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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鲍彤与刘晓波 |
1986年底安徽、南京、上海、北京的學生運動期間，我知道了劉曉波的名字，沒見過面。2007以前劉曉波找過我兩次，兩次都被警察阻攔，不讓進來，他只好回去。我同劉曉波熟悉起來，是2007和2008年的事，我們很快成為好朋友。
劉曉波的專業是文藝理論，在學校裏研究過杜勃羅留波夫、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派的學說，但是他不滿足。
他喜歡自由自在地生活，喜歡交友、聊天。就性情而論，他不是政治人。同他聊天，平民瑣事，天南海北，古往今來，幾乎不涉及政治。順便提一筆，我們喝茶聊天時，總有人在邊上聽著。
熟悉以後，我們每月必喝一次茶聚聚。因為種種原因，並不是每次都能聚成。他知道我每天在玉淵潭公園打太極拳，有事還到公園來找我。2008年有一次，他到公園來，說幾個朋友在起草《零八憲章》，希望一起商量。自此，我們見面就不僅每月一次了。
《零八憲章》不是劉曉波一個人起草的，是他主持，大家一起商量。他很注意聽各種意見，對不同意見，他聽得特別仔細。他也爭論，但不固執，擇善而從。怎麼能夠讓更多的人認同，他就贊成怎麼寫。
劉曉波性格很溫和，不走極端，不主觀，不偏激。後來的那篇《我沒有敵人》，確確實實反映了他的為人和主張。
起草《零八憲章》的時候，他也徵求我的意見，但是我的意見很簡單，只有一句話：越簡單越明白越溫和越好。除此以外，我沒有別的意見。幾個朋友一起商量，忙忙碌碌，他最忙。
劉曉波聰明，知道做事情一定要合法，這樣，參加的人會多，阻力會少。《零八憲章》裡面所寫的內容，幾乎統統都是憲法上講了的。我們只是要求認真落實執行，沒有別的新的東西。在正常情況下，本來全部是當局可以接受而沒有理由拒絕的。
比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老百姓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統統都是明文載入憲法的，都是政府應該保障的事情，沒有什麼「顛覆」的東西。
當時估計到，有兩個問題可能是比較難於被接受。一個是「軍隊國家化」，還有一個是「聯邦制」。這兩個問題本來也考慮過是不是不說，但是共同的結論是為了愛國，非說不可，這是我們愛國者的責任所在，不能苟且。
軍隊如果不國家化，難道可以私有化、黨派化、軍閥化嗎？不應該啊。國防軍天經地義必須國家化。軍隊國家化是1937年一直到1946年毛澤東周恩來一貫的主張，不應該動搖。
聯邦制是民主制度的基礎。中國這麼大，如果不實行聯邦制，那麼就是中央集權。從秦始皇開始，一切主觀主義都是和中央集權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聯邦制實際上是治理大國的對症良方。美國的成功經驗證明，如果沒有聯邦制，如果沒有地方自治，民有民治民享勢必落空。中共歷史上就主張過聯省自治，這是綱領性的東西，是共產黨老祖宗的主張。毛澤東在湖南時甚至提到湖南要獨立，那就偏激得沒有分寸了。聯邦制和四分五裂壓根不是一回事，美國是聯邦制，誰能把她四分五裂？
劉曉波走的這條路是一條深思熟慮的路：一切立足於合法、和平，非暴力；溫和不偏激，有根有據，有現實的法律根據，也有歷史文獻的依據。
當時大家都比較樂觀，因為據說中國要搞「和諧社會」。已經有了憲法，儘管不完善，但是裡面有好東西，落實好東西，應該阻力會比較小，贊成的人會比較多，應該沒有理由反對。所以大家都比較樂觀，我也很樂觀。
劉霞總是靜靜地聽。她愛笑，笑得極燦爛。但她是個憂鬱的人。她是詩人，畫家，喜歡照相。她的作品的基調是憂鬱和悲傷，悲天憫人看世界。《零八憲章》發表以後，當局居然把劉曉波抓起來判刑。我不知道劉霞有沒有什麼預感。我確實沒有這個思想準備。
劉曉波為什麼會被判罪，而且是重罪。愛國有罪，護法有罪，我至今搞不懂。當時清華大學有一個胡鞍鋼教授，他說中共的常委制就是集體總統制，這話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以後，國内從來沒有人批評過，顯然是認真的有共識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時候大概是每個常委各管一攤。逮捕劉曉波時，當時的政法委書記是周永康，所以我只能這樣理解：把劉曉波抓起來判刑是出於腐敗分子周永康的胡作非為。真相到底如何，相信將來會搞清楚。
後來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這是實至名歸。劉曉波找到了一條阻力最小，理由最充分的道路，他的最終目標是沒有人膽敢公開提出反對的。如果中國真的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那麼，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福祉，而且全世界將會得到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對人類共同的文明發展可以起絕大的積極作用。
謹以此文紀念偉大的愛國者——劉曉波。
2017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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