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中國新華社授權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其中第14條內容為：憲法第79條第3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在2017年11月的中共19大上，政治局新常委中並沒有出現類似當初胡錦濤、習近平這樣的潛在接班人人選，人們已經普遍預測，習近平五年後將繼續掌權。懸念僅僅在於，是沿襲鄧小平的故伎，以軍委主席乃至總書記身份（兩者均無任期限制）掌握實權，還是會修改《憲法》的任期限制，以便延任國家主席？
然而，不過是靴子的最終落下（指最後決策決定），卻引發了巨大的心理衝擊，在昨天的微信朋友圈裏，可以隨處感受到一種絕望的氣氛，「移民」這一詞彙的搜索趨勢，在短時間內也發生了驚人的爆發趨勢，網友紛紛討論該移民到哪個國家。
這一心理衝擊的形成，具有很多複雜的成因，究其根本還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1982年《憲法》中，中國國家領導人任期不得連續超過兩屆的規定，並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條文，其承前啟後，實際上構成了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的心理底盤，而其取消，意味著從心理而言一個新時代的開啟。
1982年《憲法》中的此項規定，首先是中共領導層在文革後痛定思痛的產物：一個擁有終身權力的最高統治者，有充足的時間將自己的權力抬升到其他人必須仰視膜拜的高度，並擁有對其他人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為此付出代價最大的，無疑是那些曾經位居權力高層的人士。廢除終身制，代之以任期制，就可以很好地避免出現毛澤東式的人物，這首先是權力中人自我保護的考慮。
在實踐中，此項規定卻發揮出了更大的作用：通過任期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約束最高權力。以此為杠桿，配合以中共工作重心轉向全面的經濟建設，使得中共政權在仍維持專政統治的情況下，在治理上呈現出一種實用主義乃至理性的面相。這一面向，在美國的中國專家黎安友和沈大偉等政治學家看來，這顯示出中共體制的「韌性」，不僅促使民眾形成了對於中國發展的相對樂觀預期，也保障了外國資本對於中共體制的基本信任，可謂是中國經濟幾十年來高速發展的心理底盤。而在中國的自由化話語中，此項規定更被看作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治改革舉措，顯示了中共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
長期以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持有某種求變怕亂的心態，既不滿足於專政體制而盼望有所變化，同時又受益於既有格局而反對激進變革，這一利益需求主導了其心理取向，促使其在理性上更多選擇漸進改良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和變化的同時，中國政治卻維持了相當穩定的局面，除了所謂「績效合法性」的贖買之外，中共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漸進改良路線被廣泛接受，構成了中國政治穩定的心理底盤。
隨風而逝的漸進改良
因此，任期制的廢除，固然首先威脅到的是權力中人，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從經濟到政治心理底盤的全面被擊穿：幾年來習近平權力的迅速膨脹，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眾對中共體制理性面向的認可，任期限制的取消，更是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隨著最高權力重回不受任何約束的軌道，中共政權一度呈現的實用主義理性面向也隨之蕩然無存。
——报道者，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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