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忆录（三之三）

六．入读东北中正大学

　　我是在1946年夏天从桐城重回安庆的，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当时抗日战争胜利才一年，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但不到三年，中国便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 
　　我父亲协中公和杜聿明是多年老友，胜利后杜奉派去东北负责军事，力邀我父亲同去，主要是为他筹办一所大学，即1946年成立的东北中正大学。大学聘请了张忠绂为校长，专业是中华民国外交史，在南开大学时曾和我父亲共事，后来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抗战开始即参加政府的外交工作。但他不久便奉派到联合国工作，变成了一位挂名校长，因此我父亲以文学院长代理校务。 
　　我此时已十六岁，只读过两年左右私塾，上过安徽临时中学一两年，而且都是半途而废，没有从头到尾读完一学年。以程度而言，我大概只在初中二三年级之间：英文单字认得极少，一篇两三页的短文便有八十多个生字；数学、物理、化学则所知更少。但我的年龄已到了考大学的阶段，所以我一方面在中正大学先修班（相当于高中三年级）上课，一方面找老师课外补习，希望在一年之后可以考取大学。 
　　关于补习，我至今还记得两位先生的讲课。第一位是教数、理、化的刘老师，东北人，也是先修班教师。他教得很有条理，代数、三角、几何，在三四个月之内便让我得到了一个大概的认识；物理、化学也稍稍打下了根基。这些当然都是急就章，我也是以应付未来考试的心情而临时抱佛脚的。刘老师不久便移居台湾了，从此失去联系，可惜我连他的大名也忘记了。 
　　第二位补课老师是教我《史记》的沈伯龙。他授课的时间不长，前后好像只讲了〈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两篇。但我至今还记得他讲鸿门宴的一幕甚为生动，又解释"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一句是当时口语，也说得入情入理。我最初以为司马谈父子写的都是精心构思的典雅之文，经他点破之后，我才注意到经史中颇有直书俗语的地方，文言白话之间的界限竟不易划分。几十年后我写过〈说鸿门宴的座次〉一文（余英时：〈说鸿门宴的座次〉，载沈志佳编：《史学、史家与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70-77），大概种根于沈先生的讲授。但不久之后，我才辗转听说，他原来是一度颇为著名的沈启无，大概在抗战时期曾与日本或傀儡政权有关系，因此改名藏身关外。沈启无的名字今天已很少人知道，但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却在文坛上极为活跃，他曾与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并称"苦雨斋（周作人）四大弟子"。他在1932年出版的《近代散文抄》，所选的文章以晚明公安、竟陵派的小品为主，周作人的序对他的取舍眼光甚为赞许。据当时人的评论，他的文章学周作人而得其神似。但他后来得罪了周而被逐出师门。周作人晚年写《知堂回想录》，在〈元旦的刺客〉一节中提到沈也在场，好像还受了点伤。这些故事当然都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但当时听说沈是周作人弟子，且为文学名家，我已经感到十分意外了。 
　　那时和沈启无背景相似的文人学士，流寓沈阳的尚大有人在。我特别想提一下燕京大学法学院长陈其田。他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突袭后曾与燕大其他重要领袖如赵紫宸、陆志韦、张东荪、赵承信等同时被日军逮捕，拘押半年之后，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参见邓之诚：〈南冠纪事〉，载邓瑞整理：《邓之诚日记》，第八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但他最后终与日方妥协，因此抗战胜利后不得不远走关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我父亲所办的"东北政治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工作，显得很萎靡不振，不知底细者决猜不到他当年在燕大是多么飞扬跋扈。他在1937年所写的《山西票庄考略》一书，至今尚不失参考价值。但他任法学院长时期则权势炙热，令人侧目。1932年5月，萧公权应约准时到院长室谈话，他竟让萧在外面鹄候半小时以上才予以接见，而且说话极不客气，其架子之大可以想见（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页99）。 
　　我在先修班一年，以补习数、理、化为主，但还记得国文老师王森然先生教得很生动，他同时也是一位画家，在沈阳开过画展。天下事无巧不成书，1970年代末，我的北京亲戚托人带了一幅画赠给我，说这位老画家在北京很有名，并且是他们的邻居。我打开一看，赫然是王先生的作品。这大概只能说是缘分了，可惜后来我没有机会去拜访他。 
　　1947年夏天，我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东北学生在伪满时期受教育，多不能适应中华民国的考试题目，所以我也居然在录取名额之内。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受了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在燕大已专攻西洋史，后来在哈佛大学则追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研究美国史，回国后在南开也教西洋史和美国史。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的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教材是钱穆《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著作。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中正大学虽在遍布战火的关外，第一年居然也聘请到了几位名教授，不过有的是以访问的身份应聘而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实秋，他在北大任教，我父亲特别以厚酬请他到沈阳教一个半月。我已知道他是鲁迅的论敌，也看过他写的《骂人的艺术》。我父亲在家中设宴接待他，我因此有侍坐的机会。他的幽默或俏皮话往往引起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则仍然保持着一副冷面孔。遇到这种情形，听者无不感到这是极大的精神享受。另一位受尊重的是孙国华教授，他是行为派心理学名家，曾任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多年。1920年代末他曾在东北大学教过书，很喜欢沈阳的环境，这时适逢清华休假，所以全家前来。 
　　最后我要介绍一下高亨（晋生），他是东北人，又与我父亲有私交，因此接受了国文系主任的职位。他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在国学界颇受尊敬，虽然当时尚无藉藉之名。高先生是一位刚正的有道之士，我没有跟他读过书，不过在他面前我自然而然地从内心发出一种敬意。他为人非常严肃，不苟言笑，偶然问我一两句话，我只恭恭敬敬地作答，不敢放肆。有一次特殊的经验则使我对他更加钦敬。1947年夏天，我考中正大学入学试，恰好他是监考人。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动作引起了他的疑心，他忽然走到我的座前，掀起我的试卷，察看下面有无挟带之类。幸好我无任何作弊情事，否则一定被他赶出考场。他并不考虑我是朋友的孩子，真正做到了执法如山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忽然特受推重，许多新发现的文书（如马王堆《老子》）往往由他注释。但我对他的人格从无半点怀疑，他必然是为当时某种道德说教所折服，因此甘心以所学为"革命"服务。后来我读到《吴宓日记续编》，发现他1950年代初在重庆时仍然没有任何趋时的迹象，我更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在沈阳时，我作梦也不会想到他在1970年代会扮演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角色。 
　　国共在东北争锋的情势到了1947年夏天已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年5、6月间共军全力攻四平街，国军则在军长陈明仁的指挥下死守不退，终于在6月底将共军击溃。当时报上注销陈军长囚首垢面的惨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场双方死伤惨重之战，也是国军在东北最后一次胜仗。7月以后已是共军反守为攻的局面。到了年底，沈阳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我在12月中从沈阳飞回北平时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惊险。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我父亲被安排在第一架，我则在第三架。我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父亲忽然招手要我过去，因为第一架机还有一个空位。于是我在最后一剎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七．北平闲居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我在北平闲居。1948年春季，我不可能转入任何大学，秋季曾考取了辅仁大学一年级，但北平又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父亲既决定南下上海，我便从未进辅仁的大门。不过这一年对我而言，还是有特别的意义，我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了。 
　　在中正大学时，由于东北籍同学对苏联军队的暴行深恶痛绝，左倾的风气没有机会发展。学生偶有游行示威，大都是针对苏军而发，如抗议他们杀害中国工程师张莘夫事件。但是一到北平，思想空气完全不同，逼得我不能不面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冲突。 
　　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在这一时期。这是一本宣传辩证唯物论的通俗讲话，用最浅近的常识诱导青少年入彀，从宇宙观到人生观，全书构成一封闭系统。书中常引"卡尔"、"伊里奇"的话，我初见简直不知所云，再读下去便慢慢发现原来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Karl和Ilich，为逃避检查而改。当然"艾思奇"三个字也是"爱（马克）思（伊里）奇"的意思。《大众哲学》当时流传很广，在青少年读者中有相当影响。它虽没有把我变成一个信仰者，却对我发生了一种刺激作用，即书中触及了一些我过去没有注意的问题。这是我接触马列思想之始，所以特别提及。 
　　当时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周刊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在《独立时论》上的〈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观察》是我每期必读的刊物。它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因此采取了多元开放的编辑方针，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论点都兼收并蓄。对于像我这样刚刚开始思索政治、经济、社会等大问题的青年人，恰好是一种实际的思想训练。我必须不断地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至于正或误则是另外的问题。当时又值暴力革命或和平革新争持不下的局面，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偏向和平革新，所以我对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本书特别欣赏；他和吴晗合编的《皇权与绅权》也提出了我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费孝通留学英国，略知英国近代史上绅士阶层（gentry）怎样由封建地主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他的《乡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国模式来为中国地主谋求一条和平演进的出路。由于他在乡村（即江村）作过实地调查，所描述的地主生活状态大致很客观，这是他的作品当时对我有特殊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但暴力革命终于来临，他关于乡土中国的一切分析和讨论也都成为废话了。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耶鲁大学访问，费孝通是团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我当面告诉他，早年曾读过他的论著，他遵守官方规定，赶快声明：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值得再提了。我忍不住说：如果先生不曾写过那些东西，今天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他只好尴尬地一笑。平心而论，到1948年为止，费孝通是中国极少数最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英文论著也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1955年秋季，我在哈佛旁听巴森思（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一课，涉及中国方面的参考书便有费孝通和张之毅合着的《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和他在《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绅士（China Gentry）的论文（编者注：参见Hsiao-Tung Fei, "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no.1[1946]:1-17）。可惜进入1950年代以后，他的学术生命便划下了休止符。晚年在中国出版的英文著作《走向人民人类学》（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实在令人无法卒读，偶然在中文杂志发表的随笔之类也光彩无存，远不能与《观察》、《大公报》时代相比，这是令人惋惜的。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新路》周刊。这份刊物是由钱昌照出钱办的，他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获取经费毫无问题。他留学英国时受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影响，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份刊物是1948年夏天在北平创办的，清华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任主编，发表的论文也较多；在经济学方面，清华刘大中和北大蒋硕杰最为踊跃撰文。1970年代以后，我在美国与台北常有和刘、蒋见面的机会，偶尔还追忆过《新路》的往事。1975年夏天，刘大中已接受了香港新亚书院董事会的聘约，继我之后出任院长。不幸他回美国康乃尔大学之后发现癌症已到了晚期，这年10月他和夫人双双自杀，是当时一大新闻。我从《新路》中吸收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社会平等之类的知识，扩大了我的眼界。1950年代初，我在香港写《民主革命论》、《自由与平等之间》等书，虽都肤浅不足观，但思想的根源必须上溯至1948年在北平的闲居生活。 
　　我在北平时期当然并不是整天都在严肃地关心思想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古城，北平确实有说不尽的生活情趣，我偶然会到郊外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地远足。至今不能忘怀的乐趣之一便是逛旧书店，琉璃厂固不必说，隆福寺、东安市场以及其他小书摊都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所在，有时发现想找的旧书而又索价甚贱，可以使人高兴好几天。夜晚听免费京剧也是一大乐事。北平戏院上演京剧往往在晚上7、8点钟开场，门道精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你过了10点去闯戏院，那时门口已无人收票，便可大摇大摆直入，且可能占到好座位。我曾有好几次看白戏的经验，如谭富英的《定军山》之类（压轴戏一定排在最后面）。这是旧北平最令人恋恋不舍的文化生活。1978年10月，我在离开了二十九年之后重到易名的北京，竟感觉到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北平时期，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学生示威游行，也没有加入读书会组织，但是偶然遇到我感兴趣的演讲，则一定去听。例如杨振声在北大讲鲁迅先生的旧体诗，我便听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我在北平和在校大学生接触的机会，使我可以感受他们的思想脉搏。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青年对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普遍地不满意，但除了地下党员外，很少学生认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信奉的主要还是"五四"以来的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何况当时中共也是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在打下南京、上海以后才发表的（1949年6月30日）。知识青年和民主党派人士反对国民党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它的"一党专政"，他们之所以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决不可能是希望找一个有效的"一党专政"来代替一个无效的"一党专政"。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足惜，但是天翻地覆的结果竟断送了民国以来缓缓出现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雏型，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想到的。

八．上海行

　　我们在1948年10月下旬离平赴沪时，北方的形势已在共军的控制之下。胡适10月22日从南京飞回北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367。）我父亲便是在这一情况下决定暂迁上海的。这时火车早已不通，飞机又不能多携行李，所以我们改从天津乘船，这是我第一次航海之行。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上海的九个多月是相当沉闷的。和在北平时不同，我人地生疏，又不会说上海话，简直没有活动的余地。但这几个月恰好是中国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我是在上海目击国民党崩溃及共军入城的。现在就记忆所及，略说当时大势。 
　　我们到上海不久，淮海之战便结束了，国民党的现代化精锐部队在这一战役中几乎损失殆尽，接着便是和谈的呼声复起。从1949年1月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与中共重开谈判，到4月中和谈破裂，中国大致处于停战状态。当时一般人自然盼望和平能够实现，但深知两党历史和"专政"本质的人，对和谈并不抱任何希望。2月4日，傅斯年给李宗仁的信说："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傅斯年：〈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2495。）他因此断定：一、中共只与地方谈和，彻底消灭中央政权；二、绝对走苏联路线；三、必尽量摧毁以往掌兵符的人以及知识界领袖。他的预言事后证明是很准确的。 
　　战争虽然暂停，但一般人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仍急速地恶化。我在上海碰到了两种非常特别的生活体验，至今稍一回想，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 
　　第一是通货膨胀。那时金圆券贬值一日数十次，因此上海居民手中只要有纸币便立时到黑市去买银元。民间流通的银元有两种，一为袁世凯像，叫"袁大头"；一为孙中山像，叫"孙小头"。黑市钱贩子个个把手中的银元盘弄得锵然有声，口中则翻来覆去嚷着八个字："大头小头，买进卖出！"我每天早上从家中拿着一两个银元到黑市去换纸币，然后飞跑到菜场去买当天所需的食物，因为跑得慢了，手中纸币便会降值不少。年岁已久，我的记忆已模糊，彷佛一个烧饼的价格便可以高到多少万元。这是经济崩溃的明确症状。 
　　第二是黑社会的猖獗。由于内战关系，城乡之间的交通常在混乱状态中，影响物资运输，以致城市居民的日常必需品供不应求。黑社会组织便趁机而起，抢先霸占市场，将一切物资控制在手，然后以高价转卖给消费大众。这些黑社会份子当时在上海到处活跃，人称"黄牛党"，很多市民戏称它是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举一个我亲历的经验为例，在上海看电影，电影院售票所是绝对买不到票的，因为所有的票都早被黄牛党买光了。我每次买票都只有向电影院前人数众多的黄牛党手上去转购，票价比电影院正式规定的要高好几倍。这更说明市场和一般社会生活都已失序了。当时上海警察局的人似乎也和黑社会打成一片，已没维持秩序的能力。 
　　仅仅从上述的两个现象看，国民党的统治无法持续下去，已是很明显的了。和谈破裂，共军4月21日渡江，很快攻破南京。一个月之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的身上。用中共的说法，我是在上海"被解放"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既不恐惧，也无兴奋，把政权易手看作是平常的事。萧公权记他在离开上海前听人说："共产党要来哉？呒底怕头！"（萧公权：《问学谏往录》，页204。）我可以为他这句话的真实性作证。这大概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民心已失"的状态。淮海战役后，殷海光为《中央日报》写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中共拿下上海两个月左右，控制渐渐由松而紧，我父亲已开始听到新政权有探问他的迹象，这是因为他在东北与杜聿明的一段关系。情势陡然变得十分紧张，他必须赶快离开上海。在和谈的几个月中，我父亲也曾多次和朋友及亲戚讨论去台湾或香港的可能性。但是当时传闻，香港生活水平极高，我们住不起；台湾更是人地生疏，而且安全也无保证。避难的事便这样拖延下来了。现在形势逼人，不得不走，却只剩了一条险途，即坐船到舟山群岛，再转台湾。这是险途，因为不仅海上风浪难测，而且常有海盗出没。由于时间紧迫，我父亲携母亲与幼弟匆匆登程，我是唯一能代我父亲结束上海寓所的人——顶来的房子必须顶出，收回顶费，书籍和不少杂物也要装箱运回北平。我身为长子，义不容辞。到杨树浦码头送他们上船的一幕，真如生离死别，所以至今不忘。 
　　他们是6月初离开的，我在月底便参加了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侥幸考取了二年级插班生，一个多月后乘火车回到北平。

九．燕京见闻

　　我家在北平有一所住宅，坐落在交道口北兵马司十七号。平时有不少亲族家人共居，是很热闹的。我回北平后当然先回自己家中，和亲族重聚。但燕京大学远在西郊，必须住校，因此我平时在燕大，周末则进城家居。最初乘三轮车往返，后来骑自行车，就更方便了。 
　　我离开北平九个多月，回来后发现气氛完全改变了。此时，北平建都已成定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重要人员都集中于此，一方面等待封官，一方面争取住宅。"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杜甫这两句诗恰好可以借来描写当时的北平。不久分官已定，北平城里到处流传着下面这个"顺口溜"（当时尚无此词）："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一股怨气当然是从老革命干部胸中吐出来的。其实这是为了应付"统战"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策略，将不少高级职位分配给国民党降官、降将及其他党外人士。但党内干部纷纷不平，提出严重抗议，逼得党组织派出大批人员去做说服工作。我的表兄项子明还私下告诉我，毛泽东在党内讲话时曾用过一种说法：毛说，排斥党外人士加入政府是所谓"关门主义"，三国时关羽便是一位典型的"关门主义者"，他不肯联合孙吴以共同抗曹，终于失了荆州，败走麦城。这个说法很巧妙，所以我至今未忘。 
　　上面是关于权力世界的事，下面再说两个一般社会上的小故事。第一是从城里去燕大的路上，我和三轮车夫闲聊，不经意中我说了一句："你们现在翻身了。"不料这句话引起他满腹牢骚，他说："翻身！我今儿是从床上翻到了地上。"原来那时百业萧条，三轮车的乘客也不多，难怪他对"翻身"两字的反应竟这样强烈。第二是表姐汪志华（项子明的二姐）在银行当小职员，有一天下班回家（北兵马司住宅），又哭又气。大家问她遇到什么不如意事？她说，今天银行失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党委书记要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搜身，但党员和团员一律免而不搜。他的理由很简单：入了党和团的人都已经过了重重考验，他们的品德完美已有可靠的保证。未入党团者叫做"群众"，无论在政治上或道德上都低于党团员一等到二等。顾颉刚在上海也受尽了干部的盛气凌人，因此称他们"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53）。可见当时无论南北都是"道一风同"。这些都是小事，但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五六十年都未忘却。后来我有机会读到顾颉刚、邓之诚所写的日记，与我的记忆大体吻合。 
　　我非常喜欢燕大，不仅因为它是我父亲的母校，而且校园之幽雅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我被分配在第二食堂中的一间宿舍，与另一新生同住。这座房子紧接着未名湖，我闲时即在湖畔徘徊或静坐，冬天湖面结冰后，我还在夜间跟着其他同学去湖上学溜冰。所以1978年11月随美国科学院所派的"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大学"时，因恰好经过未名湖，我曾脱队去第二食堂匆匆一转，不胜今昔之感。 
　　燕大是美国教会出钱创办的，创办人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在战后出任驻华大使前，一直是校务的实际负责人。我到燕大报到时，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一文刚刚发表不久，学校的处境似乎很窘迫，但我们这些新生并未感到任何不安。我进燕大时，它已没有丝毫外国的教会作风，相反，中国的政治气氛却异常浓烈。从前大学师生最厌恶的是校内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两种组织，因此1949年以前，民主自由派的人一直要求党团退出校园。不料此时的燕大除了专业课程表面上仍由各学系安排外，其余一切课外活动都在党团的控制之下，例如钱俊瑞、艾思奇等前来演讲，或对有问题的人进行"斗争"之类，一切功课都停止，以便师生全体参加。

十．燕大学人

　　1949年是燕京大学末日的开始，再过三年，它便不存在了。我已在另处写过燕京末日（余英时：〈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巫宁坤先生《孤琴》序〉，载巫宁坤：《孤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页3-27），这里不想重复，只想介绍一下燕大的几位教授，以及我在燕大所受到的冲击。 
　　我最早认识的是聂崇歧先生，那是一年以前，我们全家去游颐和园，准备在那里过夜。因为我父亲和他是同学，我们特别绕路到燕大去拜候他，并向他借了一些被单和毯子。但是事隔一年，他已不记得我了，经过自我介绍，他才弄清楚我是故人之子。聂是山东人，苦学出身，专精宋史和历代官制。后来我在哈佛听太老师洪煨莲（业）先生说，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聂先生的贡献最大。洪先生还特别称赞他的人品，1948年秋季聂先生到哈佛访问一学年，但因北平局势紧张，他顾念长兄一家，于12月便匆匆赶回。洪先生说他"孝友无双"。他在哈佛期间，杨联陞老师正在任教，杨先生注释利玛窦中国游记中的明代官制名称，得到聂先生的帮助不少。这些官制的民间通称以西文拼音写出，极难辨识。若非如聂先生那样对明制和掌故烂熟于胸，根本便无法还原。所以，杨先生后来在英文本《中国史讲题纲要》（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别向他致谢。 
　　1949年秋季，聂先生没有开宋史课程，他开的是必修课"中国近代史"，始自鸦片战争，用的教科书则是署名"武波"（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最近邵东方先生还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中找到此书，并将封面影印给我看）。我最初还以为聂先生是应付当时需要，勉强讲授此课。最近读《邓之诚日记》，才知道聂先生早在1949年2月15日已表示要教这门新课，可见完全出于主动。邓还讥笑他"可谓发愤维新"（《邓之诚日记》，第五册）。依我现在的推测，他大概已认清"中国近代史"一课将愈来愈重要，与其让史学修养不够的人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课程，不如由他承担起这个任务，仍能保持学术的水平。我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他讲授时虽不背教科书的基本线索，但对某些细节似乎另外下过功夫，深入原始史料，并提出重要的客观事实。我至今依稀还记得的是关于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部分。他当然也谴责曾国藩，但却讲了许多曾怎样起来组织地方武装和最初一再失败，有一次几乎自杀的经过。他说得源源本本，显然读了不少资料，有些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他也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汉奸"、"刽子手"这类激情口号。 
　　除了"中国近代史"外，我又选了一门"历史哲学"，讲的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由翁独健先生讲授。他是燕大历史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到哈佛研究蒙古文和元史，获得博士学位。他颇爱好语言，回国后又学了满文，当时则在自修俄文。在这门历史哲学的课中，他指定普列汉诺夫（Georgi V. Plekhanov）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译本为教材，但他说自己正在努力读俄文原本。我当时已听说过普氏和这部著作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性，普氏在政治上虽反对列宁，但列宁还是承认普氏此书教育了整整一代的俄国读者。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来源，除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霍尔巴哈[Paul T. d'Holbach]等）、日耳曼哲学（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历史必然性）、乌托邦社会主义外，普氏还特别强调法国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迭利（Augustin Thierry）、米尼（François-Auguste Mignet）等的贡献：他们把历史进程解释为各种社会阶级为不同的物质利益而斗争，这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有铺路之功。但普氏认为马克思不仅充分吸收了以上种种思想资源，而且扫除了其中一切缺点，从此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基础，因此他把马克思比之为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和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普氏此书和翁先生的讲解确实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而且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特别是关于法国史学家的部分。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理解是相当模糊的，不过兴趣确是很浓。以后我常常研读欧洲近代思想史，其根源在此。 
　　翁先生在班上又介绍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英文本给我们读，他说罗书有两点长处：第一，书名《西方哲学史》是一种谦逊的表示，不取西方中心论的傲慢立场；第二，罗氏说明他同时注意哲学和社会、政治背景之间的关联，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色。大致说来，这门课并没有把我变成历史唯物论者或一元论者，但我以后研究思想史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也许是从这门课程中得到的启发。期终以论文代考试，我所写的〈墨学衰微考〉便是从战国到秦汉间的社会变动着眼。 
　　学期还没有结束，翁先生已被任命为北京市文教局长，这多少有点出乎意外。他问班上同学，有谁愿意随他去文教局服务？好像没有人积极响应。我说"意外"，是因为他在班上从不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也从无一句政治宣传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竟已达到如此互信的地步。我读《邓之诚日记》才发现他厌恶国民党，同情左倾知识人与学生，由来已久。但他似有一套明哲保身的本领，在国民党时代未引起注意，后来在共产党下面当官，也终能全身而退，没有遭到特殊的劫难。他是我离开燕大后唯一重会过的老师。1986年秋季，他在美国访问，他的女儿和女婿从波士顿开车绕道耶鲁，在我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他这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相当消沉的。他告诉我最近刚刚入党，为的是老年生活可以得到不少方便。 
　　我选的第三门课程是"大二英文"，由西语系赵萝蕤教授主讲。我在巫宁坤先生《一滴泪》和《孤琴》两书的序中已分别写了不少关于赵老师和她的先生陈梦家的遭遇，这里便不多谈了。我只想补充一点，赵老师是用英文授课的，也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说和写英文。这对于我而言则是破天荒第一次，开始时很不适应。不过一个多月后我的英文口语、阅读和写作都有明显的进步，虽然离通顺之境尚远。在这一学期，我的英文真正打下了一点基础，所以至今感念不忘。 
　　我的第四门课是"欧洲史导读"，主持的老师是一位女讲师（或助教，已记不清），这是一对一的指导，相当于西方的"tutorial"。我因读《邓之诚日记》才发现了她的大名——李文瑾。她为人极和善，引导我读书很有耐心。因为我是插班新生，她在导读之余也告诉我不少关于学校和历史系的故事。翦伯赞编辑庚子义和团史料，竟列清初记录书画的《庚子销夏记》为参考书，便是她告诉我的。又据她说，燕大当时有所谓"四大真空管"，翦即其中之一。"真空"指学问空疏而言。 
　　关于翦伯赞，我在《邓之诚日记》中发现了不少材料，顺便再说几句。早在1949年2月12日，历史系主任齐思和便告诉邓，"本校社会系聘定翦伯赞任教，历史系从此多事矣"。1950年4月19日，齐又来和邓谈，说"翦伯赞非安分之流，宜加戒备"（《邓之诚日记》，第五册）。可见历史系旧人对翦疑忌之深，齐思和似乎知道翦来燕大必有政治背景。1952年6月30日，邓在日记中记他的姨太太（名半云）予翦以"臭虫"的绰号，因为翦"眉眼挤在一处"，像臭虫（《邓之诚日记》，第六册）。此后日记中即常用"臭虫"一词，我最初读之不解，最后找到了起源的一条日记，才恍然大悟。 
　　翦伯赞在文革时夫妇双双自杀，结局很悲惨，这里谈到他决不忍再涵责备之意。我是要指出：他打进燕大并非个人行动，而是代表党来收拾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而这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也不全是呆子，他们早有所觉。 
　　《邓之诚日记》的史料价值便在这里，细读这部日记，我们才能懂得翦在反右运动中所说的那些凶霸霸的话，例如"我们一进北京，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就准备了一个鸿门宴来迎接我们"（参见翦伯赞：〈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载《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页32）。 
　　既然交代了《邓之诚日记》的史料作用，也应该对邓本人稍作说明。邓之诚（1887-1960）原籍江苏江宁，但生于成都，十一岁以后又旅居昆明十八年。他早年参加过反满的革命活动，后又反对袁世凯帝制，因此和陈宧（二庵）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其日记记载与二庵在北平往来的事迹极多。从政治背景说，他自始便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对南京国民政府敌意甚浓。在学术思想上，他鄙视胡适及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定居北平后，先后在北大、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0年起则一直在燕大历史系讲授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等课程。他虽然对共产党既不了解也不拥护，但在国民党败势明朗化时，则在日记中时时流露出快意恩仇的情绪。他可以说是一位文化保守派的老学人，而没有国民党或自由主义者的"反共"意识。因此，他的日记反而保存了许多客观事实。 
　　我在燕大时只见过邓之诚一两次。《邓之诚日记》1949年12月19日记"晚历史系新生十余人来吃水角（饺）子"（《邓之诚日记》，第五册），其中便有我在。又因为他的儿子邓珂和我同年插班二年级，而我们两人又同好围棋，偶尔也有到邓府下棋，因此与老先生多见过一面，也未可知。不过无论如何，我不记得和他交谈过。他好骂人是出了名的，我对他敬中不免有畏，这是不必讳言的。

十一．"入团"经过

　　最后我要谈一谈我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经过。我从来没有参加政治组织的意愿。我父亲曾在闲谈中提及他战时虽在考试院任参事之职，却一再婉谢加入国民党的邀请，这一态度对我发生了无形的影响。我从上海回到北平后，和项子明相见时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大概潜意识驱使我避开趋炎附势的嫌疑。在新政权下入党或入团，更是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因此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也没有去凑热闹。但是出人意外，大约在11月尾，历史系的团组织开始积极地发展我"入团"。最初一两次，我都以"不够资格"为理由婉言辞谢。不料他们紧追不舍，攻势一次比一次更猛。他们的说辞是很能打动年轻人的心的，例如：入团对于个人不但没有任何实际利益，而且要求个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团员在组织中，由于得到群体的帮助，更能发挥个体的能力等等。 
　　后来经过自我分析，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使我最后同意申请入团。一是我性格上的大弱点，往往因为顾全情面，不能斩钉截铁地对别人的要求一口回绝。我总觉得人家是一片好心，应该极力避免让人下不了台。这便留下了余隙，使对方永远觉得有机可乘。二是虚荣心，我并未以"入党"或"入团"为荣，但是看到团组织如此争取我，认定我有很高的"为人民服务"的潜力，一种自我陶醉的心理不免在潜滋暗长。我记得被说动之后，一连几天曾在宿舍的走廊上来回走动，低头苦想，相识的同学都看出我有满腹心思。其实这是内心在进行当时所谓的"思想斗争"；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则是"天人交战"，不过何方为"天"、何方为"人"，却很难分辨罢了。 
　　我同意申请入团之后，大规模的调查便开始了。这又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事，因为我以为组织已对我有了充足的认识才发展我入团，而组织方面事先也未提过申请入团的复杂程序。调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个别地向认识我的老师与同学调查我在言与行两方面有什么缺点；二是在个别调查结束之后，团组织召开一次全系师生大会，我必须出席听取大家的质询和评论，并一一当面回答和澄清。我已记不清此会的专门名称，当时只感觉这是专门针对我一个人的批判会。幸好我在燕大的时间很短，没有太多的毛病落在大家的眼里，最严重的批判也不过是说我有点知识上的傲慢而已。所以，我轻松地过了这一关。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才在香港收到通知，申请已获准，等我回校后正式办理入团手续。 
　　我在燕京时期既未正式入团，自然远没有机会仗组织之势以欺凌群众。但是在申请入团的时期，我在精神上发生了一次变异（这是事后自我分析所得到的认识，当时并不自觉）。这一变异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感染了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另一则是"左倾幼稚病"。这两种精神变态互相支持，有时一触即发，造成个人的罪过。 
　　这里我要讲一个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故事。1949年12月下旬，有一位安徽同乡到北兵马司住宅来访我的一位堂兄，适家中没有别人，我接待了他。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安徽芜湖传教，那里也有不少余氏宗亲。他告诉我安徽的近况，主要是地方干部怎样杀人逼钱的残酷行为，以及穷人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困难等等。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我的左倾幼稚病和狂热症已同时发作了。于是我声色俱厉地驳斥他的事实陈述，所持的理由大致不出刚刚捡来的宣传八股。他猝不及防，满脸错愕，狼狈而去。但我当时如饮狂泉，完全无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无几。大概十几天后，我去香港，在上海亲戚家中住了两三天，听到南方的情况比那位牧师所说的更为可怕。我虽然还勉强为之辩护，然而心中已后悔不应该对那位牧师如此粗暴无礼了。时间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我每一思及此事便觉得无地自容。如果说这件事对我起过什么教训作用，那便是让我认识到人心中深藏着种种邪恶，一旦释放出来，整个人一定会被吞蚀掉。 
　　全文完

微信号 译者秦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