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 “外宾”郑永年

郑永年

郑永年教授是不是外籍人士？可以公开得知的信息是，郑教授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同时他还在多个国家的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从这些信息判断，郑教授应该属于外宾。之所以要强调郑教授的外宾身份，是因为以这个身份对中国各项事务发表意见时，会赢得比"内宾"更多的比较优势，至少可以享受到一种更宽松的言论条件。最近这些年来，郑教授频频就中国国是发表高论，纵横各类高端论坛，被人誉为海外国师，这和其外宾身份应该有所相关。

郑教授著述颇丰，研究领域广泛，研究课题包括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国政治等等。自郑教授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以来，他更是广泛参与对众多公共问题的议论和批评，从哲学到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文化自信，从中美贸易战到国际秩序重建，几乎涵盖了公众关心的所有热点问题。在目前公共言论日趋收紧的情况下，郑教授不时发声，彰显出他与众不同的地位和影响力。

要对郑教授无所不及的研究做出整体性评价，非一篇短文可以容纳，可以从郑教授的宏大叙事中捋出一条主线，那就是为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提供全面的学术支持。据郑教授自己介绍，他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一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从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包括现在很多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左派都受西方影响，认为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他们以这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这个道理是大家很容易能明白的。"

郑教授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大家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有这么多人不明白。在他看来，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民主、法治和人权，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优势。用郑教授自己的话说，他和他的合作者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的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中国几千年，真是'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体制。"这个有效的体制说穿了就是国家主义体制，从汉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有所不同的是，汉代的国家领导权是皇权，现在的国家领导权是党权，党权就是"组织化的皇权"。郑教授在说出这些话时，脸上毫无羞羞答答的表情，把国家主义视之为"吾道"，把汉武大帝视为当代的同道者，郑教授真的做到了一以贯之。

郑教授是强烈反对用诸如极权主义、东方专制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来定义中国的制度安排，他认为这些概念完全是西方人对中国制度的污名化。四个德国人因为使用了这些概念而被郑教授斥之为对中国的误解甚大，这四个德国人是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魏特夫。对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和魏特夫不屑一顾，似乎符合当下的政治正确，他们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但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抱有微词——仅仅因为马克思把中国也视为东方专制主义国家，那郑教授的想象力真是有点肥。是不是郑教授认为，只有当马克思把中国的汉王朝说成是社会主义前朝时，才能不至于沦为对中国的误解？

中国自汉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制度安排如果不适合以极权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这些概念来定义的话——这被郑教授视为是西方思想对中国思想的殖民，那总的给一个郑教授您认为合适的名称吧？但郑教授迄今为止并没有在方面做出一点点定义的工作，他只是说："无论哪个社会，当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是客观存在的。如何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学者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你看看，郑教授的口气有多大，他编织的这顶帽子有多大，西方知识的贩卖者！如果不想当这个贩卖者，只能按郑教授所说的那样，为现实改变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的制度安排不管你喜欢与否，是改变不了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面前，你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改变你的理论，特别是要改变你的那套极权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说辞。遇到郑教授这么说时，不能不联想到网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却又不得不和我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子。

为国家主义提供学术支持，这是新时代的需要，教授们为之奔走呼号，也算是职责所在，拿人钱财，总要替人说话。况且郑教授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和他并肩作战的教授为数不少，比如有胡鞍钢、王绍光、李希光、崔之元、潘维、张维为、姚洋、强世功等。但郑教授的特点就在于，他不是一个北大的或清华的教授，而是一个新加坡的教授，他的外宾身份让他享有了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比较优势，他的居高临下或居外临中的位置，让他的言论可以更为放肆而不羁。

最近人们观察到，郑教授屡屡批评中国知识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很苛刻，一直很批评。我认为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没有自己的思考。我自己西方教育出身，觉得西方这些理论用来解释西方非常好；可是西方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就很难。近代以来，中国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想学习西方，来解释中国。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回顾近代以来，包括老一辈人，对中国所做的解释，觉得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曲解中国。"郑教授这一竿子扫过来，有多少人——包括老一辈人——会被扫到？原来他们都是因为上了西方的贼船而在曲解中国。这是不是说，只有郑教授才掌握着解释中国的正确密码？只有郑教授的中国问题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横扫一切，舍我其谁也，勇气自然可嘉，但大话不惭，其中又有多少真理性颗粒可以用来稀释在一大锅汤水里呢？

因为领导着一家智库，郑教授对中国的智库也有不少意见，在他看来，中国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郑教授对此给出的诊断是："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郑教授的这个诊断一点没错，现在的中国智库的确是有库无智，大多数都不过是国家主义的一个传声筒，除了经术缘饰权力之外，根本提供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但郑教授是不是也应该以这个诊断来反观自己呢？

郑教授显然是一个抓药方只可以治别人的病而不可以治自己病的医生，最近的一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刚刚开打之际，网上流传着一个郑教授的帖子，帖子引述了他关于智库不智的说法，并引申出他认为中国几十年来对世界事务的判断几乎没有正确过，对中美贸易战也是毫无战略对策。这个帖子引发了郑教授的严重不满，他专门委托他的研究院发了辟谣声明，认为帖子严重损害了郑教授的声誉，已经报警准备诉诸法律云云。知名媒体人石扉客就此事做了一个评论，他认为所谓造谣帖大致也是反映了郑教授以前说过的话，且对郑教授的说法是持肯定态度，他不明白郑教授对此为何会大光其火。可能的解释是："郑教授精着呢，他辟谣是辟给上面看的"。这是一种特别的邀功还是邀宠？对于中美贸易战，郑教授献过"十策"，其中一策，看了后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我引述如下：

"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南中国海、西藏、新疆、'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战场。"

对于郑教授的这个政策建议，我不知上面会怎么看？鼓动中国和美国打一场全面的新冷战，这就是郑教授智库的研究成果，这是有智的表现？

郑教授不是没有认识到，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普适性的标准，但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下才能进行智库所应有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研究，包括知识人在什么样的言论环境中才能畅所欲言，这些更为根本的问题，郑教授则一概缄口不谈。郑教授难道不清楚，他所崇尚的从汉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制度，才是导致中国智库不智的终极性根源？在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知识人何以安身立命，郑教授自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吗？！不是选择批评制度而是选择批评知识人，这样的批评对制度一定是无害的，因而也是绝对安全的，而对知识人来说则是无情的或至少是刻薄的。这是一种不论本质只论现象的聪明做法。

说实话，我在总体上对中国智库和知识人不抱乐观的态度，他们中的确只有少数人秉持着知识人所应有的独立和自由的立场，并因为秉持这种立场而在现实中遭遇着种种限制，他们的研究成果或理论之所以在现实中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并不是像郑教授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无效，而是因为制度的客观限制导致了他们的理论无用武之地。对于大多数知识人自甘于犬儒式的境地和毫无作为及担当的表现，应该予以尖锐的批评，制度性安排所造成的客观限制，不是他们可以免责的理由。但是，我认为郑永年教授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他并不享有批评知识人的正当权利和资格，原因就在于，他太把自己当外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