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崔健
来源：理想国imaginist(微信id:lixiangguo2013)
理想国按：
3月25日，"室内生活节"的第三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崔健——但不是作为"摇滚教父"的崔健，而是导演崔健，带着他的第一部长片《蓝色骨头》和短片《成都我爱你》。
在放映完这一长一短两部片子之后，崔健和梁文道进行了映后谈，谈崔健的这两部电影，也谈崔健自己。
崔健说他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个愤怒的摇滚青年，也不是和蔼可亲的大叔，他更渴望是一个真诚而实在的人，一个真诚而实在的艺术家。无论是在对谈中，还是随后的读者互动过程中，他也确实表现得如此。
他说他是一个仍保留有希望的人，最讨厌虚无者，"最给我们限制的人，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也不是没有过绝望，但绝望之后才能建立新的希望；他直言遭遇电影审查的忐忑，那心情就像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能不能上户口，他说"你需要拥有良好的记忆力，这是中国文化人必备的素质"。
最给我们限制的人
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
讲述：崔健
摄影：杨明
崔健·梁文道：为什么是电影
1.
你需要拥有良好的记忆力
这是中国文化人必备的素质
这两部片子都跟记忆有关系，拿我自己的话，就是跟时间打卡有关系。我觉得很多人的脑子都能够在一件事情发生到很久以后还有某种反映——有的人可能没有反映，但TA不一定忘掉了——加上中国的文化现状，不允许你太有直接的反映，它需要你有时候迟钝一点，跟时间合作一下。
这时候，就需要你具备事后回忆起当时情况的那种能力，你的记忆要非常非常的准确和完好，才能够真正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同时把你自己当时真正的情感和人格轮廓通过一些记忆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人或者做中国视听文化的人必备的素质。
这两部片子，一部关于未来，一部关于过去，实际上就是在时间打卡——你怎么样在时间的关节点上做反映。
我以前在美国纽约做《蓝色骨头》宣传的时候，别人问我一些有关敏感事件的问题，我一般都会说我跟时间是很好的朋友。就像一瓶葡萄酒打开木塞以后要有氧化的过程，我觉得任何历史事件和任何一个阶段，都像一瓶酒一样，对于我的记忆来说它是具有回味的价值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反映。
2.
最给我们限制的人
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
我不认为电影的叙事、符合逻辑那么重要，我觉得人们内在的联系，能量的联系更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剪得让大家觉得保持一个劲儿不降温更重要。
我不是一个专业导演，我甚至愿意大家如果把这个片子看成电影的话就不要把我看成导演，把我看成导演的话就不要把这部片子看成电影。在这个片子14年首映礼上，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我更希望这个片子能够达到电影之外的一种效果——人们认为人活在当下，人的理性、人的理智是有希望的。
有一个歌迷曾经有这样一个留言给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以后不想再听老崔的歌了，为什么？因为听老崔的歌总会有一种错觉还仍然有希望，但他觉得应该是没希望了。
我总得给人一种乐观的希望，你看我所有的歌，你看我所有的作品，到最后都是给希望的，但他说他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他觉得这是骗局。
我为什么说有一个内在的能量的联系这么重要，因为我就是觉得有希望，人就应该生活在有希望当中，否则的话人干嘛要活在当下。而且人应该找到希望，人应该有这种能力，人应该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并找到希望，而并不是张口说一套背后说另外一套，做的事是他最不愿意相信的。
我觉得最管制我们环境的，最给我们限制的人，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对这个土壤存有希望，我发现有这种群体在，而且有这种意识在。
我不是一个演讲者，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所以我要做艺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实际上我是不能够通过语言让人们感受到我是一个生活在有希望的轨迹上的人，但是我要通过我的艺术品，通过我的歌曲，通过我的作品，包括电影来表达。
如果你看了我的作品之后还是觉得没有希望的话，我认为你是一个现实虚无主义者，你干什么都没有意义。这种人可能特别危险，他们扼杀理想的角度会更刁钻，他会找到很多很多的理论和经验说你太幼稚或者你不够成熟——我恰恰想通过我电影里表达这种东西，让你感到一种内在的、激情的逻辑与关系。
3.
我不是一个愤怒的青年
也不是和蔼可亲的大叔
很多人误认为我应该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也误认为我中年的时候应该是和蔼可亲的大叔。但事实上，我的生活当中没有那么愤怒，从小知道我的人，我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我的作品里面愿意表达这些严肃的东西，但我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那么严肃。
有人说我应该是长得再黑一点，再粗壮一点，不应该知道微笑的一个人，到哪都应该是横眉冷对那种。我原本不是那样的人，那干嘛把我看成那样的，我觉得很遗憾，那是你们看错了，而并不是我演错了。
所有电影都是一个导演或者一个剧作者的内心世界，我在寻找，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到目前来说，我认为我还没有找到归宿，但是我努力奔向这个归宿的方向，而且我越来越愿意去创造出一种方法，去乐观地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确实在通过做这些事去寻找我自己的归宿，而且是我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认为它是有希望的，但是有些人没有感受到，很大的原因是虽然你在那个电影世界或者音乐世界里的那一瞬间感到希望，但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面后仍然感到没有希望，反而想我在骗你们。
我觉得那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找到足够让你自己感到希望的那些艺术品，或者说你没有努力地去试图再进入跟你有希望的群体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如果这些人总是让你失望，也许他不是你的朋友，你错认为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应该找到鼓励你的人，跟他们在一起。
4.
等待电影审批的过程
就像不知道一个孩子能不能上户口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部电影。我是一个音乐家出身，我大量时间在做音乐，我在做音乐的时候能够更感受到自己的归宿，离自己所谓理想的生活状态更近。
当我回想起来这个电影在审批的过程当中，我的内心里面总是提到嗓子眼，大概过了有半年，真的不知道这个片子能不能通过，就像不知道一个孩子能不能上户口一样，就是那种感受。
你辛辛苦苦这么努力地做一件事，但是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机会，甚至不知道有没有让圈里边人承认你的机会。如果那个片子没有成的话，我的名声就是老崔不务正业，不好好搞音乐，做电影也没人看，连审批都过不了，要是连小圈子的人都不知道我做这件事的话，就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对于我来说最起码是信心上的一种伤害、一种打击。
我仍然认为《蓝色骨头》所面临的现实，就像电影里一样，我们真正没有脱离这个迷失的季节，我们仍然在这个迷失的季节，我们这场失落的、失意的梦仍然在继续，我也不知道下一部电影有没有机会。
所以通过我的表达，我也希望能够听到我说话的所有人，包括领导们，也应该知道一个艺术家存在创作自由的空间，对这个民族、对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5.
男人和女人之间
是一种量子纠缠的生理关系产生的一种美好
我最近写的歌叫《爱情量子定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爱情关系并不是相聚的美，而是相斥的美，大家实际上越不一样还在一起的那种美。只有孤独才能穿越时空，浪漫是它的目的。
我为什么那样写《花房姑娘》，还有《假行僧》，是想逃离，但是我逃离的过程当中离不开你，那个感觉才是美的感觉，而不是我们偏要在一起，成天打架也要在一起，不是那种概念。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相斥的，所以我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就是一种量子纠缠的生理关系产生的一种美好。
我这个电影里面也有这种精神在，当你自己真正独自分享一个爱情空间的时候，当你发现它在远离你，空间可以在你身旁，但是它跟你的时空感不一样，你们互相有不理解，或者作息时间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关系的美好。所以我觉得浪漫的目的，在孤独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排斥和团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
6.
我就是那样
你怎么样看我真不是我的问题
我二十多岁时待业三年，到处找工作去吹号，因为我那时候不想做别的工作，就想做音乐，我爸通过关系，让我在朋友的文工团里面偶尔工作。我又不愿意回家，不光是家里没有条件，就是觉得自己该独立的时候应该离开父母，又离不开父母的帮助，一直纠结到我25岁的时候写了《一无所有》。
写了《一无所有》之后，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别人在听你的时候你要为别人负责，别人都在关注你，你能不能洒脱的表达自己，并在不骗你自己的情况下，分享给这些关注你的人。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你成功或者是不是成名，或者我是不是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我觉得我和我观众的关系确立的了，如果别人关注我，我就应该为他们负责任，我应该尽可能的告诉他们我的感受，不应该去照顾他喜欢不喜欢我，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什么样的更应该告诉你，这个更重要，因为我就是那样，你怎么样看我真不是我的问题。
7.
绝望之后才能建立新的希望
我特别讨厌虚无者
我在我的电影里面关注人的心理健康的正常成长是否跟上一代有密切关系，我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大，而且也很揪心，这也许是我内心的一种伤感。
我最近写的歌，还有自己经常唱的一些歌，已经远远不像《新长征》或者《花房姑娘》那样。其实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任何一个作品找到我积极乐观的一面，同时也能够找到我伤感的一面。
因为你过于伤感，当你从伤感中振奋起来以后人家觉得你真正有希望，所以我有足够的伤感和有足够的战胜，我不想说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些话题，我更希望我能够通过自己的眼睛和经历找到我所愿意表达的伤感。其实表达伤感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疗伤，这时候再树立起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人就是在励志。
所以我认为我的这个创作理念应该是这样，哪怕它有的时候是绝望的，因为我有些歌曲是绝望的，没有给人看到希望，比如《宽容》，甚至《外面的妞儿》，还有一些歌批判性非常彻底，一点希望都不给的，而且我也很喜欢彻底的那些类似于绝望的艺术——按他们的语言绝望并非是虚无，我特别讨厌虚无者——当人们面对一件事产生彻底的绝望之后才能建立一种新的希望，所以我喜欢看到这样的作品。有可能这个东西是我想通过所有艺术影片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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