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竹内实

作为从中国山东省张店"冒出来"、跻身精英学界的"乡巴佬"，竹内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劣等感，越到后来，越发觉得自己的"不合时宜"，有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不折不扣的"祖国的陌生人"。

2013年7月30日，日本现代中国学重镇、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Minoru Takeuchi）于京都市内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闻此讣报，笔者当即发了一条微博 ：日本汉学又少了一座巅峰。即使在英才荟萃的东洋汉学界，竹内教授也是屈指可数的泰斗级大家，其对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开创之功，更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学术视野之广博，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理解之精深，竹内都堪称不世出的俊才。特别是他对当下中国的走向，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出路的思考，不仅远未过时，有些至今仍不失为有效的镇静剂、解毒剂。

中国"乡巴佬"

1923年（大正十二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外地"—中国山东省张店（即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父母均出生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接管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利权，成为日人移民山东的契机。相比最有人气的港口城市青岛，张店是乡下。但因为地处铁路沿线，附近有煤矿，也成了日本人居留地之一。在竹内出生的镇上，便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家，可并不是像大城市那样单独辟出一块日人屯驻地，而是与中国人杂居。

竹内的父亲，早年曾救过一位被土匪绑票的地主的命（土匪虽然厉害，却不大敢惹日本人）。地主出于感恩，贷了一块地给东洋恩人。用这块地，竹内夫妇建了几间屋，经营了一爿和式旅馆。竹内实成年后还依稀记得，旅馆大门是传统和式书院风格，迎面装饰着鲜花。房间是铺着榻榻米的和室，里面有厚实的坐垫、和式沙发、铜制火钵等，整洁舒适。一位中国厨师，会烹制全套的日本料理，生鱼片、烤鱼、烧蛋等，都很地道。"鱼是从青岛用木箱运来的，很新鲜。螃蟹的嘴里总是咕噜咕噜冒着白泡。也有素烧。牛肉是青岛出产的。当时，青岛的牛肉和神户不相上下。肉肠也很好吃……在青岛住有德国人，那里的牛肉和肉肠都很好吃。"青岛太远，在铁路沿线和矿上工作的日本人，若想吃正宗日料的话，只此一家。"他们在旅馆可以住宿、吃饭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有一种回到'内地'的感觉。"

竹内实五岁失怙。母亲隐忍而有远见，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常帮助中国苦力。旅馆的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后来回忆说 ：

我刚从小学校回来，母亲告诉我说："土匪头子住在这儿，看看罢。"我移身向旁边的访客，推开房门进去，望见在榻榻米上，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囫囵躺着，大口吸着烟。以后想来，他是在吸鸦片，点着一盏小油灯。

多年之后，我从母亲那里知道，这个土匪连地主、警察局长都接待，打麻将。在赌麻将时，地主（中国人）得故意输牌，他则接受那作为礼物的赌金。要是不这样做，那土匪就会攻打城镇，抢掠烧杀。

这种童年期的现场体验，对日后成为汉学家的竹内实来说，是一种接合中国民间社会的"地气"。接没接过这种"地气"，结果大不同。一位饱读中华典籍的汉学者，可以满腹经纶，但未必了解研究对象国国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其所做的文化社会研究和政策研究，纵使全心投入，结果却未尝不是隔靴搔痒。

竹内回国后，"每当说到自己出生在中国，一般人便会说，难怪你的中国话说得那么好。可在实际上，自己与那些因为生在中国而能说漂亮的中国话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他读的是日本人学校。虽然镇上只有二十来户，满打满算四五十个日本人，但却有一间日本小学校，"从日本来的校长和他的夫人，在一间教室里教着两三个班级的学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科书也是日本文部省编写的国定教材"。包括漂流海外的适龄学子，"一个都不能少"—日本对基础教育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可竹内的母亲并不满足于此，"母亲的想法是，小时候学一门什么技术，将来总会有些用处"。因此，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那位教师叫萧国栋，虽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话教课。他对我发音上的错误校正得很严格，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让步。"十一岁时，举家迁至"满洲国"的新京（即今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中等教育。竹内少时羸弱多病，小学毕业时，班主任说"这孩子升大学有点勉强，不如进商业学校"。于是，竹内便考入了新京商业学校。入学一年后休学，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回国后，入东京二松学舍专门学校（今二松学舍大学前身）。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十九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三十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祖国的陌生人

竹内实的"幸运"在于，二松学舍时代虽然经历过"学徒出阵"，却因病未上前线。对此，他自己也感到侥幸 ：

出人意料的是，我竟能从军队里活着回来。而属于同一个分队的军官后备生落选组里的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其中一个同伴的信，还被收进了《战死者的倾述》一书（岩波文库版）。他的名字叫西村健二，是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学生。昭和十八年（1943）入伍，第二年5月出征到南方，7月，在塞班岛战死，那年他二十一岁。

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走上汉学之路，恩师是一代宗师仓石武四郎。竹内一路追随仓石，从京都大学到东京大学，出学部，入大学院，直到毕业后进入中国研究所。

东大时代发生的一件事，给竹内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1946年，中国作家冰心随夫君、中国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社会学者吴文藻访日。因战时，仓石曾把冰心的一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出版，故带竹内一起去作家夫妇落脚的有栖公园附近的公寓登门拜访，并邀请她来东大讲学。当时，即使是东大汉学系的学生，中文的听说能力也有限。冰心讲课时，便由竹内口译。开讲之前，冰心问了竹内一个什么问题，竹内说自己是边打零工边读书。冰心一听，皱了皱眉，然后介绍了一位想学日语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多年后，竹内回忆起来仍心怀感激 ："那位成员给的讲课费可真不少！我能把大学院坚持读下来是托谢先生的福。"随后，就听说吴文藻先生辞去了代表团内的职务，准备回大陆。"当然对我们并没有那样说，而是以得到了美国大学邀请的名义，离日赴港，从香港却不转美国，而是去了北京。据说在中国本土受到热烈欢迎，皆大欢喜。这个行动给我们以很大的影响。"从此，在历史性的拐点上，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成了竹内观察、思考中国问题时的一条主线。

1952年，在美国结束对日军事占领三天后的五一劳动节，东京皇居外苑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家再次走上军备道路（指组建警察预备队，即陆上自卫队的前身），要求开放皇居前广场为"人民广场"。愤怒的人群冲破二重桥前的警戒线，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造成2人死亡、1500人受伤的惨剧，史称"流血劳动节事件"。竹内实当时也在请愿人群中，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参与左翼社运。遭射杀而立仆的青年名叫高桥正夫，是东京都政府的小职员，曾参加过竹内担任教师的夜间中文讲习班的授业。该事件对竹内内心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他旋即加入日共。日共党员的身份，加上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职业履历，令他对意识形态前沿的交锋有种"春江水暖鸭先知"式的自觉。

"流血劳动节事件"后不久，1953年夏天，竹内实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彼时，日本民间掀起了一场返还在日死亡的华工苦力遗骨的运动。7月2日，载着551名中国战争殉难者遗骨的商船从神户港起航，驶往天津新港，竹内作为随团翻译前往。"在天津去了海员俱乐部，走在街上，感动不已。前来迎接遗骨的廖承志先生发表讲演，我听了，不禁潸然泪下。"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竹内实作为译员和友好人士曾数度访华，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殊荣。客观上，也使他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的细部，体会到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偏差，赋予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某种临场感，同时也看到了某些日本左派人士意识形态先行的不靠谱。如1955年10月，竹内随六大都市议员代表团访华，团长是自民党出身的东京都议长北岛义彦。去沈阳的一家工厂参观，厂长介绍厂史时说 ："由于机械设备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工厂惨淡经营……"北岛当即正色道 ："没有的事，那是被苏联拿走的。""大跃进"高潮中，以著名左派政治家风见章为团长的日中恢复邦交国民会议代表团访华。在北京会谈后，赴成都、重庆，再从长江三峡顺流而下至武汉，最后经郑州回北京。作为重要的日程安排，参观了被视为"大跃进"运动重要成果的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一行中，有位农学家、东京农工大学教授O先生，参观后，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深耕、密植法。回国后，还在左翼刊物《现代之眼》上撰文《人民公社与日本的农业》，不惜以"专家"立场向日本高调推介新中国的"农业革命"。

1960年6月，竹内实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团员中还有开高健、大江健三郎等名作家，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彼时，日本国内正值第一次"安保"斗争的节骨眼上，"毛主义"（Maoism）蒸腾日上，连竹内自己在回忆文字中也难掩对毛泽东的"情热"：

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却觉得他的手很软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种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软很轻，放进嘴里一块，不用嚼就化了。我握着毛泽东的手时，就正好有这种糖果的柔软感。

……我注意到他浑身上下充满了沉静的氛围，那种沉静的氛围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进去了似的。据说宇宙有"黑洞"，而毛泽东具有的沉静的氛围，就像黑洞一样—巨大的、深不可测的空洞。

毛给竹内的第一印象，"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更是一个读书人"。谈到在请愿活动中牺牲的东大女生桦美智子时，毛不止一次说她是"民族英雄"。他还问了每个人的年龄，然后说 ：

要在世界上有所创造，创造性的工作有四个条件。一是年轻，一是地位低，另一个是没有钱，再一个是没有名，这样四个条件。

野间在一旁打趣说 ："大江、开高已经有了名，钱也有了一些，怕不够条件了。"众人笑了起来。

竹内当然也注意到了毛身边周恩来的存在 ：

比较他们俩人，毛泽东主席显得更坚定、威严些。看得出来，周是非常尊敬毛的。二人虽都是中央委员，可身份毕竟不同，在礼仪方面分得很清楚，几乎总是毛在讲话。

竹内对周恩来的印象在日人中很有代表性。日人在单独与周接触时，一般会觉得周"威仪棣棣"，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但毛、周在一起的场合，毛的气场则压倒一切，令人觉得毛才是"巨人政治家"。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都曾留下过类似的回忆。

毛的接见是一个契机。竹内实后来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泽东专家，著有三种毛的传记，是毛语录和毛诗词的权威翻译、阐释者。他主编的苍苍社版（初期为北望社）20卷本《毛泽东集》曾纸贵东洋，是西方汉学界的"必携"书。"我们执笔是在1964年夏天。对毛泽东的政治见解，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我，决定主要理解作为文学家的毛泽东，不加政治性的评论"，力求通过文本解读，还原一个"失真"最少的毛泽东像 ：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不只是震撼了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在追踪其动向的过程中，我觉得其现实与外界的评说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想调查一下过去的主要文献，即毛泽东的文章在最初发表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通过调查，我发现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经过了不少修改和订补。注意那些修改与订补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原来的思想。于是，在重新刊行时，我们在那些修改、订补的地方都加了标注。

果然，"这套书出版后，产生了意外的反响"。可竹内实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番索隐"历史的先声"的努力，其实是"犯忌的"—"此事在当时中国，属于禁区，我（我们）显然迈入了禁止涉足的领域"，而且还招致周恩来的不悦，甚至"叫停"：

……在周总理接见的代表团中，有认识我的人，他回国后立即来找我，劝告我停止出版。这劝告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我反复思考，并没有停下来。

与此同时，竹内的学术触角开始向四周延伸，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鲁迅研究、邓小平研究、中日关系史等，视野所及，几乎涵盖了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且均有相当深度的开掘。

1964年，因参加志贺（义雄）的"结构改革派"，竹内遭日共除名。一方面是这次党内挫折的缘故，另一方面，他看到日共与中共"分道扬镳"后，日共对中共的批判，与其所诟病的中共的做法如出一辙（"日共虽然也在批判中共，但却用中共的方式，先从知识分子开刀"），内心滋生了一种对70年代校园斗争的倦怠感，遂辞掉了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的教职。这件事，反映了竹内实对政治超然的一面。

1973年，竹内再度杀回京都，并终老于大文字山下。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即"人文研"）教授、所长和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多所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竹内长期主导的"人文研"，历来是"京都学派"的"牙城"。尽管"京都学派"基本上是一个战前的概念，但竹内对注重实证研究、崇尚学术自由、全无"学阀"味道的京都学术氛围仍充满了温情，并深受濡染。用他自己的话说："根据文献来说话，离不开文献，便是'京都学派'。"在竹内经年的苦心经营下，京大等几个汉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资料、历史文献增量多多，科研实力在日本国内无出其右。如在京都产业大学的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从创刊号到"文革"中休刊号为止的全套出版物 ；"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种中共机关报，每一份都经过竹内的仔细研读，研读后精选的拔萃本分装成百余册，至今仍保管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的东洋学文献中心。而竹内实的个人藏书，则悉数捐赠给福冈市综合图书馆，馆内辟有"竹内实文库"，首次捐赠便达8000册。

作为日本顶尖的毛泽东研究权威，竹内始终享有访中的"特惠"，甚至在邻国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少数几个可以徜徉北京街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因此，他远比一般汉学者掌握更多的一手信息，这也许是他免于盲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旷日持久的反"安保"运动中，在东京和京都主要大学校园里打出"造反有理"的标语、狂热的"毛主义"狂飙横扫东洋知识界的时候，竹内反而是警觉的，甚至对"文革"持怀疑态度：

1960年我访问中国时，曾会见过赵树理和老舍，听说这些人在中国都受到了批判，我觉得这种批判与人的信义是相悖的。而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却有人在以前被其赞扬的刘少奇受到批判时，竟也反过来恶意地谩骂他。

我并非对刘少奇的过去全都肯定，但很讨厌那些如此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便决心不再对刘少奇说坏话。自己曾经在一个讨论会上发言说："比起日本的革命家来，中国的反革命要更好一些。"

1968年，竹内以《诉诸毛泽东》的著名长文，肯定毛在"终结近代中国屈辱历史"上的功绩的同时，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国家荒废，在左派思潮"一边倒"的彼时，不啻空谷足音。但在知识界被所谓"保（守）—革（新）"的划一标尺硬性切割、知识人在两极旗下自觉站队、"左""右"标签满天飞的时代，竹内却感到一种被两头夹击、动辄得咎的尴尬。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几年以前，我已经与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疏远"。作为从中国山东省张店"冒出来"、跻身精英学界的"乡巴佬"，竹内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劣等感，越到后来，越发觉得自己的"不合时宜"，有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不折不扣的"祖国的陌生人"。

"友好易，理解难"

作为终生视中国为"第一故乡"，从早在两国建交前的"民间外交"时代起，便几度访华，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汉学家，竹内实无疑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可吊诡的是，就在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的翌日（1972年9月30日 ），竹内却在公明党的机关刊物《公明新闻》上发表评论，谈"今后的日中关系"（亦为论文题目），明言"应该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如果把文章的发表时间和作者身份联系起来考虑的话，这种声音很可能会被看成是"搏出位"。但只消对竹内实的思想变迁及其背后的心路轨迹多少有所了解，便能体味其良苦用心。

作为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和两千年中日交往史的学者，竹内深知，1972年的建交，实际上是两国政治家共同推动的、一种基于国家战略的政治和解方案的实现，并非是基于两国国民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日本民众其实对中国并非多么感兴趣，毋宁说态度倒有些冷淡。这就是事实"。准确地说，1972年的"建交"，其实是"复交"：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与作为"国家"的中国进行交往，并非是自今日才开始的。

日本与清朝或中华民国，都曾有过外交关系。然而，正如历史告诉人们的，在清朝，日本曾在其领土上与俄罗斯打过仗；到了中华民国时代，又扶植过"满洲国"、冀东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并未尊重过对方的主权。

从今以后，则似乎要重新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打交道了。

那么，我们当真准备妥当了么？遗憾的是，并非如此。

竹内以在日本社会人所共知的"日中友好协会事件"为例，指出一味高喊"友好"，未必就能实现"友好"的目标，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于1949年10月，"以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并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贡献为宗旨"，从成立时间即可看出该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联。但是，1960年，该组织分裂，拉出的一支单独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本部"。因竹内本人与两边人都有交往，"自己并不认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事实上，分裂的最大背景是宫本显治主导日共时期与中共的交恶。在竹内看来，所谓"友好"定位，起初就有问题 ：

比如我觉得，一开始应该先有日中协会；接着，应该是日中理解协会；最后，才应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协会的会员可以多一些，而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少一点则无妨。至于"友好"是否会世世代代传下去，那是很难回答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以时论的尺度衡量，竹内不只是"不合时宜"的问题，简直就是"乌鸦嘴"了。可他却我行我素，自有一番坚守 ："对于民间的活动，政党并不应该进行干预。"正因为竹内是铁杆友好派，且与两个组织的人都保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加上早年与日共的一段欲说还休的瓜葛，所以才会对民间组织的分裂悲剧感到痛心疾首。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党派干预民间活动惹的祸，中日民间交流理应回归"正道"，那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要知道，竹内形成这一番思考的时候，正值中日关系"蜜月"期，"日中友好"几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断有政治反对势力出台"搅局"，但"搅局"的结果，却反而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势下，竹内敏锐地察觉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本身即是一种僵化，也未尝不是中日关系大起大落、骤冷骤热，动辄"打摆子"的初期症状（诸如宝钢事件、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首相的靖国参拜、光华寮事件，等等）的病因之一。于是，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前瞻性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瓶颈，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甚至曾建议以平假名书写的"喜欢"，来逐步取代用汉字书写的"友好"。

在奠定中日关系基础的基本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后的1978年10月，竹内在《中央公论》杂志撰文指出 ：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则应该加深"理解"，才能"友好"发展，即所谓"关系—理解—友好"。当时，由于日本无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是赞成两国首先恢复邦交，建立关系的。但是从前几年开始，我觉得这种关系似乎被颠倒了。滥竽充数以求加深"友好"，或徒具形式的代表团接触之类，这些并无意义的举动和结果表明，按"友好—理解—关系"这种颠倒的顺序，并想加强"关系"，是难以奏效的。

日中邦交恢复后友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双方当然都是有利的。但是，决不应该放松对"理解"这一中间环节的努力。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友好"诉求先行，而"理解"滞后、发育不良的状况，确确实实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竹内不仅看到了问题之所在，而且提出了解决方案，力主展开"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研究，以期两国关系能最大限度地"去政治化"，以相对客观化的、正常的"体温"落地。只有如此，才可望生根。譬如,他从中国人性格中"面子"文化的视角，来观照、解释中日之间围绕战争历史的"道歉"问题 ；从90年代开始兴盛的"华人世界"（泛指定居海外的华人）现象，来评价其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等。在"'日中友好'还是不"的非此即彼时代，竹内版超越"友好"的中日关系论确实不失为醒脑的清凉剂。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作为具有宏观大历史视野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学者，竹内确实有站在时代的屋檐下，眺望前路，指明问题和方向的胆识和才具。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早在中日建交之初，他便以"友好易，理解难"、应慎言"友好"的大胆判断令"友邦惊诧"，令学界大跌眼镜一样，在两国关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提出过富于前瞻性的问题。如1980年元旦，他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文，建议日本中国研究学界把"人口、人才、人权"这三点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十年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进入90年代，则呼吁应该就"老龄化社会对策、环境污染对策和新哲学之必要性"这三点进行研究。前两点似乎已无需多做解释。关于第三点，竹内提出"必须包括重新审视和探讨以往那些作为人类共同理想而提出的口号，诸如'进步'、'发展'和'近代化'之类"。

晚年的竹内实，亲眼目睹中日关系从"蜜月"走向"迷惑"，继而深陷泥沼的现实，同时也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张力，进而指出 ：所谓"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中华世界"。这又回到前文提到的对"华人世界"文化的看法问题：

华人世界还有一个特点，即向心力很强，从周边景仰中心。比如作为华人中心的中国大陆有了某种考古上的新发现，大约华人世界中的人们都会为之欢欣，虽然这样的发现未必会给他们带来利益。

在经济上，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的活跃，也会推动华人世界的兴盛。我相信，这一点在文化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对崛起中的"盛世中国"及其"周边势力"的历史文化视野的考察，他再次提醒日本国内部分"日中友好原教旨"主义者，切勿放纵对中国的想象，"敷衍"对中国的理解。其言谆谆，其意诚诚，听上去颇有对21世纪的预言意味。不过，这也刚好回应了竹内实其人，每每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登高远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大学者的真姿态。（原文发表于《东方历史评论》第六期"理解日本"）

——转载自"刘柠"微信公众号，微信号：liuningping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