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从三个角度看「改革已死」是否成为社会共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外贸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私营企业成长，但是最近五、六年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目前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叹日子难过。改革在这方面会不会也濒临死亡？值得关注。
进入2018年元月以来，舆论环境对民企很不利。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论阵地《求是》网上刊登鼓吹「消灭私有制」的文章，吴小平发表宏论，称私营经济到了退场的时候，邱小平进而言之，「党要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发展利润」。一位前中国国企高管、后来成为某民企掌门人说了一句真话，十九大以后，政府一直在收权，这是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
这种「相信公有制」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很不利，导致他们难以进入只有国企才能进入的很多行业，难以取得只有国企才能拿到的低息贷款。今年甚至出现国企接盘民企的现像，据中国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虽然中国政策上强调不得对民企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这种国进民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贸体制改革。这个改革从1979年开始，经过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自负盈亏，改革进出口商品经营体制，改革外汇体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大幅降低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等等。这些改革为中国在2001年进入WTO而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对外贸易从巨额赤字转为巨额盈余创造了条件。
但是中国的外贸体制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依然留有一条保护主义的尾巴。为了进入WTO，中国承诺健全市场体系，但十五年之后，一些重要承诺并没有兑现，特别是在金融、通讯、汽车等产业方面，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以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补贴和低息贷款等进行保护。在服务贸易、互联网和影视业中对外资企业依然实施限制政策。鉴于此，美国、日本和欧盟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时的承诺，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在2025年发展计划中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与补贴，对美欧企业很不公平。这是引发美中贸易战的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共内部和整个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这场讨论对毛泽东的封建家长式统治、「两个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进行反思，掀起一场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场现代启蒙运动中，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等，虽然后来被中共打压，却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
而现在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受到空前打压，执政当局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在这方面，可以说改革已死。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大抵宽松的舆论环境。但2013年出台的「七不讲」和「8.19」讲话，严厉处置了那些当局收买不了、与党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扣上「反动知识分子」的帽子，指责他们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当局的这些举动使思想界、理论界和知识界，及党内一些主张碎步前进的开明派非常失望。杜导正说，如此公开地钳制言论，是江泽民时代以来，二十年都没有的；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出大事。
这些检讨与反思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治下进少退多。在政治领域，改革早已死亡，甚至退回到改革以前。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已严重窒息了整个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私营企业成长，但是最近五、六年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目前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叹日子难过。改革在这方面会不会也濒临死亡？值得关注。
进入2018年元月以来，舆论环境对民企很不利。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中共理论阵地《求是》网上刊登鼓吹「消灭私有制」的文章，吴小平发表宏论，称私营经济到了退场的时候，邱小平进而言之，「党要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发展利润」。一位前中国国企高管、后来成为某民企掌门人说了一句真话，十九大以后，政府一直在收权，这是因为「执政党相信公有制」。
这种「相信公有制」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很不利，导致他们难以进入只有国企才能进入的很多行业，难以取得只有国企才能拿到的低息贷款。今年甚至出现国企接盘民企的现像，据中国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了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虽然中国政策上强调不得对民企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这种国进民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的大倒退。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贸体制改革。这个改革从1979年开始，经过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下放外贸经营权，建立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自负盈亏，改革进出口商品经营体制，改革外汇体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大幅降低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等等。这些改革为中国在2001年进入WTO而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对外贸易从巨额赤字转为巨额盈余创造了条件。
但是中国的外贸体制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依然留有一条保护主义的尾巴。为了进入WTO，中国承诺健全市场体系，但十五年之后，一些重要承诺并没有兑现，特别是在金融、通讯、汽车等产业方面，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以数量巨大、范围广泛的补贴和低息贷款等进行保护。在服务贸易、互联网和影视业中对外资企业依然实施限制政策。鉴于此，美国、日本和欧盟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时的承诺，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在2025年发展计划中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与补贴，对美欧企业很不公平。这是引发美中贸易战的根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共内部和整个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这场讨论对毛泽东的封建家长式统治、「两个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进行反思，掀起一场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场现代启蒙运动中，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等，虽然后来被中共打压，却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
而现在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受到空前打压，执政当局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在这方面，可以说改革已死。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社会还处于一个大抵宽松的舆论环境。但2013年出台的「七不讲」和「8.19」讲话，严厉处置了那些当局收买不了、与党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扣上「反动知识分子」的帽子，指责他们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当局的这些举动使思想界、理论界和知识界，及党内一些主张碎步前进的开明派非常失望。杜导正说，如此公开地钳制言论，是江泽民时代以来，二十年都没有的；这么搞下去，国家要出大事。
这些检讨与反思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治下进少退多。在政治领域，改革早已死亡，甚至退回到改革以前。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正在吞噬改革的成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已严重窒息了整个社会。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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