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在抗战年间出生于桂林，两三岁时就离开去了四川，后来在上海长大，当然对桂林就毫无概念了。一九六六年底，我大学毕业不久，已是四川某县中学教师，与几位同事和学生趁文革之乱外出串联，途径桂林，听到火车站的大喇叭说"桂林人民广播电台……"居然与四川话完全一模一样；后来我还发现武汉话与川东话非常接近，这是我认识"桂柳话"是"西南官话"之始。
中国人说的"官"，不仅是"官僚／官吏"，而且有"法定的／标准的"的意思。因此"官话"应该理解为"标准汉语"，实质就是"中国通用语言"，或"汉语"。相较而言中国东南地区千变万化的方言，如上海话，福建话，广东话，湖南话等等只能是"特殊汉语"，它们之所以能为"汉语"，是因为它们受到表达官话的汉字的长期影响，而收受了大量变了音的官话词汇；否则它们就是与藏语、缅语、泰语，乃至日语、韩语一样的非汉语。
在官话系统中，西南官话方言又比北方官话更加统一，西南官话的代表是四川话，它与普通话所有单字音韵（辅音和元音）几乎完全一致，区别仅在"三声"与"四声"的颠倒。因此西南官话不仅与各种北方官话方言互懂，甚至更接近的普通话。在四川工作时我也听说民国初年有人提议以西南官话为国语，那不失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但是中国人一般认同华夏文明源于黄河流域，历代国都大都在北方官话区，采取北方官话中最典雅的北京话为国语，或许更合乎历史与情理。
而你的问题的实质是，广东广西素称"两广／两粤"，但广西北部桂柳话非但与粤语不能互懂，反而与贵州四川的西南官话方言高度一致；而且还隔开湘语区与西南官话楚方言（湖北方言）遥呼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答案说来话长。
与藏缅语同属的"官话／雅言"是世界上不多见的大一统语言，因此它一定是发生于某一小片地方，而传播至中国各地的。即如，英语发生于英伦一岛，再传播至美加纽澳，乃至泛及世界。我猜测：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是"官话"发生和分化之地。湖北襄樊方言与北方官话南阳方言基本一致，但又含浓重的楚方言成分。其后数千年中两系官话分别在中国北方和西南，取代了各种阿尔泰语言和其他弱小语言，从而成为中国的主流语言；而藏缅式的"一音多义"的官话（汉语），很难用拼音文字准确表义，于是图形文字就应运而生了。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在甲骨文和更早的象形文字发生前，"官话／雅言"就已经大面积地成型了。
我曾以"《尚书》和《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逸周书·王会解》中的通古斯女真民族"等篇文字，求证黄河流域的上古人类是后世北方民族的同类，并断言这些上古篇章都先以蒙古语流传，被记录下来的是它们的雅言译文。而楚地（包括南阳）是中原的一部分，又最接近长江以南的藏缅式（湘、赣、吴）方言区。因此，又不难推断的"官话/雅言"是在藏缅式语言的影响下，在阿尔泰语言的底蕴上发生的。
西南官话诸方言的音韵和声调高度统一，云贵方言应源自四川方言，后者则是楚方言的的延伸。但四川不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古文献关于其先民"巴人／蜀人"血缘和语言的暗示很少。但是，成都附近的"三星堆文化"的鸟图腾特征，四川地区多"氐／姜"等姓，川北羌族的萨满教习俗等迹象，表明"蜀人"具有使用阿尔泰语言的"氐羌／女真"民族的血缘成分，蜀人说西南官话是后来才形成的语言现象。
至于"氐羌"为什么是"女真"？其依据之一是，河西走廊"月氏"民族是其典型，它出走中亚后又称"昭武九姓"，而突厥语数词"九／tughuz"恰恰是突厥语民族泛称女真民族的"通古斯"。而"大月氏"地方今名"乌兹别克"，族名"月氏／乌兹"又恰是女真次族名"兀者／Uzi"。判定"氐羌即女真"，为求证云贵川三省先民是北方民族的同类提供了线索，而且还得到诸多旁证。
若干西南少数民族的北方民族血缘，十几年前已为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和人类基因学家宿兵的实验证明；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又早已为此埋伏了文字线索。司马迁说云贵先民"夜郎、靡莫、邛都、滇"等部落"此皆魋结"，其中"夜郎最大"。司马迁又说川西部落："自冄駹以东北，……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按："冄駹"实即满蒙姓氏"纳蓝"，是蒙古语"太阳/那拉"之 n 化音）。
族名"魋结/ ju-ji"实即"女直"，族名"夜郎"又是女真另一次族名"挹娄"之 ng 化；而女真语萨满神歌之"白马／yalu"也适为"挹娄"（宋和平著《满语萨满神歌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5），从音从义都表明西南夷之首"夜郎／白马"是为"挹娄"。西南夷名义上是以"氐/魋结"出现的女真民族，但也融合了其他血缘的北方民族部落（如"冄駹／纳蓝"）。云贵川三省的彝族，大理白族，迪庆藏族、丽江纳西、茂汶羌族，白马藏族，嘉戎藏族是它的后裔，但是，更大部分的西南夷已转化为使用西南官话的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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