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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

紀念袁世凱同志逝世一百周年


突然想起,袁世凯走了整整一百年了。
1916年6月初的北京,天气还不算很热,是个如花儿一样的季节。皇城根下,九门之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八旗子弟,遛狗逗鸟,该干啥干啥,与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但袁世凯的新华宫,却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云中。妻妾子女,高官近臣,衙役仆人,阿猫阿狗,所有的人都心里有数,那个他们赖以锦衣玉食、飞黄腾达的人,那个曾一心要成立中华帝国并接受了帝号,准备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大总统,在一片倒袁声中忧愤成疾,眼看着要走了。他们焚香祷告菩萨,祈求上天,保佑袁世凯转危为安。
一切都没有用。6月6日,袁世凯还是合上了双眼,享年57岁。
我很想知道,在生命倒计时的那些日子里,袁世凯想了些什么。这当然是个迷,没人能解开的迷。但有一点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他很后悔,后悔看走了眼。
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但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和关键的问题上看走眼,就满盘皆输。
客观讲,以袁世凯倒清所建立的不世之功,不在华盛顿之下。他本来能够青史留名,结果却身败名裂。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在恢复帝制这事上太自信了,而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一大堆虚假现象基础之上的。
袁世凯想做皇帝,也许有一堆能说服自己的理由,但长子袁克定拥护他做皇帝,却实实在在是做一笔生意,一笔当太子以继承大位的生意。这事儿有他炮制伪《顺天时报》为证。袁世凯看穿了吗?好像没有。不然,在这张报纸的事情败露后,他为何勃然大怒,痛骂儿子"欺父误国"!
他看到1915年12月11日参议院开会通过帝制之日,筹安会的孙毓筠等带头高呼皇帝万岁,却未必愿意承认孙毓筠是因为在辛亥革命后不得志才投靠了自己。他更不愿相信,孙的行为其实也是在做一笔生意。事实上,孙因领有袁世凯慷慨馈赠的大笔进项(孙自称每月三千元),才能沉湎于鸦片和古董字画,在京城以豪客自居。
他看到各省督军的劝进电报每天有几封飞来,未必能看到或愿意相信这些军阀还是在做生意。军阀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位,只要权位不变,他们不仅不反对变更国体,还争先恐后想去做开国功臣。事实上,就在袁世凯召见之后,这些军阀纷纷发出通电,"痛论共和制度之不善,请袁早日建元称尊"。最后,在一片劝进声中,各省军事长官由段芝贵牵头,共同上了一个"请速正大位"的密呈。
他看到交通系魁首、被称为财神爷的梁士怡为其恢复帝制,表示要全力以赴,以策前驱,并提供了推动帝制的路线图。他未必忘了,梁并不热心帝制。如果不是袁克定向梁士诒摊了牌,梁怎么能选择要头不要脸?——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梁士诒给交通系人马交了底:"成,不要脸,不成就不要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头之不在,哪有脸面?"大家选择了要头不要脸。在这里,生意的成本不过是高了些。
他还看到北京的什么工商请愿团、洋人请愿团,甚至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上街游行拥护他做皇帝,可以说社会各阶层的民意全有了,却看不到这些乌七八糟的请愿者是经授意专门上街表演的。表演,说到底,仍是生意。
实际上,袁世凯也在做一笔生意,只是这笔生意做得有点大,大到以改制为筹码。要换取的利益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打破袁家男丁活不过60岁的宿命。
因此,袁世凯接受的信息固然被过滤,但他选择性地接受信息也毋庸置疑。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发布《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宏文,一时洛阳纸贵,他视而不见。张一麐自清末便担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深受信赖,但在袁世凯帝制最火热的关节,张氏一反众人的阿谀攀附,力劝袁氏勿跳火坑,他听而不闻。他喜欢那些拥护效忠的声音,他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表忠心、献忠心的动人场面和景象,要多热情有多热情,要多真诚有多真诚,要多动人有多动人。
然而,一旦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义,所有人都作鸟兽散了。当初发表通电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各省军阀,都纷纷加入到倒袁的行列。杨度后来加入赤党,孙毓筠写了悔过书——没人逼迫他,是自己主动写的。当初那些向袁世凯表的忠心呢?如果不是被狗吃了,也是扔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不要讥笑袁世凯,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独裁和准备独裁的人不喜欢人们对自己效忠,表忠心,献忠心。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把人们对自己的效忠当做春药吃。
不要讥笑并非等闲之辈的杨度,严复、刘师培等筹安会"六君子"及后来统称的"十三太保"。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海德格尔,曾带领960名教授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的政权。在这方面,我们本土一些如雷贯耳者,既不输于外邦,也不输于前人。
不要讥笑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全国各省军阀和头面人物,或秘密递呈效忠折子,或公开发出效忠通电,是多么不堪。在表忠心这类勾当上,没有最俗,只有更俗,没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到底,大家都是把表忠心当做了生意,区别仅仅在或主动或被动罢了。主动者看到的是机会,是加官进爵,超额利润。被动者有的是被哄骗上场,有的是被挟持出台。
主动表忠心,这是一笔生意。生意场上,脸要厚,心要黑,调门越高越动听,越能把假货劣货卖出去。本来,按照常情、常理、常识,忠心不需要表,就如同儿女不需要对父母成天念叨自己孝顺一样。
但有人就是能说的出口,就是要把忠心表出来。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是在表演,在做戏、作假。做戏当然不能当真,所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至于作假,也讲功夫,要做到以假乱真,问题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末了,一袭皇帝新装,一个蹩脚童话。
从本质上讲,表忠心是一门生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赚头,干,没利,散。以利相交者,没有哪一桩能靠得住。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一句话,忠心是不需要表的。只要表,不是为利益驱使,就是摄于淫威。在这两种情况下表出的忠心,如同露水,见阳光就蒸发,如同雾霾,遇暴风就吹散,更同狗屎,一钱不值,臭不可闻。
阿克顿勋爵在十九世纪后期先知般地预言:"只要某个单一的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这个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套用这句话,当一个国家只允许因而也只有表忠心一个声音,或者把表忠心作为主旋律,往轻了讲,这个国家,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谨以此文,纪念因被表忠心而砸了锅的袁世凯同志。

—— 經濟學人一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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