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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

邓聿文:習遇黨國極限壓力 出路何在?


儘管近期中國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政策轉向,比如在對待民營企業方面,在11月初習近平召開高規格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後,相關部門和地方都在緊鑼密鼓地部署落實。這是又一種形式主義,但相信還是不能打消社會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左轉疑慮。相反,新近發生的一些事情加重了人們的疑慮。
時令已到11月中,中國社會至少知識界都在等改革40年的大慶會發出什麼樣的信號。但不管如何,有一點很清楚,人心思變,中共又到了一個歷史選擇的關口,是向前緩步邁進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大道,還是在中國特色藉口下,把中國帶回獨裁專制「邪路」,考驗著習近平和黨國高層的智慧。
雖然許多人一再警告不要對習近平和黨國心存幻想,可我仍然感覺歷史並非對中共完全關閉時間之窗。我一向相信形勢比人強的道理,中共也未完全喪失伸縮性,正如開頭所說,在內外極限壓力下,習近平和黨國是存在政策轉向可能的,也已經做出了這種姿態。
對我而言,之所以希望習近平能聽從社會呼應轉向,更多是基於中國人民的考慮。如果能有一個穩健的民主轉型,雖然比激進民主革命過程要長,但對人民的代價總是相對少的。因為就中國社會積累的怨氣和分裂程度來說,激進民主化最後很可能導致一個人們不想要的民主,或根本不是民主,而它的後果總是要老百姓來承擔。不過,決定社會是否會激進民主的鑰匙掌握在中共手上。
目前習近平和黨國遇到極限壓力,是中美貿易戰以及由此帶來的兩國關係的惡化,在未來若干年裡,恐怕都是一個迴避不了,也不能迴避的話題。說兩國關係處於中國改革40年來最壞時期也不為過。這種狀況發生,本質上是兩條發展道路──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較量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中共不改弦易轍,它遲早是要來的。然而,在2018年這個時點到來,很大程度上則是由習近平個人引發。
雖然之前美國對中國在國際上實行的一系列擴張政策已非常警惕,但中共19大習核心和習思想的確立,今年兩會習近平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這兩件事被美國看作一個時間節點,使美國鷹派意識到,再不出重手遏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以後就沒有機會,或成本會大得多。這代表美國菁英層對中共和習近平,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因為習近平綁架了中共,而中共綁架了中國──的徹底失望。
然而,美國也知道,以中國現在實力,除非美國動員全球反共反中力量。從川普的「美國第一」政策看,很難達到這個效果,否則,美國靠自己難以完全打垮中國。故而副總統潘斯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說,美國的目標是,只要中共回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上來,美中兩國就能建立起正常關係。這一點也恰恰是當下中國大多數民眾,包括中共黨內大多數黨員幹部的要求。
就這樣,美中兩國人民在這點上達成了交集。這是化解中國內外交困局面的起點,實際上也是中國民主轉型的起點。如果習近平和黨國不想使局面繼續壞下去,弄到不可收拾,就必須回到中共40年前的這個起點和原點,實行真正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不是做做樣子。
當然,今天回到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不是重複鄧已做過的事情或走過的路,而是繼承他未竟或未做過的事,在更高層面上推進他的事業。鄧本人說過,在本世紀中葉,中國人民應該享受能普選國家領導人的民主。距本世紀中葉還有30年,是否需要這麼長時間實行普選,可以討論,但這個方向無疑是值得為之奮鬥的。
前途艱難。治理這麼一個大國,確實有許多難處,我想多數人是充分體諒的。然而,任何困難,都不能作為長期不還政於民的藉口。想當年中共在野時,激烈抨擊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不管那是出於真誠還是奪取天下的謀略,在執政快接近70年的今天,各方面條件都已超過當時,朝野該坐下來協商中國的未來了。
(作者係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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