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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励之 |
「方勵之的言論曾經激動過一個時代，當他離開這個世界時，他的名字依然被遮蔽。他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此岸，古老的大陸，他是一個禁忌。在遙 遠的太平洋彼岸，76歲的他悄悄的走了，他的靈魂將自由地回歸，再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攔 。」（摘自朱毅《無字碑前開始的方勵之北京追思》）
2012 年4月14日，國際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中國民主和人權倡導者方勵之長眠亞利桑納州土桑（Tucson）東草地棕櫚墓園，終年76歲。專程從洛杉磯前來告別 精神導師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在悼詞上寫著兩行字「從北大到美國，您是我始終的導師；自思想到為人，我是您永遠的學生。」王丹的悼詞，在某種程度上， 代表了八九天安門一代人的心聲。
2012年4月6日，方勵之在亞利桑納州土桑市猝逝，引起全世界各地、包括海峽兩岸三地的科學家和各界人士 的沉痛哀悼，方勵之眾多同事、學生和親友，以及受他影響的一代人，紛紛寫了感人的悼念文章。在這些文章的基礎上，此書編輯委員會又向方勵之生前海內外友 人、尤其是人權和民主活動活躍人士徵稿，從方勵之對人權、民主、科學、教育和人文角度，來回憶與他的交往及生前事蹟，匯集70多篇文稿編輯成書。
《方 勵之紀念文集》編輯高伐林表示，希望「人文卷」能像此前出版的「科學卷」一樣，幫助讀者瞭解方勵之發揮一個科學家的本色，對人權和民主發展的貢獻，他的人 文才華，以及他如何從科學出發來影響中國的科技教育發展和社會政治改革，並為後人研究方勵之、研究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近現代科技史保留珍貴史料。
高伐林引述康德名言：「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是值得我們深深景仰的，一個是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另一個是我們內心的崇高道德法則。」他認為這句話彷彿是給方勵 之「量身打造」，他恰巧就「深深景仰」這「兩樣東西」：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探索「頭上的燦爛星空」，同時也按照內心所景仰的「崇高道德法則」，不畏艱險，推 動中國的民主和人權進步。
歷史學家余英時為《方勵之紀念文集─人文卷》代序，並撰寫「方勵之的卓越成就」一文。他說：方先生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但是他畢生關懷的不僅是知識的「真」，而且也是社會的「善」。
河 邊加州大學教授、漢學家林培瑞在《方勵之：八項美德》一文中說：「認識方先生24年，有幾百種記憶，一篇短文難以盡述」，但他列舉方勵之的八項難忘印象： 「挑選的標準有兩個：一、出我意料之外；二、足以說明方先生性格的特點。」林培瑞列舉的八項美德分別是：全然的真誠、對普通人的同情、機智、勇氣、人權意 識、獨立思考、剛強、童心。「總的來說給我的印象是：聰明、誠實、幽默；而且語言，不管是說的還是寫的，清晰到位、沒有任何廢話。」
方勵之 作為卓越的物理學家、深受學生愛戴的中國科技大學前副校長，1990年7月流亡美國，2012年4月6日客死異邦。林培瑞在紀念文章中，講述方勵之性格的 八點特質，他認為他是個偉人，為中國做出關鍵性的貢獻。1980年代，當方勵之開始公開倡導民主和人權的時候，「人權」這個詞在中國極其陌生和「敏感」， 幾乎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上說出這兩個字，更不用說像方勵之那樣提倡普世價值了。
然而，不到30年，在他謝世之際，根植於中國民間草根的「維 權」運動已經廣泛開展起來，中國的統治者似乎也無法阻擋維權運動的高漲。「權利」的概念很普遍，已經不「敏感」了。就算是最底層的人士，也開始懂得要求自 己的「權利」。這麼重大變化當然不是任何人單槍匹馬的成果。然而，也可以說：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人的貢獻比方勵之更大。「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方先生不僅聰 明絕頂，心地純善，而且是一偉大的人。」林培瑞說。
他最佩服方勵之的「先知先覺」。他回憶，1990年，方勵之還在美國使館「避難」期間， 《紐約書評》總編羅伯特‧西爾弗斯（Robert Silvers）向方勵之邀稿，並請林培瑞翻譯。方勵之答應了，稿子送到林培瑞手裡，他瞠目結舌，主題是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大屠殺在中國，將來會被 遺忘，因為中國共產黨有套「遺忘術」。
林培瑞想，這怎麼可能？令人髮指的「六四」屠殺已經被全世界的媒體報導，餘波猶新，怎麼會很快被遺 忘？方勵之的理論根據是：1940年代王實味等人在延安，1956年「給黨提意見」的百花齊放運動，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跟1989年學運要求都是如 出一轍，可是每次運動都得從頭再來。每一次，後來者對抗議運動的歷史與前人的建樹，所知有限，甚至一無所知。為什麼？主要是因為中共那套能夠抹殺歷史的遺 忘術，當局正在故伎重施，大有可能如其所願。
林培瑞按下震驚，把方勵之的文章翻譯出來了，《紐約書評》也刊登了。現在回頭去看，歷史證明了 方勵之的預言。今天，許多中國年輕人只是模糊知道1989年發生什麼事，而他們的「所知」常常也只是政府灌輸給他們的極度扭曲的歷史，在全世界寫下人們對 1989年「不可磨滅」的記憶時，唯獨方勵之在寫遺忘問題。「這段經驗，在我記憶中，能說明方勵之的獨立思考，就是上面說的八項美德之一」。
林 培瑞批評有人認為方勵之六四後應做烈士的論調，有人主張「不要神話方勵之」，認為在1989年天安門學運中，方勵之應該積極介入學生運動；大屠殺之後，方 勵之應該走出大使館，和他的學生在一起。林培瑞為方勵之辯護說，1989的學生運動是自發的，不是任何局外人「挑起」的，方勵之不去天安門的原因，是怕他 一旦去，當局會抓把柄，說運動是他發起的，這樣就貶低了學生的自發性。同樣道理，方勵之也勸林培瑞，做為美國人，也不要去。
林培瑞提到，方勵之在六四後上街，恐有生命危險。政府人士給他透露消息，說當局在研究怎樣處理「方勵之」時，曾經考慮安排「車禍」，李淑嫻尤其擔心丈夫的個人安全。
談 到方勵之對當下中國有何意義？林培瑞指出，1973年5月，他第一次到中國，「人權」「民權」之類詞彙根本看不到。1979年1月，第二次去，「權」字在 民主牆上出現，但民間沒有人敢用，是極端「敏感」的詞語。但30年以後，「權」字在中國民間社會裡相當普遍。不但出現許多「維權律師」，數百萬下崗工人、 房子被「拆」的都市居民、養老金不足的老人，甚至農村裡受虐待的農民，都知道自己有「權」，這是很大變化，不能不提方勵之的貢獻。
方勵之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應該怎麼看？林培瑞問過余英時這個問題。身為當今世界最權威的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強調他是從「歷史學家的眼光」，高度評價方勵之「在歷史上已取得絕對不朽的地位」。
余英時指出，五四胡適、羅隆基等先驅推動了人權概念，同時許多知識分子都提倡「民主」。到了20世紀中葉，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運動徹底中斷了中國嚮往民主和人 權的傳統。因此，方勵之在1980年代提出民主和人權，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繼承了晚清到五四被中斷的傳統，只是方的勇氣大多了，因為胡適、羅隆基是在 較為自由的氣氛中提出自己看法，方勵之是頂著很大壓力提出來。
余英時認為，方勵之不但沒有過時、被人遺忘，而且他的貢獻一再加深。「我們不能想像，1980年代的方勵之有多大的魅力，所到之處演講人山人海，他影響了整個一代人，像王丹說的，整個八九一代人都是他教育出來的。」
林培瑞說，今天「方勵之」三個字仍不能出現在中國官方媒體，大部分年輕人也沒聽說過他。對這一點，余英時把胡適跟方勵之做了對比。他說胡適的名字在五四時期廣為人知，到了毛時代被徹底抹殺，但到世紀末又恢復了，現在知識界又享有特殊地位。
方 勵之的名譽將來會不會跟胡適一樣在公共輿論恢復？余英時認為有可能，林培瑞也認為很可能。這是因為方勵之提出的概念是普世的，普世真理、普世價值，在20 世紀末已經變成全球價值取向。方勵之喜歡說：「我研究的是物理，不是中國物理，愛因斯坦研究的也不是猶太物理。難道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和人權嗎？」
林培瑞強調，方勵之這種思想突破是很深刻的，比一般擁護共產黨和一般反對共產黨的聲音都深刻一層。「我相信將來的中國歷史會承認這一點」。
2012 年4月14日，國際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中國民主和人權倡導者方勵之長眠亞利桑納州土桑（Tucson）東草地棕櫚墓園，終年76歲。專程從洛杉磯前來告別 精神導師的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在悼詞上寫著兩行字「從北大到美國，您是我始終的導師；自思想到為人，我是您永遠的學生。」王丹的悼詞，在某種程度上， 代表了八九天安門一代人的心聲。
2012年4月6日，方勵之在亞利桑納州土桑市猝逝，引起全世界各地、包括海峽兩岸三地的科學家和各界人士 的沉痛哀悼，方勵之眾多同事、學生和親友，以及受他影響的一代人，紛紛寫了感人的悼念文章。在這些文章的基礎上，此書編輯委員會又向方勵之生前海內外友 人、尤其是人權和民主活動活躍人士徵稿，從方勵之對人權、民主、科學、教育和人文角度，來回憶與他的交往及生前事蹟，匯集70多篇文稿編輯成書。
《方 勵之紀念文集》編輯高伐林表示，希望「人文卷」能像此前出版的「科學卷」一樣，幫助讀者瞭解方勵之發揮一個科學家的本色，對人權和民主發展的貢獻，他的人 文才華，以及他如何從科學出發來影響中國的科技教育發展和社會政治改革，並為後人研究方勵之、研究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近現代科技史保留珍貴史料。
高伐林引述康德名言：「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是值得我們深深景仰的，一個是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另一個是我們內心的崇高道德法則。」他認為這句話彷彿是給方勵 之「量身打造」，他恰巧就「深深景仰」這「兩樣東西」：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探索「頭上的燦爛星空」，同時也按照內心所景仰的「崇高道德法則」，不畏艱險，推 動中國的民主和人權進步。
歷史學家余英時為《方勵之紀念文集─人文卷》代序，並撰寫「方勵之的卓越成就」一文。他說：方先生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但是他畢生關懷的不僅是知識的「真」，而且也是社會的「善」。
河 邊加州大學教授、漢學家林培瑞在《方勵之：八項美德》一文中說：「認識方先生24年，有幾百種記憶，一篇短文難以盡述」，但他列舉方勵之的八項難忘印象： 「挑選的標準有兩個：一、出我意料之外；二、足以說明方先生性格的特點。」林培瑞列舉的八項美德分別是：全然的真誠、對普通人的同情、機智、勇氣、人權意 識、獨立思考、剛強、童心。「總的來說給我的印象是：聰明、誠實、幽默；而且語言，不管是說的還是寫的，清晰到位、沒有任何廢話。」
方勵之 作為卓越的物理學家、深受學生愛戴的中國科技大學前副校長，1990年7月流亡美國，2012年4月6日客死異邦。林培瑞在紀念文章中，講述方勵之性格的 八點特質，他認為他是個偉人，為中國做出關鍵性的貢獻。1980年代，當方勵之開始公開倡導民主和人權的時候，「人權」這個詞在中國極其陌生和「敏感」， 幾乎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上說出這兩個字，更不用說像方勵之那樣提倡普世價值了。
然而，不到30年，在他謝世之際，根植於中國民間草根的「維 權」運動已經廣泛開展起來，中國的統治者似乎也無法阻擋維權運動的高漲。「權利」的概念很普遍，已經不「敏感」了。就算是最底層的人士，也開始懂得要求自 己的「權利」。這麼重大變化當然不是任何人單槍匹馬的成果。然而，也可以說：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人的貢獻比方勵之更大。「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方先生不僅聰 明絕頂，心地純善，而且是一偉大的人。」林培瑞說。
他最佩服方勵之的「先知先覺」。他回憶，1990年，方勵之還在美國使館「避難」期間， 《紐約書評》總編羅伯特‧西爾弗斯（Robert Silvers）向方勵之邀稿，並請林培瑞翻譯。方勵之答應了，稿子送到林培瑞手裡，他瞠目結舌，主題是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大屠殺在中國，將來會被 遺忘，因為中國共產黨有套「遺忘術」。
林培瑞想，這怎麼可能？令人髮指的「六四」屠殺已經被全世界的媒體報導，餘波猶新，怎麼會很快被遺 忘？方勵之的理論根據是：1940年代王實味等人在延安，1956年「給黨提意見」的百花齊放運動，1979年的民主牆運動，跟1989年學運要求都是如 出一轍，可是每次運動都得從頭再來。每一次，後來者對抗議運動的歷史與前人的建樹，所知有限，甚至一無所知。為什麼？主要是因為中共那套能夠抹殺歷史的遺 忘術，當局正在故伎重施，大有可能如其所願。
林培瑞按下震驚，把方勵之的文章翻譯出來了，《紐約書評》也刊登了。現在回頭去看，歷史證明了 方勵之的預言。今天，許多中國年輕人只是模糊知道1989年發生什麼事，而他們的「所知」常常也只是政府灌輸給他們的極度扭曲的歷史，在全世界寫下人們對 1989年「不可磨滅」的記憶時，唯獨方勵之在寫遺忘問題。「這段經驗，在我記憶中，能說明方勵之的獨立思考，就是上面說的八項美德之一」。
林 培瑞批評有人認為方勵之六四後應做烈士的論調，有人主張「不要神話方勵之」，認為在1989年天安門學運中，方勵之應該積極介入學生運動；大屠殺之後，方 勵之應該走出大使館，和他的學生在一起。林培瑞為方勵之辯護說，1989的學生運動是自發的，不是任何局外人「挑起」的，方勵之不去天安門的原因，是怕他 一旦去，當局會抓把柄，說運動是他發起的，這樣就貶低了學生的自發性。同樣道理，方勵之也勸林培瑞，做為美國人，也不要去。
林培瑞提到，方勵之在六四後上街，恐有生命危險。政府人士給他透露消息，說當局在研究怎樣處理「方勵之」時，曾經考慮安排「車禍」，李淑嫻尤其擔心丈夫的個人安全。
談 到方勵之對當下中國有何意義？林培瑞指出，1973年5月，他第一次到中國，「人權」「民權」之類詞彙根本看不到。1979年1月，第二次去，「權」字在 民主牆上出現，但民間沒有人敢用，是極端「敏感」的詞語。但30年以後，「權」字在中國民間社會裡相當普遍。不但出現許多「維權律師」，數百萬下崗工人、 房子被「拆」的都市居民、養老金不足的老人，甚至農村裡受虐待的農民，都知道自己有「權」，這是很大變化，不能不提方勵之的貢獻。
方勵之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應該怎麼看？林培瑞問過余英時這個問題。身為當今世界最權威的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強調他是從「歷史學家的眼光」，高度評價方勵之「在歷史上已取得絕對不朽的地位」。
余英時指出，五四胡適、羅隆基等先驅推動了人權概念，同時許多知識分子都提倡「民主」。到了20世紀中葉，毛澤東的共產主義運動徹底中斷了中國嚮往民主和人 權的傳統。因此，方勵之在1980年代提出民主和人權，與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繼承了晚清到五四被中斷的傳統，只是方的勇氣大多了，因為胡適、羅隆基是在 較為自由的氣氛中提出自己看法，方勵之是頂著很大壓力提出來。
余英時認為，方勵之不但沒有過時、被人遺忘，而且他的貢獻一再加深。「我們不能想像，1980年代的方勵之有多大的魅力，所到之處演講人山人海，他影響了整個一代人，像王丹說的，整個八九一代人都是他教育出來的。」
林培瑞說，今天「方勵之」三個字仍不能出現在中國官方媒體，大部分年輕人也沒聽說過他。對這一點，余英時把胡適跟方勵之做了對比。他說胡適的名字在五四時期廣為人知，到了毛時代被徹底抹殺，但到世紀末又恢復了，現在知識界又享有特殊地位。
方 勵之的名譽將來會不會跟胡適一樣在公共輿論恢復？余英時認為有可能，林培瑞也認為很可能。這是因為方勵之提出的概念是普世的，普世真理、普世價值，在20 世紀末已經變成全球價值取向。方勵之喜歡說：「我研究的是物理，不是中國物理，愛因斯坦研究的也不是猶太物理。難道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和人權嗎？」
林培瑞強調，方勵之這種思想突破是很深刻的，比一般擁護共產黨和一般反對共產黨的聲音都深刻一層。「我相信將來的中國歷史會承認這一點」。
曾慧燕
Wai Yin Tsang
Regional Editor
外埠新聞中心主任
World Journal 世界日報
141-07 20th Ave Whitestone, NY 11357
E-mail: waiyintsang@worldjour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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