后才开始魂兮归来的个人编年史。每一位关心中国历史及个体灵魂的主体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份或自由自主或被动异化的精神同点。

 

二、学一点防身的本领

 

1947年10月，还是中学生的早慧诗人邵燕祥，加入了地下  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

1948年，邵燕祥在他的诗作《金菩萨》中，写下这样杀气腾腾的诗句：

 

我们有绞死绞刑者的绞刑，

我们有颠覆阴谋者的阴谋。

 

在另一首《蜕》中，邵燕祥又写道：

 

他们的声音飘在旗帜上

——或者和我们同行

——或者死！

 

至此，中国传统儒学礼教"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单边片面、政教合一的神圣教条，与来自苏俄的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你死我活、共C革 命的阶 J级斗争理论，在年仅十五岁的邵燕祥笔下，凝成了新一轮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圣战教条。

包括邵燕祥在内的整整一代中国人，在儒学教条加苏俄理论的"存无产阶级之天理，灭资产阶级之人欲"的半新半旧、土洋结合的圣战教条指引下，陷入了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被称为解放战争以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国内战争和政治运动之中。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代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的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对于自己当年"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的"甘受奴役"，邵燕祥自我解剖说："从1949年乃至更早两年，我已开始从推崇毛MM到真心尊敬他，又从多少是理性的尊重和感情上的信赖进而为无条件地信仰，终于从盲目崇拜发展到迷信的地步；以为中国革  M命是一人力挽乾坤，中国的前途也取决其指引，……这已经与前现代皇权专制主义治下的臣民迷信一样的愚不可及了。"（P301）

1948年12月，由储安平主持编辑的《观察》周刊发表了邵燕祥揭露国民党币制改革坑害百姓的短篇小说《币》，用邵燕祥的话说："本年我赶上的是中国自由主义媒体的末班车。"

正是由于"赶上过中国自由主义媒体的末班车"，由以胡适为代表的欧美留学生输入中国社会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也就是人类共同体最具普世性的主体个人自治自治、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公共社会法治民主、政治制度限权宪政、国际社会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价值谱系、价值信仰；在晚年邵燕祥身上薪火流传，以至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再一次被发扬光大。

在《找灵魂》一书的"跋"里，邵燕祥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传神写照的血泪文字：

 

一个早慧的诗人，

不结果的谎花；

谁能告诉我，

自杀还是他杀。

做破了的梦，

再不能忍受强奸；

未来：

能不能把梦做得好一点。

 

在一些人的晚年反思中，都有诸如此类的文字解释：他们当年并不是坏学生反而是好学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到革命圣地寻找精神坐标的人生道路。

对于这样的自我辩护，我个人一直是不予认可的。一个好公民、好学生的根本点，就在于守住自己既自私自利又自由自治的主体灵魂，并且承担自己极其有限的个体责任，而不是通过无限正义和绝对正确的现代造神，去充当追随在救世主或大救星身边救苦救难解放别人的救国者甚至救世者。借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的话说：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当年的一大批读书人，并没有从《胡适文选》中"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却偏偏走上了以奉献灵魂为前提条件的非常态的人生道路。晚年邵燕祥写作《找灵魂》一书的难能可贵并且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和历史意义，就在于他像半个世纪以前的写作编辑《胡适文选》的胡适那样，苦口婆心地"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从这个角度上说，晚年邵燕祥堪称是胡适先生"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隔代传人。

 

*文载《读书时报》，2004年10月6日。邵燕祥著《找灵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