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当归：从欢呼到选票（陈永苗）

在大陆民众中间，尤其在武统的逼迫下，有着对民国当归的巨大欢呼，虽然没有直接发生治理关系，但欢呼同样是法权体系上的政治维系。美国国父杰弗逊赞美过民众欢呼的民意正当性，甚至高抬于选票之上。这与施密特的认识辉映。只是欢呼不够稳定不好运作，才替代以选票。从欢呼到选票，是一种制度化。我在此论述的意图在于说明，并不是民国政体外在于大陆，悬浮于台湾孤岛上，而是已经漂移到大陆民间，潜移默化发生作用，形成地下暗流和影子性候补，随时可以上场。这样政体重建并不是我们设想的那样，是从无中生有，一穷二白从一砖一瓦开始。一票生成，或者一键生成，民国在大陆已经很富有，只是没法兑现没法出场。

中国民主化需要对外拓展。在没有维权和维权运动的时代里，人们说民主化靠大陆人民自己。可是维权十余年之后，可以清晰得看到，民主化转型模式所依赖的反对党和言论等政治自由，还是照旧，网络给予的幻觉照旧打破挤压回去。维权实现的是横向发展，在纵向意义上，不仅说不上进步，可以说是节节后退。因此中国民主化从维权运动模式要转向对外所求模式，例如打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像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内政策调整不久，就要转向对外军事征服，武统台湾彻底消灭中华民国取而代之，同样是国内矛盾的总体转移转嫁，以求得国内的喘息时间。北京大学教授新左派潘维指控共党的国民党化，吴强要写文章描述中共的民国化，武统的逼迫其实隐含着一种反坐力：大陆民国化的危险，要加以遏制。与武统对立面的可能是民国当归：美国扶持民国恢复对大陆的治理，美国民国共同体的恢复。国内矛盾总体地转嫁在民国与共党这一内战平台上，因此左右之争，维稳与维权之争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陆民间是否政治化，是否组织化该问题无从解决，也变为不重要，民主化转型的总体解决必须对外索取，该倾向也随着大量改革精英移民于国外而加剧，他们可以利用所在过的民主政治舞台来促成对华外交的转变，因此各国的民主政治舞台成为大陆民主化的舞台。

美国民国共同体在49前有着国际法基础。诉诸于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国际条约才能拯救被川普驱赶的华人。1946年的中美通商条约是赋予中国国民予以美国国民待遇的，被驱赶的移民可以起诉川普政府。如此彰显一个中国等于中华民国。

美国是法治国家，一旦援引1946年中美通商条约，不可能判定49后的大陆人，不是1946年中美通商条约所调整的对象。国际条约也是美国的国内法。我们手上要有个美国律师团就好了，不断激活美国民国共同体。

以大规模改革精英移民海外以及长远嬗变为当下社会基础之一的美国民国共同体（中美国），可以是对黄祸的世界历史意义描述词汇。如此黄祸扩张入侵世界各国，肯定有着世界历史意义。流动于和被界定于美国民国共同体（中美国）之内，就像世界性联邦于中国州和美国州，一种非国家主权建制的联邦制框架。对于中国人而言，迁徙流动于美国民国共同体，一个是继续完成晚清以来的中国基督化，通过迁徙流亡继续完成所在国的基督化，例如英国移民迁徙到美洲。二，利用所在国的民主政治气氛和风土人情，乃至政治舞台继续完成中国人的宪政驯化，由臣民向公民转行。就像一个人身上脏，跑到大湖里洗了干净。

美国把中共国列为最大的敌手，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体量敌手，且中共所统治的社会同样被视为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的威胁，如此必然迫使美国扶持中华民国台湾，美国民国共同体和美台关系的升温成为必然。如此必然迫使中国社会也必须与中共切割，国家与政权的分离，这样中国社会也必须拥抱民国，以求不进入美国的射击范围，此为社会重建-民国当归模式。

昔年王力雄《黄祸》震动美国，兰德公司据以上书，美国因畏惧黄祸之害调整政策接触中共改变中共。如今美国国会再次出现"黄祸论"，看起来需要向"遏制"政策调整，接触中共改变中共的政策成为中共做大挑战美国的良机，养虎为患。

再次出现"黄祸论"，是沿着川普上台前美国国内大举辩论"是否废除一个中国政策"的轨迹。也说明美国对华外交之民间公共外交可能失败，也就是促进大陆民间人权的倾向被美国抛弃，中国人权民主化运动不能再依赖于美国支持，断奶颜色革命的和平演变路径。川普上台后抛弃中国民运和人权运动的信号特别明显。因为大陆民主化不可能做到清洗门户，使得中国和中共区分开来，劫机犯与乘客区分开来，以至于看起来都是黄祸，清流过于渺小可以忽略不计，而且黄祸清流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如此中国民主化转型就必须在原有轨迹之外寻找新的轨迹，原有格局之外寻找新的格局，而美国对民国的扶持就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