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希价值观对立浅说（一）
——人，神时期之起伏转变
"海耶克通过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到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历史追溯，探索到上述观念的渊源：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陈奎德《海耶克传》）这个关于善恶和个人，公共（社会）关系说，是近代哲人对于自由主义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关照。但是这个关照的更加久远的说法，却要追溯到古代希腊和以色列历史。因为关于善恶的起源和定位，无论按照雅典主义还是按照耶路撒冷主义，道德本体都是由道德先验论决定而非由自由主义无神论决定之。于是逻辑上说，私人的公共空间必须是在两个前提下得以存在的。一是，这个空间可以依赖上天神祗和上帝赖以维持一种是非善恶，而不是由人本主义和后验主义说了算；二是，如果上天是恶神，上帝是魔鬼，那么，这个先验靠山自然也就崩塌了。于是我们看到，希腊神话说的一种神话靠谱说或者神祗依赖说，虽然依然存在于希罗多德的文本中——他关于历史和预言相辅相成的说法，往往体现在对于德尔菲和阿波罗庙堂中的女祭司有关——……换个说法，天作孽是不是可活，这是一个问题。
关乎于此的说法是，首先，希腊神祗是要死的，会死的，他们是善恶兼顾的，是神拟人抑或人拟神的。就像我们所说的道成肉身，何以为道，何以为肉身，这同样是一个问题（虽然上帝，凯撒根本还是有间性存在的；如果他们是两座山永不建立关系，还要上帝作甚？何况道可道，没有时空那个限制而肉体是要向死而生的）。是为三，如果神是要死的，向死而生的，善恶兼顾的，命运作弄的（就像阿伽门农，就像俄狄浦斯，就像雅典娜，就像忒休斯……），那么，依赖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的古训，至少对于希腊神学是不适用的。于是，私人之恶造就之公共之善，就要靠一神教基督教之上帝，上天之无与伦比之完美，至善和全能（笔者总是把这个全能和极权主义之全能有意无意做个比较，难道不可以吗？……），于是天作孽犹可为——不管是他要你杀子献祭也好，炸平索多玛和蛾摩拉，拯救或者敉平耶路撒冷也罢……于是，私人之恶，众人之恶，作为人类之恶，都变成上帝之善之对比物——而不同于希腊价值之命运化之人，之神同构之，趋同之。于是有两三个结论可以商榷——
一是，神圣之恶，造就世俗之善——也就是希腊诸神造就雅典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课题：忒休斯是神，他创造了贵族民主议会制度——民主是神话吗？还是人话？忒休斯是谁？人，神？上帝？凯撒？）
二，神圣之善，造就世俗之善——也就是基督教一神造就约瑟夫斯说的神治国——上帝要在地上建立帐幕——他最终要创造新耶路撒冷——他要天堂，也要大地？
三，就是回归到自由主义无神论之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
你看，这一种逻辑的人话抑或神话是不是很有趣呢？
其实自第三个公共之善开始，我们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天神开创的上帝和人伦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直接造就人类历史的命运之说，也就是希腊历史之说——这个说法虽然逐步后退至所谓希腊神话后时代——就像我们人类现在要进入后人类时代，似乎是一个涵义。笔者"独创"噱谑之历史轨迹0——1——2——3——N之说，就是寻着希腊多神论，君士坦丁大帝和尤西比乌斯规定之一神论——到文艺复兴提倡之人文主义，视为历史轨迹之1，之2——以后就是伪基督来临，视为20世纪极权主义或者说包含着蛮荒资本主义之文明资本主义。因为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化内（三权分立，法治市场，自由文化），和化外资本主义（也就是卢森堡，阿伦特所谓对于主流资本主义之南橘北枳之无法律，无文化，无社会，无人本之类似上帝全能主义的黑暗之心所在）——至于后人类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铺垫和序文其中之数据主义，智能主义和科技主义——也就是超越资本主义之人类改换机器智能之末人时代之主义——这个末人时代，现在从川普等人开始视为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为敝屣为起始。这是N时代到来的信号。这个时期出现的民主潮流的倒退是必然现象。
但是这不是今日主题。今日主题是无论是希腊古史还是罗马古史乃至其他，都有一个神祗后退乃至消隐之历史。也就是说，希腊神祗时期，人神时期逐步让位于人，让位于所谓人类英雄之时期。这个时期，人们看不见在帕提农神庙和阿庇安大道上再有耶稣和彼得，更无忒休斯和雅典娜（她是正义审判的化身）。于是神圣如何之课题业已转化为人文主义课题，也就是2之课题（虽然很二，呵呵。）这个课题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圣之善，之恶，转化为人类之善，之恶——虽然人们还是在说着性本善，性本恶之话题。但是业已无关紧要。主要的是，希腊时代城邦自治的某类决定论开始主导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是由城邦经济政治文化和司法决定的。按照亚当斯密和后来沿袭之福泽谕吉的说法，自由主义之自治城主义的生产物——没有自治主义就没有自由主义。
于是，在此逻辑推导之下，希腊千把个自治城邦，含波斯人和后来罗马人亚历山大皇帝许诺的自治市，他们构成了真正之公共之善。于是，这个公共之善通过波利比奥主义走向罗马，走向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所分析所叙述之意大利诸多自治市，如斯福尔扎之米兰，美迪齐之佛罗伦萨，加之威尼斯等等。这个神圣罗马之自治元件，正是构成后来十八世纪主权国家之细胞。这些人体之公共，之私有，正是现代民主国家之内脏，之外廓。所谓雅典之小不是大民主，不是现代民主之蠢笨说法，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大民主，大国民主，世界民主，他们的元件，细胞乃至灵魂就是自治和自由，就是雅典，就是佛罗伦萨。而自由是不论大小的。（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君主论和人民论——见其论李维，君主国和共和国之同一论，正是借鉴与之。因为佛罗伦萨的人民是被赋予权利权力于君主之前之人民——而君主则被监督制衡抨击于其之人民旗手之际——这是君主被纳入共和之本义。）
于是我们可以进入主题。
希腊神话是一种被希腊护教者严重诋毁和诟病的先验论和神话说。这里的意思就是，希腊护教者们，他们生活在罗马建制初道，正在享受和服膺历史学家波里比奥所谓之，罗马建制正在也可以，且，必须从希腊混合政体发展而来，延续而置。波氏反对罗马无由论，就是因为他认可了罗马政体之核心是从雅典混合政治和希腊混合政治而来，而继之，而发展。这里延伸出来的趣味课题是，雅典政治之内化之民主和外化之帝国，二者相继相辅——而罗马之共和，之帝国亦为如此。究其原因是，民主与帝国，民主与共和，本来就是一种就像专制和民主本来就含有血缘关系一样（这个血缘关系说是由法国政治家基佐代为定义的）。换言之，雅典文化和文明表现如荷马史诗，就是在雅典时期之庇西特拉图治下完成的。（这里简单引述关于此人此时期之资料——其实这也是希罗多德关照的政治和文化现象）——
（维基资料/下同）他的国内政策是竭力增进雅典城邦的统一和尊严。庇西特拉图为了改进雅典的供水状况，曾敷设一条输水管道。他整顿和美化市场，在伊利苏斯河畔兴建一座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在农村地区，庇西特拉图给小农发放农具和贷款，并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对农村地区的诉讼案件就地审理和判决。
在其统治期间，庇西特拉图不仅贯彻执行梭伦立法，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和措施：1.对农民实行低息贷款，把土地税定为收获的1/10或1/12。2.设立农村巡回法庭，现场办公，及时处理农民诉讼，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专断和干扰。3.扩展雅典工商业，建造大批商船和战舰。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建立殖民地，以控制黑海的商路和贸易。4.进行大规模的雅典市政工程建设，将雅典变成希腊最繁荣的城市。5.重视雅典文化事业，出资组织节日庆典，请文人墨客到雅典创作交流，《荷马史诗》的整理工作就是在此时的雅典进行的。
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工商业者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庇西特拉图以独裁的形式推进了民主的进程。
这些叙述还未归还正题。这里所说的私人之恶（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是因为罗马虽然表面上归还和沿顺了希腊混合体制，但是却在罗马，在梵蒂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事情。这个变端就是生活在罗马共和国之希腊人，他们包含著名的摩西法典呵护者斐洛，哲学家俄利根，乃及著作《致希腊人》之塔提安（含此著之作者阿萨纳格拉，提阿菲罗和赫马），他们严重抨击希腊价值，含其神话，人物和道德。他们说出一个事实，也就是，自柏拉图以降，希腊多神教也已在道德和法理，政治与哲学诸多层面牵位于一神教也就是基督教（天主教）。这里牵涉到康士坦丁大帝和她的御用哲学家尤西比乌斯等人把政治宗教化和把宗教政治化之企图——
值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之时，优西比乌已享盛名。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领袖或者思想家，但他是个博学而又收到皇帝青睐的作家，在与会的300多人中崭露头角。他在会议开始时，宣读会议祝辞。会议中，他坐在君士坦丁大帝旁边。
于是我们看到，尤西比乌斯对于亚流主流派之致命打压和对于三位一体之"政治解说"。这是自后的结果，自前，就是我们所说之希腊护教者们的抨击希腊价值的观点之展示。（见上文《纲要》""神是人类中最无耻最淫猥的；他们偷窃，通奸并相互欺诈"。这种思想的主线则出现在柏拉图的《共和》和《法律》中。"）这里我们除去上述哲人护教之外，当然还会提到菲罗和约瑟夫斯。因为这两个人是希腊价值最为严重的批判者。尤其是约瑟夫斯，他作为犹太人，犹太史，犹太战争史的几乎是第一作者，她的言论对于正统基督教把希腊价值定位为异教徒产生了关键作用——而斐洛之摩西和法典辩护和叙述文字，同样起到了为希伯莱价值鼓盆击掌之效。关于斐洛和约瑟夫斯，坊间中译本也已上市，可以一供览析。
那么，我们先说斐洛——
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亦称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约公元前25年～40年或45年)，是生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和政治家。斐洛第一个尝试将宗教信仰与哲学理性相结合，故在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有独特地位，更被视为希腊化时期犹太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和基督教神学的先驱。他的哲学对犹太教和及后的基督教发展有极深远影响。
斐洛与耶稣是同时代的人物。斐洛的母语是希腊语，运用的是希腊语的《圣经》（七十士译本）。斐洛认为《圣经》的希伯来语经卷（即旧约）与当时的希腊哲学是和谐一致，故致力于使犹太教的信仰哲学化。他主张用揣测寓意的方法去解释《圣经》。
斐洛主要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哲学等的哲学思想影响，他特别推崇柏拉图的学说。斐洛认为人无法理解上帝，上帝是超乎一切界限的，只能知道上帝是存在。既然不能理解神，自然便不可能用任何名字称呼上帝。斐洛认为神对世界的作用须通过"逻各斯"，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斐洛主张人除了血肉躯体外，还有一个不死的灵魂。而灵魂的死只不过一种比喻说法，灵魂是不死的。由于运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这为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模式和理论提供了基础蓝图。斐洛对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们，如俄利根，影响是显然易见的。虽然斐洛不是基督徒，但因其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故此作家恩格斯在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更称斐洛为"基督教真正的父亲"。
除其哲学影响外，斐洛在40年曾代表犹太人建议罗马皇帝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在犹太人中是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
那么，约瑟夫斯呢？——
约瑟夫斯可能首创了"神治国"这个名词。他提及一种独特的政府，他写道："有些人民把至高的政治权力授予君王，有些授予寡头统治，还有些则授予民众。可是，赐律法给我们的人［摩西］，却没有受这些政治体制所吸引，相反，他所制定的政府形式可以称为——如果容许我自创一个词语的话——'神治国'，国家的一切主权和权柄都操在上帝手中。"
《驳斥阿比安》
他的第四部著作是合共两卷的申辩文，名为《驳斥阿比安》（Against Apion），于公元97年完成（一般缩写为CA）。这部书反驳一些错误的报导，替犹太人辩解。
这里提到关键的两点，一点是她的神治国，一点是他反对希腊人阿比安——
其实约瑟夫斯关于辩护与之之内涵试图说明犹太历史远古丰盛和高明于希腊之。
"那么它怎么可能不是一个荒谬的东西，因为希腊人如此自豪，并且冒昧地成为唯一熟悉古代的人，并且已经以准确的方式传达了早期的真实记录？
难道那些无法从希腊作家自己那里收集到的人，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在任何好的基础上知之甚少？ 而是从他们自己的猜想中写下他们的历史。
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书中相互制约，以达到目的; 并不以我们对同一事物最矛盾的说法为耻。
我应该把时间花在一个小目的上，如果我应该假装向希腊人传授他们比我更熟悉的知识，那么Hellanicus（——赫拉尼库斯，前490年－前405年。古希腊编年史家之一。）和Acusilaus（——阿库西拉乌斯
(阿哥斯)，约活动于公元前500年前后。他的《谱系》的三部书中所讲述的均为史诗英雄。）之间关于他们的谱系之间有什么很大的分歧：Acusilaus纠正Hesiod（赫西俄德——略）的次数有多少：埃弗罗斯(——埃福罗斯（Ἔφορος，Ephoros
或 Ephoros，约前400–前330年，著有 Ἱστορ ίαι（Historiai，《历史》），今仅存片断）。
"…… 修昔底德本人被指责为有些人写作虚假的东西：虽然他似乎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时代事务的最新历史。
"……Draco（德拉古——古希腊政治家，立法者。他曾统治雅典。）还活着，但在暴君（应译，僭主）Pisistratus（庇特拉图）之前一点点。
"至于说庇西特拉图是不是暴君，前面已经谈到。在此我们延伸阅读关于另外一种希腊批判之文，也就是《致希腊书》中关于希腊苟简丑陋和错误的解释和叙述。
两希价值观对立浅说（二）
——民主国与神治国区隔
凡国家学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实现可以治理甚至可以统治的型式。一类是所谓理想型式或曰理想主义型式——虽然有人说，理想，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意志，一种向往，一种品质和原则——而理想主义则带有某种把手段目的混淆起来的机会主义味道。我们看，约瑟夫斯的神治国究竟是一种现实国家类型还是一种理想；就像理想国（柏拉图）一天也未实现过那样。现在网上有作者与笔者争议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把理想国看成是某种正面的哲学和历史遗产。其理由不外是怀特海所谓千年哲学都是柏拉图哲学注脚一说。这说法是不是简单肯定了柏拉图哲学与其理想国哲学政治学观念呢？也许正好相反。因为哲学家建立哲学本体，首先是一种探索，因为本体论千年演变，莫衷一是；到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哲学，本体论说法大致演绎成为某种陈述不说明真理和上帝（存在与否）主题不可言说之主张。柏拉图理念之说和后世卢梭之普遍（意志）一说，都是闭着戏称之"一"之历史轨迹——这个轨迹就是一神论——而理念的普遍性对称于其政治哲学就演绎成为对于个性的否定。（如果按照一种苟简的提法，极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蜕变轨迹就是从柏拉图的理念和对于雅典民主的批判，到卢梭发明普遍人民意志，再到马克思把人民转化为普罗阶级——这些政治概念远离西方甚至东方的历史政治，形成了极权主义真正背道历史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某些专制主义形态之英文命名上看出这个变化——比如所谓的色诺芬笔下老寡头撰写的批判民主文字就用了——oligarchy（维基资料，下同）
寡头政治（古希腊语：ὀλιγαρχία，英语：oligarchy）是一种政治形式，其中大部分甚至全部有效地掌握在部分的特权阶级手上（无论是财富、家族、军事力量、残暴或政治）。
寡头政治一词，源自希腊，"oligo"就是"少数"，"arkhos"就是"统治"。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记录了在大流士建国之初，要决定波斯帝国的体制，对独裁、寡头与民主三种政体进行比较，最终决定选择独裁（古希腊语：αὐτοκρατία）政体的故事。麦加比苏（Megabyzus）认为，国家应由最优秀的少数人进行统治，支持寡头体制[1]。但大流士则认为，寡头体制中，容易因为争权夺利而走向独裁[2]。在希罗多德时代，寡头政治与贵族制是同义词。
寡头政治常常由强而有力的家族所控制，这些家庭的孩子被培养和接受顾问指导成为寡头政治力量的承继人。一些政治理论家争辩说，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政治制度，所有政府不可避免地是寡头政治。最大特色是最终也是要当皇帝，但这制度
Tyranny——
僭主的中文译文来自于日本。从英文直译为中文的另一个译文"暴君"，较少人采用，因为它可能让人误会所有的僭主都是不合法、采用暴力统治而且令人憎恨的。但实际上，在希腊的某些僭主是通过公开辩论和选举而获得统治权的。
在最早时期的古典希腊，僭主尚无贬义，只是一个对于城邦统治方式的形容。但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对于僭主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僭主开始成为带有贬义的用语。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提及君主、寡头、共和及僭主四种政体，其中，僭主被认为是一种最容易形成独裁统治的政体。僭主统治的城邦，很容易出现独裁的状况。
Authority——
权威，可以最简单地定义为"正当的权力"。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而权威则是发挥此影响的权利。
人类社会中某种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力量，要求人们无条件的遵从。这是人类社会自身的需要，她在很多方面构成了权力的基础。权威可以是神、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抽象的法律或者对人类共同生活的某种理解。[2]
对权威的接受，不是通过武力等暴力威胁进行强制，而是通过教育、传承、劝导等方式使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人自愿的接受。
Despotisme——
在古希腊时代，最早被用来指在一个家庭中的男性最高家长，他对于家中的奴隶拥有自然权力。古希腊人也用这个单字来形容古埃及的法老统治，在亚里斯多德著作中，称波斯大流士三世是一个δεσπότης（despotes）。
在1690年代，法国路易十四的政敌，以despotisme这个单字来形容路易十四拥有无限制权力的统治风格[2]。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政府分为三者，即democratic
republics、monarchies
与despotisms。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君主制（monarchies）是由法律给与政治权力，也由法律限制权力的君主制，这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君主。依照元首个人的意志进行独裁极权统治，不受法律限制，称为专制主义（despotisms）。
这个单字之后传入英国，成为 despotism，在此时，它主要用来形容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之下的所有人，都是君主的奴仆与奴隶。与绝对君主制是同义语。在18世纪时进而出现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这个名词。
在19世纪后，欧洲学界将霍布斯等人对国家主权属于绝对、单一、不可分割、转让、不能被限制的看法，称为绝对主义（absolutism）。同时，对绝对君主制（absolutemonarchy）与君主专制（despotism）这两个术语，发展出区别。绝对君主制（absolutemonarchy）主要使用于欧洲近代史的君主制，而君主专制（despotism）则使用于亚洲等东方社会的君主制。[来源请求]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讨论欧洲时，就使用德语：absoluteMonarchie、英语：absolutemonarchy，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中就使用德语：Despotismus、英语：despotism
……当然这些只是专制主义用语的一小部分。只是人们会自然区隔于那个不同与之之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英语：Totalitarianism，也译作极权政体、全能政体、总体统治、全体主义）或极权国家（英语：Totalitarianstate），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之政治制度。[1]
极权主义之概念在形成之初有着积极的含义，由魏玛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卡尔·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关全能（all-powerful，即统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中使用了"Totalstaat"一词。
（关于施密特在魏玛时期抵制纳粹合法化而失败而加入纳粹，是一个关乎极权主义合法性问题之讨论，和坊间一般简单传说该人纳入粹化的讹误，应该作出区隔。）
虽然黑格尔充分肯定了雅典世界的个性和自由，但是他认为这种个性正好是对于普遍的演绎。他认为，希腊的个性是对于城邦普遍性的转化——换言之，这个性说还没有变成他所谓的服膺于上帝的精神扬弃——这个扬弃，就是上帝前提下的个人才获得真正的异化之解。于是，柏拉图理想国影响所及，对于历史上一切经历了混合政体之希腊人，罗马人，马其顿人，波斯人，甚至阿拉伯人都是极其陌生的政体选项。因为这个真理就是：专制和皇权不等于极权。极权主义只是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和中国专制主义极端演化的结果。故此，柏拉图主义政治选项只能在极权主义时期才被希特勒直接应用甚至直接引用（关于柏拉图种族歧视说）。所谓柏拉图提出的问题千年有效，其实是在说他提出了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政治课题。这个课题就是"我只是知道我无知……"；对于理想国这个观念也同样适用。（而在另一方面，汤因比所说只有哲学演化成为宗教对于２０世纪才能继续发挥影响这个说法，也该保持清醒。）因为柏拉图双层身份和双层观念让他不同于一般的极权主义。简单说，柏拉图政治学面对雅典政治生活提出了他的法律和法制思想，又对苏格拉底批判雅典生活和民主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而苏格拉底和专制僭主克利提亚的政治关系说，形成了苏格拉底被审判的关键。
换言之，雅典民众正是因为坚持民主和抵制僭政而处死了苏格拉底。（关于克利提亚Kritias——Critias (/ˈkrɪtiəs/;
Greek: Κριτίας, Kritias; c. 460 – 403 BCE) was an ancient Athenian
political figure and author. Born in Athens, Critias was the son of
Callaeschrus and a first cousin of Plato's mother Perictione. He
became a leading and violent member of the Thirty Tyrants. He also was
an associate of Socrates, a fact that did not endear Socrates to the
Athenian public./他是三十僭主暴动的领袖。他是苏格拉底的合作者，而未能阻止雅典公众对苏氏的厌恶。（维基资料）于是，柏拉图关照的雅典民主虽然成为他和苏格拉底批判的对象，但是他毕竟是民主的论述者和肯定者。何以说这个民主的见证和论述者（见其混合政体说）成为极权主义的鼻祖，那是因为他看出了民主是坏东西——但是他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之最好——而是说要用理想国代替之。可是，当他这样言说的时候，遭到比如西西里僭主的反对不予采纳——人们说，理想国犹如没有参加竞技之人却要夺取桂冠。所以柏拉图理想对于不要说雅典人，就是后来的罗马人，神圣罗马国人和现代西方国家，都是一种笑话——一种政教合一说的理想版和幻觉版。但是，历史发展到２０世纪，理想国的政教合一版在纳粹和列宁那里找到了没有出路的出路；而这个出路现在转变成为一种后人类主义之前的南橘北枳版。
这就是柏拉图主义的命运。
那么，约瑟夫斯神治国的定位，何以和柏拉图理想主义产生联系，笔者认为那就是因为理想国和神治国，作为历史现象，都是所谓从未来走向过去的幻觉。未来和未来主义何以影响了过去和现在，乃是因为人们看到了现实的不足和缺陷，因为你可以给任何批判找到理据（列宁语），而实现这个理想确实必须满足很多条件的。之所以说约瑟夫斯神治国是一个未来主义，乃是这个国家是耶稣（抑或耶和华）要在地上建立帐幕之主张，之期颐——就像圣经启示录所言，耶稣要在地上建立新以色列耶路撒冷国，而耶稣不是莅临于天，和人们的灵魂（不管是死魂灵还是活魂灵）一起直到永恒（而上帝是未来时，过去时和现在时的总体——就像亚历山大的斐洛批判时所言，相信宇宙的时间的或者人类的一个部分，不如相信全部——这个全部就是上帝……）。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约瑟夫斯的未来国——他直接联系上帝——期待上帝第三次莅临，期待上帝成为万国之主，万民之王——哈来路亚！一切不服应者和世俗者都要受到末日审判（什么是末日审判？维基资料——
基督教末世论（英语：Christian eschatology）指基督教关于末世的观点。ta eschata (the
lastthings)，末后之事的教义乃建基直线之历史观，历史如直线般（linear）前进迈向终局。末世是《圣经》中提到的当今时代终结的时候，与耶稣再临时（有时俗称世界末日）的审判有关，对真正信靠基督的基督徒来说这是最终的公理与正义的来临，是值得期盼的。
对于末世，不同的基督宗教的理解是不同的。一般的主张认为，这与当今时代终结时候人类死亡现象终结，即灵魂所依附的生命载体不再如同现今肉体的认知，人类仍拥有实际载体依照其灵魂状况被分别安排进入永生与永死时期的情况，其中也涉及基督再来时人类历史的结束过程和人类永远的命运。
请注意，这个耶稣即将再（！））来临，是一个未来式，而约瑟夫斯说的上帝直接统治，难道不是这个含义吗？我们重复来看（维基）——
约瑟夫斯可能首创了"神治国"这个名词。他提及一种独特的政府，他写道："有些人民把至高的政治权力授予君王，有些授予寡头统治，还有些则授予民众。可是，赐律法给我们的人［摩西］，却没有受这些政治体制所吸引，相反，他所制定的政府形式可以称为——如果容许我自创一个词语的话——'神治国'，国家的一切主权和权柄都操在上帝手中。
显而易见，约瑟夫斯排除了上帝代理人的说法——这个说法在人们解释神治国这个英文名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Theocracy is a for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a deity is the source from
which all authority derive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as this
definition:
1. a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priests rule in the name of God or a god.
1.1. the commonwealth of Israel from the time of Moses until the
election of Saul as King.
（中文维基）神权政治是以宗教信仰作为政治的主导的政治体制。此概念自古有之，譬如，尊奉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
中世纪时代欧洲也是属于天主教神权政治，在教权大于政权的年代，教宗的权力很大，足以支配、垄断整个欧洲的政治、军事、社会甚至经济。
于是在此两面，一面是未来国，未来耶稣（降临），未来新耶路撒冷……
另外一面是业已建立的张三李四王五之神圣国，如此而已。
于是在简单叙述了所有这些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对于当代和希腊世界之影响后，我们也许可以转向对于民主国概念的延伸分析。这分析同样涉及到民主起源的问题。一般而言，希腊神祗忒休斯是雅典城邦的创始者，而他本人是神还是人——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同样接续关乎于此的资料（维基）。
忒休斯——
火神赫斐斯塔斯7世孙，埃里克特翁尼亚斯6世孙，潘狄翁5世孙，厄瑞克透斯玄孙，刻克洛普斯曾孙，潘狄翁2世孙，……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有4个部落，每个部落有3个胞族，每个胞族有30个氏族。各部落彼此独立，后来由于阶级分化和外来移民，一些贫困的氏族成员被排斥在氏族之外，居民杂居，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传说中的忒修斯改革。根据考古材料和学者们的意见，忒修斯改革的时间约为公元前9世纪后期，改革的内容主要是：1、以雅典为核心，设立了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废除了先前各城镇和各部落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2、把阿提卡的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3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忒修斯的改革使古老的氏族制度遭到破坏，是雅典国家萌芽的标志。他的改革也造成了贵族专权，1年1任的9名执政官全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宗教、军事、行政、司法等一切大权。贵族还在经济上对平民进行残酷剥削，通过发放以人身为低押的高利贷，使许多雅典平民沦为债务奴隶。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激化。
——这究竟是神的干预还是人的改革呢？！
忒休斯的年代是公元前９００年。罗马建政初期之希腊护教派则辩论与希腊犹太历史之短长（实际上年代各个久远如何和长处与短处）。这里我们看到，犹太国的建政则是在公元十世纪，也就是和忒休斯历史一般？但是在一种记载中，我们看到，这个说法的异议。……至少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走，到他们定居巴比伦，前业已"有４９５４年６个月零十天之历史"（呵呵！）（见《致希腊人书——提阿菲罗篇》）。这是非常有趣的记载。可是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存在本身业已说明他们没有民主历史。虽然，据说摩西曾经建立由祭司们组成的议会以制衡君主——这和上面所言忒休斯"废除了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说明，在此以前，古代雅典政治雏型里面，早已具备了议会形式。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撇开老特不说，一般而论，雅典乃及希腊一千个城邦的民主形式，是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开始的。那些关于梭罗，伯利克里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和治理说法，坊间多有涉及，在此不赘。我们倒是愿意就希腊护教者们，所谓希腊政见一无是处，而且，其所记载涉及和赞扬之人物，也是一无是处之说法，给个说法，且，我们愿意看一看希腊最后抵抗者类似德摩斯梯尼们的观点（见《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汉森著）——于此叙述之前，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这些抵抗者也许按照历史年代顺说与之，应该是……阿拉托斯，克利奥米尼，德摩斯梯尼，菲罗波门等等。普鲁塔克著名的名人列传，据说是对于罗马统治的一种委婉的"抗议书"；其实这是普鲁塔克见证希腊决定论于罗马政治文化与其历史人物的一种隐晦叙述（见《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达夫著）。希腊衰亡和雅典帝国的覆亡，同样是坊间作者颇感兴趣的话题（见《雅典帝国覆亡史》卡根著）。其间的历史脉络是，希腊之衰亡，缘于其西西里战争的失败，以后斯巴达和底比斯相继取代雅典的中心地位而自身亦已衰败——从马其顿菲律普二世之子亚历山大大帝崛起以后，希腊世界面临着一次衰亡，几面作战的危机——此刻希腊化世界慢慢演变成为罗马与迦太基之战——而迦太基战败和希腊衰亡乃及以色列一次被居鲁士解放，二次被罗马将军提多毁灭，约瑟夫斯遂发明了著名的约瑟夫斯自杀定理——这个自杀（实为他杀）成为耶路撒冷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犹太教和犹太人之东教西渐之失败——这个东方的西方和西方的东方，因为拜占庭之东、西夹缝的位置而演化成为从罗马出发东征耶路撒冷之西教东渐。这是希腊化世界演绎成为罗马——而罗马之东（拜占庭）和罗马之西（梵蒂冈），又成了自身分裂和整合失败之历史。"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发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本该是东西教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外敌，修复裂痕的绝佳契机，但天主教并不只是东征异教徒。1204年春，君士坦丁堡被攻陷，这座千年古城被洗劫了，凶手不是穆斯林，而是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尽管57年后，东正教夺回了君士坦丁堡，但经此一役，天主教与东正教和解无望。此后，拜占庭帝国也一蹶不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入侵君士坦丁堡，灭了拜占庭。"
在下一文中，我们终于可以直接探索民主国之政建的种种细节。
两希价值观对立浅说（三）
——民主与僭政疏揽
这个证据就是，地米在关系到雅典命运的海战前，让雅典人弃路入海，置之海洋而后生。因为雅典人的优越之处就是海洋。这也是希罗多德说过的，波斯女将阿尔特米西亚之所以劝说薛西斯不可恋战海洋与地米，可是她的劝阻未能生效，继而导致萨拉米海战波斯之失败。（维基资料——阿尔特米西亚一世为公元前480年，欧亚交接安那托利亚地区卡里亚小王国的女王，在她丈夫死后她继承王位成为女王。她曾与波斯国合作，共同进攻希腊，她也是在作战会议上唯一认为不需打萨拉米斯战役的人，结果波斯军队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果然失败，她换希腊旗帜伪装成希腊船逃脱，但由于她战前指出此海战对波斯不利的判断正确，波斯王薛西斯一世让她回家照顾儿子。/而美国那部关于此番海战的故事片完全没有呈现这个基本历史细节。呵呵，啥好莱坞！）
其二，是否可以说，海洋主义也就是蓝色文明成为这场海战的结果继而成长起来。蓝色文明带出的不仅仅是雅典民主和地米氏的个体历史，同样带出了希腊世界城邦世界的政治范式。希腊千百个城邦，成为那个时期的希腊民主文明之载体，之滥觞。因为民主在忒休斯的神话意义上和人文意义上，都不是雅典这个独一无二的模型可以概括和删略的，很多城邦或者一致之，或者类似之，是那个典型雅典政治模式明确或者潜在之的前国家模型——所以认为希腊世界只是雅典一个小小民主城邦可以了结的说法，就像说地球生存于万千宇宙那样及其渺小,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希腊自治城邦的千百个雏型国家，和以后罗马帝国千百个自治城市，乃至再后来，神圣罗马帝国之产生自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城市一样，在地理和政治概念上都有通达修同之路——正是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正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主义的通途。
地米氏的出现和后来的阿尔西庇亚德的出现（有译亚西比德的等等），还说明了一个有趣的课题。这个课题也就是波斯人曾经通过民主游戏的方法掷骰民主而失算……这说明了我们以前常常说起的，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某种血缘关系（你听说希特勒会掷骰民主吗——而列宁刚好是消灭苏维埃和议会……）而阿尔西庇亚德的故事，有开创了另外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后来有人说,就是最早的希腊式马基雅维利主义——虽然，地米氏，抑或其他希腊人如波桑尼阿斯甚至地米斯托克利，都有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背叛罔道之嫌，但是其中尤为典型者就是阿尔氏。这是公认的评断。在修昔底德与色诺芬笔下，在其他希腊历史作者笔下皆为如此。尤其是普鲁塔克，对于这个人物的撰写，是和克利奥兰纳斯，双向比较之，希、罗双取之。因为他们都是祖国的英雄，也是敌人，是敌国闻风丧胆和恭敬有加之人物，也是本国群众呵护和敌对之辈。我们看看这些克利奥兰纳斯究为何种人物？（维基资料—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是罗马将军的名字，因为他在针对罗马政府挑战各种起义方面取得了足够的军事成就。在这一成功之后，科里奥兰纳斯积极参与政治并寻求政治领导。他的气质不适合流行领导，他很快就被废，了，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进行了调整。他在这条路上建立的联盟导致了他的最终垮台。）
这样的经历在希腊和后来的罗马似乎是无独有N。比如地米斯托克利，波桑尼阿斯，阿尔氏等等都有背叛国家行为。于是，这里出现了关乎于此的很多议题。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论题的挑战。再是就是，像黑格尔说过，雅典抑或斯巴达人的道德归宿和个体自由其终极目的何在？是个人服从城邦，抑或相反？道德标尺的第一衡量原则，究在国家，还在个人。国家利益和国家原则，是不是可以在个人遭遇国家枉害和涂炭之时，可以背叛之？抑或，在遭受平反后，再为之效力。等等。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阿尔西比亚德，而后。也许马氏成为第二个抑或第三个。也是修昔底德笔下一个重要人物。
而在色诺芬笔下之特拉叙布鲁斯，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牵涉到关于苏格拉底和专制僭主克利提亚斯之关系，一如前述，更重要的，是牵涉到雅典一次罔顾原则的误导审判，枉死了很多将领；而特拉氏最后解决了那次著名的僭主政变。扬弃了那次审判，成为人们后来寄望于特拉氏的一个原因。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赘引资料如兹——（维基）色拉西布洛斯（Θρασύβουλος;公元前388年）是一个雅典海军将军和民主领袖。在前412年年雅典一次寡头政治政变后，萨摩斯岛的亲民主派水手选举他为将军，把他变成民主派成功抵抗那次政变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作为将军，他负责召回逃亡的争议性贵族Alcibiades（阿尔西比亚德），然后两人一起在以后的几年里广泛地合作。在前411年和410年，色拉西布洛斯与Alcibiades和其他人一起指挥并获得了多次关键性的雅典海军胜利。
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色拉西布洛斯领导民主力量抵抗新的寡头政府（三十暴君），该政府由战争的胜利方斯巴达人强加于雅典人身上。在前404年，他指挥一小股逃亡者部队入侵。
Attica 并且在随后的战役中击败了先是一个斯巴达要塞然后是寡头政府的部队。这些胜利随后，民主在雅典被重新建立。作为公元前4世纪这次重生的民主的一个领袖，色拉西布洛斯鼓吹一项抵抗斯巴达的政策并寻求恢复雅典的帝国威力。他在前388年科林斯战争领导一支雅典海军部队时被杀。
这里重复提到僭政(类似三十僭主政变乃及民主和王政转化……)的课题，希望那些混淆专制和极权者类注意之！
比如古希腊老寡头笔下的oligarchy，僭政tyrannos等（还有despotism，autocratic……）都不是极权制度/主义Totalitarianism；虽然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是僭主国家，民主是僭主选举制度（见帕雷托），但是，总而言之，僭主可以很不好，却也可以做好事，还是希腊贤人，是文明建筑者。就像马基雅威力是最伟大的共和主义者，而又是无道权术的鼓吹者。其中奥秘在于，含僭主政治在内，专制政治在内，君主政治在内，都还是好、坏各执的文明政治形式，但是，唯独极权主义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本人无法实行极权主义，只能说说而已；亚里士多德也只能谴责僭主的非法地位，却无法否认他们的历史功德（他们也不太坏），
（以下是一些众人皆知的僭主简介（维基资料），且，此地出版了四，五十种古希腊著作中译，有专门论述僭政的，此不一一。
最有名的僭主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英文：Peisistratus），他先后与公元前561年和公元前556年两次当上雅典城邦的统治者。他在位期间，支持平原农业，增加农民，制造大量橄榄油出口，由此他和他的马拉松客户获得巨额贸易利润。他通过雄心勃勃的工务计划，通过鼓励节日的创作，强化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崇拜，以此达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庇西特拉图参选时号称他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他没收贵族的土地并奖赏给穷人，削弱贵族的特权来抬高自己的特权。这可以看成是民粹主义或甚至社会主义的早期实例。
前7世纪，科林斯由僭主库普塞罗（约前657-627）和他的儿子佩里安德（约前627-585）统治时期，该城派遣殖民者建立许多新的殖民地，其中包括：埃庇达诺斯（Epidamnus，现代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叙拉古（意大利）、安布拉基亚（Ambracia，现代莱夫卡斯）、科尔库拉（Corcyra，今科孚岛）和阿纳克托里翁（Anactorium，今亚克兴）。佩里安德还建立了阿波罗尼亚城（今阿尔巴尼亚的费里）和波提狄亚（Potidaea，在哈尔基季基半岛）。科林斯还是九个出资在古埃及建立殖民地瑙克拉提斯的希腊城邦之一。该城建立于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在位期间，以促进希腊世界和埃及的贸易。
佩里安德是古希腊七贤之一。在他统治期间铸造了第一枚科林斯币。他是第一个试图打通地峡以建立科林斯人和萨罗尼科湾的海路联系的人，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没有实现他的想法，不过他代以建造了一个石造陆上斜坡"Diolkos"。库普塞罗王朝的统治结束于佩里安德的侄子普萨美提库斯（Psammetichus），以亲希腊的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见上）的名字命名。这段时期是科林斯城的黄金时代。
阿加托克利斯在叙拉古的统治十分开明。他的治理深得民心以至于他在前304年开始使用西西里国王的头衔。在对外政策方面，阿加托克利斯征服了西西里岛上的几乎所有希腊城邦，并与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结成同盟。阿加托克利斯于前299年侵入意大利，征服了亚得里亚海中的希腊殖民地克基拉岛（科孚岛）。前289年，阿加托克利斯在向南意大利进军途中去世。
阿加托克利斯统治时期是叙拉古乃至整个西西里在古代最繁荣的时期
狄奥尼修斯一世是叙拉古城邦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一位僭主。公元前405年,他因在对抗叙拉古宿敌迦太基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而掌握政权。之后,又通过一次次对迦太基的战争巩固政权。在他统治时期,不仅解放了众多受奴役的希腊城邦,而且把迦太基势力范围局限在西西里岛西部小范围地区。此外,他还开创了叙拉古历史上的一个盛世,被称为"叙拉古霸国"。叙拉古成为西部希腊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版图最盛时包括西西里的绝大部分和意大利南端,政治影响远及希腊半岛及小亚细亚地区。
Thrasybulus (Greek: Θρασύβουλος ὁ Μιλήσιος) was the tyrant of
Miletusin the 7th century BC. Under his rule, Miletus fought a lengthy
waragainst Lydia. This war ended without a decisive victor (a result
thatHerodotus credits to Thrasybulus's tricking Alyattes II into
makingpeace). Following the war, Miletus and Lydia concluded an
alliance.
Thrasybulus was an ally of Periander, the tyrant of Corinth.
Hefeatures in a famous anecdote from Herodotus's Histories,[1] in
whicha messenger from Periander asks Thrasybulus for advice onruling.
Thrasybulus, instead of responding, takes the messenger fora walk in a
field of wheat, where he proceeds to cut off all of thebest and
tallest ears of wheat. The message, correctly interpreted byPeriander,
was that a wise ruler would preempt challenges to his ruleby
"removing" those prominent men who might be powerful enough
tochallenge him; this story gave the name to Tall poppy syndrome.
（译文：色拉西布洛斯／特拉叙布鲁斯
希腊语:ΘρασύβουλοςὁΜιλήσιος/这个特拉氏，不是上述雅典将军特拉氏——自立注)是公元前第七世纪米利都的暴君。在他的统治下,米利都与吕底亚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结束时并无决定性胜负(这一结果,相信希罗多德认为AlyattesII（阿吕亚泰斯二世）采信了色拉西布洛斯的欺骗
致使出现停站)。战后,米利都和吕底亚缔结了一个联盟。色拉西布洛斯是Periander（佩里安德）的盟友,科林斯的暴君（僭主）。希罗多德的《历史》记叙一个著名故事,Periander请教色拉西布洛斯给他一个统治办法。色拉西布洛斯并无回应,而是漫步麦田,在那里他砍断长的最好和最高的麦穗。这个提示就是，Periander必须除掉所有的贤人，以巩固统治，击败挑战。这个故事以高罂粟综合症取名。（见希罗多德《历史》））
僭政比起民主的历史出现据言早了一百年，也是我们考虑雅典乃及希腊民主的必备之"科里奥兰（纳斯）序曲"。这是僭政研究学者麦格琉的观点，他的《古希腊的僭政与政治文化》一书中，同样提及了包括科林斯僭主库普塞鲁斯、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等人的系谱。他的叙述十分精确。因为他给出了僭政并不一般的只是坏专制这个简单的否定。我们依然可以从比较广泛的基础上得出与他一致的结论；专制是可以包含民主的，就像僭主庇西特拉图和库氏，都是雅典和科林斯文化的缔造者，而极权主义是没有文化的。一如梭罗没有完成他的改革由庇西特拉图完成一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又是从庇西氏之子希庇阿德那里继续延伸的——而厄菲阿尔特没有能够完成对于雅典的改革，他的取消战神山贵族议会的举动只能以失败告终，让位于伯利克里——而伯利克里这个雅典和希腊也许是第一个改革、民主战士，又同时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者类。而所谓激进改革领袖厄费菲阿尔特的改革之所以失败，要由伯利克里加以继承，则又说明，僭政和民主，民主和，也许是民粹之间的异同。于是我们看到，至少在希腊民主诞生的时候，忒休斯是所为贵族民主捍卫者而不是平民派而产生，而神圣的（他是人也是神？）。重复而言，从梭伦到庇西特拉图之路线图说明僭政的所谓民主作用，是很难厘清的；以致于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政是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我们看到，人们很难解释何以梭伦的改革要由庇西特拉图来完成——他的僭政和梭伦的民主之间间性判定究竟如何？
一言是，梭伦的改革对于雅典之民主载体之民众中贫富不均难以整合——有一种说法是，梭罗对于穷人释放而不是帮绑缚权力同样是处于敌对和两难状态。再就是，梭伦的法律至上没有实施余地（还不是就像柏拉图的法律也分成可以实施和不可以实施之二？）这是他所谓诗歌中和法律中，乃至他所谓诗歌里神谕之声的蔓延。虽然梭伦懂得法制原则会让僭主无所适从，不得善终，但是他还是做了庇西特拉图的忠诚臣民。呵呵。有谁听说民主丘吉尔可以做希特勒的臣子？（笑话）最后，这个民主和民粹的处理，在另外一个改个家厄费阿尔德那里是倾向平民的（他的主张是——（维基资料）大约在这个时候，Ephialtes和他的政治盟友开始袭击Areopagus，一个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理事会，这是一个传统上保守的力量。根据亚里士多德和一些现代史学家的说法，自公元前470年以来，雅典在Cimon的领导下，根据非正式的"Areopagite宪法"进行管理。自从公元前486年以来，Areopagus（战神山）已经失去了威信，因为当时执政官被抽中选中。Ephialtes通过起诉某些成员的行政失职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削弱了议会的威望，Ephialtes提出并通过了人民议会，这是一系列的改革，将阿列波古斯传统上在布尔民主理事会，埃克莱西亚人民党和民众法院之间分配的权力进行了分割。Ephialtes从Areopagus手中夺走了他们"附加的权力，通过它监护宪法。"……Ephialtes不会看到这种新型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公元前461年，他被暗杀。）
从政治上讲，僭政的缘起是僭主创造的某种建国/权和立法的元创性。而僭主建政以后的某种我们所谓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会与之并起；所谓的"多数富庶的城邦，一旦经历过僭政，都会大兴土木，公共空间与公共建筑急剧扩张。……僭政治下，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兴旺发达，公民意识也觉醒起来。"接下来就是"僭主们不得不给自己的权力设置界限的条件。实际上，允许僭政存在的同时，城邦邦民们也在学习用以反抗僭政的手段"。于是，关于僭政——专制的历史，也是同样的可以反抗和确有反抗的历史。这也就是后来福柯撰写关于僭政文字时所言——"这是一种被行驶的不是被占有的权力。他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者占有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这效应——是由被统治阶级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一种一种效应"。（《规训与惩罚》福柯）这段话用来解释僭政的缘起，复兴和灭亡是十分精准的。因为僭主崛起时期所采纳的所谓所谓正义处罚权限，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自我设限，因为僭主必须考虑的不是他的权力的无限延伸，而是他们找不到权力转换的机制——就像梭伦所谓，僭主不知道如何找到下台之路。因为正是索伦自己禁止了授予他的僭主的权力。而雅典人选择了僭主庇西特拉图而见弃了梭伦。有一种说法，僭主不可能放弃权利回到邦民生活。"僭政末期，当僭主权力被去私人化并重新整合，而城邦作为一种政治统一体发挥作用时，主人与奴隶的角色就被有效地颠倒了。但在这种颠倒中，自治和自由的古典观念萌发了。"麦氏说，"僭政不仅仅作为一种过渡形式为公民的不当提供了生动形象，还作为一种政治自由的模式及个体公民见得纽带存在。"因为雅典曾经有杀死僭主无罪的法律程序试行。"而雅典最具帝国主义色彩的领导人伯利克里（伯里克勒斯），雅典人的帝国已经成为僭政帝国——这一承认意味着雅典人要确信，雅典要像僭主所要求的那样，行动时必须谨小慎微、坚忍不拔，因为没有什么比僭主放弃权利更让人自由了。"（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那么，平民是不是在今后的世界历史上无缘崛起而陷入民粹主义，纳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是问题的基本提法。之所以雅典审判会在近代历史上兴起，并被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纳入负面政治成果（恶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２０世纪前后，世界政治、历史学界为了这宗公案所发起的平反雅典民主之运动。其中潘恩所谓的雅典小民主版，就是美国大民主版的再现，是为最好的证明（见《雅典审判》J.T罗伯兹）。而汉森著作更加认为雅典民主和直接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民主（！！！）——且，在现代技术成果覆盖之世界，也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而代议制民主，早在十九世纪就被约翰．穆勒等人置疑和评判过（见其《代议制政府》约翰．穆勒）。我们直接看看汉森的话，其中有二。——一是，他说直接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民主，"于是经过一番考证我们回到雅典，把他视为有分量的直接民主统治政权的最佳范例。这种政府由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５０８年——５０７年首创，当马其顿人于公元前３２２年——３２１年征服雅典后被废除。我们知道有许多希腊城邦都有民主宪法；但是，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和雅典有关，所以雅典民主是我们唯一可以描述的民主，尽管在某些重要方面，雅典又是一个另类，而且雅典的民众统治也并非希腊人所知道的唯一民主类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的一种民主类型，其公民大会的唯一职能是选举行政官，要求履行其职责，而所有的政治决策由行政主管做出，其他人都无发言权；这当然是"非直接民主"，所以，通常认为希腊民主总是"直接"的而现代民主总是"间接"的，这种更多是一种谬误，必须摒弃。不过，无论如何，雅典的确是直接民主制，也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好的民主制"。汉森饶有兴致地从援引欧里庇得斯《祈援人》一剧中那个忒休斯所谓的：人民政府！这是汉森一切论据的开始。
再是，我们看到，关于希腊雅典所谓奴隶制民主的真谛何在？用一句笑话来说，雅典人是让奴隶先富起来而实现民主的。他说，"把奴隶认定为一种剥削阶级是错误的，因为奴隶中也有少数剥削阶级；……把公民认定为剥削阶级也是错误的，因为许多公民是无产者，剥削阶级也包括很多外邦人和奴隶。据说雅典最大的企业是一家盾牌制造工厂，有１００名左右的奴隶，业主为吕西斯（Ｌｙｓｉａｓ）及其兄长博雷马克斯（Ｐolemarchos），都是外邦人；公元前４世纪的首富是银行家帕西翁（Ｐasion），他由奴隶变成外邦人，晚年终于获得公民资格"。（有關銀行起源的歷史描述可謂五花八門。有人認為銀行起源於古埃及。也有人認為"現代銀行業"始於12世紀的熱那亞。但我發現，最有趣的描述出現在羅賓•威廉姆斯(RobinWilliams)編輯的《Money:
A History》（1997年出版）一書中。該書是為配合大英博物館(BritishMuseum)錢幣文物展出版的，說教的內容很少。該書提及的最早的銀行家出現在公元前四、五世紀的雅典。這些銀行家是由在集市長椅上用外幣兌換雅典錢幣的兌錢商發展而來的。不久之後，他們又增設了一項貴重物品保管箱服務。接著，他們開始發放貸款，通常收取12%的利息。在這些早期銀行家中，最為知名的是曾身為奴隸的帕西翁(Pasion)。此人於公元前370年去世，去世前極為富有。然而，他在事業初期卻幾乎破產，因為當時有一位不滿的客戶告了他，而且我們聽說那時其它許多銀行也陷入破產。雖然滄海桑田，但這一點還真與現在沒什麼兩樣！"（《金融时报／專欄/塞繆爾•布里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雅典的政治先自由起来和经济先自由起来是相辅相成的，而并非政治经济分开切，独数鳏棍——这种分切，似曾相识，此不赘言。当然，汉森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记叙，分成很多章节。最为重头的就是他关于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等的记叙。读者可以光顾索之。
以上系列文章原载《民主中国》，今标题稍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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