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2016——习近平过大关

文革剪纸

2016年，习近平将面临他执政以来最大的挑战，这一点已经毫无悬念。

有人认为，2016年习近平面对的最大难关，是经济下滑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包括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大幅贬值，失业剧增，通货膨胀，并由此引发政治危机。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仍有回旋余地。人们强调经济危机对习近平权力挑战的一个潜在原因，就是不少希望习近平下台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希望经济不好，从而给习近平带来压力。而这样的人在权贵中，特别是高官中是越来越多了。他们的这种消极对抗态度，也是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中纪委的网站又发了一篇奇文，题目是"官员都在坐等出事"，就是影射这个现实。而现实比"坐等出事"更严峻，因为不少官员是在"坐盼出事"。

这说明，习近平面临的政治危机，其实是比经济危机更大的挑战。三年来，习近平任性和霸道的执政风格令自己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陷入空前的孤立，不看好习近平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2016年的中国迎来的两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将成为诱发政治危机的导火索。一个政治事件就是纪念文革五十周年。另一个事件就是中共高层要确立十九大领导班子的人选。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辰。这几天围绕对毛的历史评价，许多微信群组都出现了热烈的议论和激辩。可以想像，明年一年，经历过文革的这代人，都不免会特别关注对文革的种种议论。这就为各种涉及文革的文字，提供了广大的读者群。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他们的中坚力量——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对文革这段历史也会产生特别的兴趣，因为半个世纪前他们父辈的经历已然有了越来越现实的意义：他们的职场和单位的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类似文革的人人自危氛围。如何在这种氛围中保护自己，要不要借这种氛围来害人谋私，都成为很现实的问题。

至于中共的高层权斗，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日益加剧的治理危机而有了新的内涵。原来大佬们想的主要是如何保住家族和帮派的利益，现在忧虑更多的则是习近平的这种搞法，会不会把整条船弄翻，让大家一起完蛋。因此，围绕著十九届中共常委人选的一场高层权斗，中共大佬们将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那就是如何来制约习近平的权力，避免同归于尽的前景。

这场权斗对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就在于，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将设置什么样的政治伦理和道德的底线？这个选择是习近平政治生涯的一大关口，不仅关系到他的历史地位，更关系到整个中国和世界的福祉。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看到痞子政治对习近平有很大的诱惑。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有可能学毛泽东的样，全面调动中国痞子政治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中国从来不乏这样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批毛、批文革时心中怀有的隐忧。

不过，我还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悲观的判断，那就是像文革那样调动人性中的邪恶是习近平唯一可能的选择。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文革时代，"你死我活"的逻辑很难让绝大多数人理解。当然，习近平要拒绝痞子政治的诱惑，选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理性政治，2016年就不得不做出不轻松的政治妥协，并且对自己的任性和霸道作风做痛苦调整，此即"过大关"之谓也。我有一位支持习近平的朋友告诉我，以习仲勋一家在文革乃至九十年代的经历来判断，应相信习近平有足够的调整能力和政治生存能力。

我希望2016年能证明我的这位朋友对习近平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我实在不愿看到，习近平选择全面推动痞子政治带来的灾难后果。

——RFA

高新：共产党坐了天下以后为什么还要“偷鸡摸狗”？

资料图片：原中国副主席荣毅仁（Public Domain）

不久前，海外华文媒体竞相转载了一篇题为《知情者曝荣毅仁守密20年 习仲勋介绍入党》的文章，说的是"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原中国副主席荣毅仁，逝世后中共党员身份才曝光。著有《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一书的无锡作家高仲泰日前透露，荣毅仁入党是由中共元老邓小平特批，中国主席习近平之父习仲勋担任入党介绍人，但严格保密。荣毅仁本人守口如瓶，对夫人也未吐露口风。据悉，在荣的家乡无锡，官方近日已将他树立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正面典型。"

荣毅仁是民族资本家、中信集团创办人，1993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对外仍宣布他为党外人士。直到2005年10月，荣毅仁逝世，官方发布讣告宣布他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发布生平透露他在1985年7月1日入党，拥有20年的党龄，但未透露入党细节。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著有《太平轮》的作家高仲泰是荣毅仁无锡老乡，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研究荣氏家族，曾经采访过荣老本人，近年出版《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号称"是一部非虚构长篇纪实小说"。该书透露，在1985年之前，荣毅仁就向中信公司党组书记熊向晖提出了入党要求，由于荣毅仁是著名的党外人士，国内外影响巨大，熊向晖无权作出定论，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作了汇报。

杨静仁向分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汇报，习仲勋汇报了邓小平。邓小平同意荣入党，但要求不公开宣布，必须严格保密，并且钦点习仲勋作为入党介绍人，由中央统战部特事特办。此后，荣毅仁入党的事，有关部门有关人士严格保密，荣毅仁本人也守口如瓶，对夫人杨鉴清也未吐露一点口风。
"你也知道荣老是国家领导人，不能随便写。"高仲泰12月8日确认，上述情节是事实，至于书中的一些人物对白则属于文学创作。他说，该书在上海出版，经过重重严格审查，"（荣毅仁之子）荣智健有看过，中央统战部审查过，同意出版。"被问及公开党员身份是否荣老遗愿？高仲泰说，"是组织决定的。

笔者不能直接找到这位高仲泰去核实外界媒体如上报道内容是否真是从他口中"透露"的，如果是，那么他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就不是"非虚构"了，特别是习仲勋介绍入党一事，不排除是为讨当今圣上"庆丰帝"的欢心而信口开河。

关于荣毅仁对加入共产党的"执着追求"，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早有详细报道，具体内容是：荣毅仁曾四次申请加入中共。1951年6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委员时，提出入党申请，被陈毅劝止。1957年1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时第二次提出，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劝止。1962年10月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时第三次提出，被周恩来劝止。

直到1985年4月，荣毅仁在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上第四次申请入党，获准。其入党介绍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1986年2月，荣毅仁被增补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经济和民主党派工作。

也就是说，荣毅仁是中共党员的事情至少在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里是公开的，"知密"范围既然已经（至少）扩展到整个人大常委会党组，他荣毅仁犯得着一直到去世都是还瞒着自己的夫人吗？

其实，荣毅仁已经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党组成员的秘密，在内部保守得也不是特别的严格。就在一九八六年前后，笔者本人曾经在北京参与过一次接待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的活动，参与者之一，当时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亲自为霍英东安排的秘书，来自总政联络部的郭姓正团职军官即在与我们闲聊的过程中说漏了一句："荣老入党以后就该霍老入了"。

当然，对绝大多数"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谓的"无党派人士"们，荣毅仁入党一事绝对是保密的，对海外"爱国华侨"们更是不能公开。

当年有一则官方媒体吹捧荣毅仁的文章如此写道：

"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了！"1993年3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出国家新领导人的喜讯，通过卫星和无线电波，瞬间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其中，荣毅仁的名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先知先觉的香港媒体以大字标题发文："荣老板一生颇富传奇色彩，无疑这一章是他达致巅峰的时刻"，"这对中共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正面的形象意义。"

有华侨报纸认为："荣毅仁的背景非比寻常，它并非共产党人，且曾是中国第一大资本家，他以无党籍及'资本主义'的背景当上国家副主席的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例子。据说，这是邓小平的意见，以凸现中国发展经济为先的路向。"

德国的《柏林日报》则形容当选后的荣毅仁"他仿佛是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天然代表。"

日本的《读卖新闻》指出，荣毅仁的新职务将对华侨资本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上报道内容验证了中共政权为何在接纳荣毅仁为中共党员的同时又要对外，特别是对海华侨保密的内部考量。也正是因为荣毅仁在世时一直都是在对海外华侨"现身说法"，证明中共政权对"党外人士"是多么的"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所以荣毅仁去世之后中共政权自己也不好意思直接宣布荣毅仁早已经是中共党员，而且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党组成员，而是在其讣告中先暗示了一下。

当时新华社奉命发布的发荣毅仁讣告内容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 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荣毅仁同志，因病于2005年10月26 日20时3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共产主义战士"当然应该是共产党员才能享有的称号。与讣告同时发出的荣毅仁简历中，也避开了他加入中共一事。几天之后，在为荣毅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官方奉命发布的"荣毅仁同志生平"中，才正式透露了他早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即已经加入了中共。

此消息一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引起的震动反而不如在中共党内引起的震动大。道理在于所谓"民主党派"的成员，特别是民主党中央领导层的负责人里，到底有多少是"双重党籍"，他们自己都心中有数。至于"无党派人士"，首先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不具体中共党员政治身份的普通百姓在需要通报自己"政治面貌"时，是要自称"群众"的，官方用语中也是称这部分人为"党外群众"，而所谓"无党派人士"则是一个严格的定义，单指那些表面上既不是中共党员，也没有加入"民主党派"，但已经被中共各级统战部门安排为各级政府部门副职领导人，或者各级政协委员者，才有资格被称之为"人士"。

笔者这里用了"表面上"三个字，是因为这类"人士"在被中共各级统战部列为"统战对象"之初，应该都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正如很多加入了"民主党派"继而成为"民主党派"各级支部的领导成员之后又秘密或者干脆公开加入中共，成为"双重党籍"的"人士"一样，那些"无党派人士"一旦被执政党尊之为"人士"之后，社会地位陡然高升，打心底里唱出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习主席亲"，学着荣毅仁的样子，哭着喊着非要加入共产党，党岂有不接纳的道理？所以当笔者在本文开头引述的《知情者曝荣毅仁守密20年 习仲勋介绍入党》一文在海外华文媒体上刊出后，即有网友吐槽说：依此类推，全国人大里的所谓"党外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里的所谓"党外副主席"都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

之所以说荣毅仁这位顶着"红色资本家"光环的"从党外人士中产生"的国家副主席居然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一事被中共政权羞答答地对外公开之后，反而在中共党内引起震动，原因是这种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安插和发展中共党员的事情只由中共各级统战部门秘密操作，普通中共党员无从知晓，所才会奇怪：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以前"打天下"的时候在"国统区"里发展"地下党"，如今"坐天下"已经几十年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九）——感言集锦（一）/代“二零一六年新年献辞”

上个月在北京见到律师，他说从提起诉讼之日起，就知道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我却没有这个准备，觉得最多拖个一年半载吧。没成想两年过去了，案子还在贾志刚法官领衔的合议庭里压着，2015年9月15日他当面作出的："尽快按照法律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承诺，像扔进水里的一块石头，咕咚一声，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我的"跟进报道"到今年12月已经是第十八篇了，算上开篇的"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封公开信"及附文《"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块试金石》，总共二十篇。父亲李锐在他的"一九五八年记事"一诗中有："不识时务学老鸹；一呱二呱三呱叫，……"之语，他那时是孤鸹独呱。时隔半个多世纪，世界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的廿呱之声，保守地算，"和者"至少也有百万了。日前从直接发到我的邮箱的读者反馈中摘选出一些，成一"感言集锦"。因《争鸣》字数限制，分两期刊出。这第一篇，就算是我和"同呱"朋友们共同的"新年献辞"吧。（以下摘述除注明，均来自国内）

支持的话语

喜欢您这样较真的人。谢谢李老师！（著名报业集团在职编辑）

支持!望坚持到底!（主流纸媒体原主编）

支持李南央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的正义之举！（退休历史教授）

你为维护公民正当权利所做的努力，令人敬佩。支持你！坚持！！！（某省前剧协主席）

你的努力一定会推进这个系统的改革！我们支持。（美籍华裔夫妇：退休高级工程师，前国内名校校党委成员）

坚持！李南央女士！我们都支持你！（河南一群大学生、教师）

支持！在中国与政府讲道理，索要自己应有的权利，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敬佩您为自己合法的权益，不懈坚持的勇气！（网络杂志编辑）

支持。还要称赞好文笔。（美籍华裔IT工程师）

坚决支持！对最近几年中国民主的大倒退深感失望及遗憾!（美籍华裔退休教授）

这是在跟大流氓、大无赖打官司。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你精疲力竭，拖到你不想再打下去，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国内这样从黑发拖到白头的事儿太多了，许多案子当事人都死了，还结不了呢。但我还是支持你打下去，最终有没有结果倒在其次，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侵犯了我，我不怕你，我要跟你战斗到底！（主流纸媒体记者）

贵案的进展较为复杂，我作为街头一员很难就案情细节作分析。我认为，除了宣传暴力、邪教、诲淫诲盗的书籍而外，其他书籍应该一律放开，要自信中国人民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因此，如果本案的关键点在于反对海关没收上述书籍之外的书籍，反对思想钳制，本人是始终支持的。（南京市民）

我认识的几位师友，都打了版权官司，都输给了政治－－他们不是输给了法律，而是历史输给了政治。您的官司我也不看好，但我支持您去争取，去发出声音。输不是结果，只是政治对历史和法律犯下的又一个错误。（网络媒体编辑）

在中国人这个族群中，不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顺民占绝大多数。知道自己有权利"妄议中央"的人不多；知道自己不但有权利"妄议"还有权利"反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更少了；而不但知道自己的这个权利而且起而捍卫和争回这个权利的人则少之又少。中国被"揪出"的人总是真心地表白"我不反党"；而极少有人质问"我为什么不能反你这个党？"中国人被共产党剥夺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你的官司争的就是这个基本的东西。岂有不支持之理？有人说李南央的官司赢不了，所以没什么意义。我说这个官司的存在本身就是"赢"，就是意义。共产党指望每一个人"打不还手"，可是自己可以随意打人。这次它碰上了一个"还手"的，告诉它不能一手遮天。这是赢在讲理，赢在过程。这样的"赢在过程"多了，"赢在结果"就不远了。（美籍华裔大学教授）

鼓励的话语

单枪匹马是千军万马的先锋。（民间智库顾问）

精卫填海，众志成城。（主流出版社退休编辑）

敬佩您的努力，水滴石穿。（自由撰稿人）

我特别钦佩您"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精神。加油。（名校教授）

赞赏你坚持正义的勇气，佩服你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政治凌驾一切之上的司法抗争，没有足够的耐性和定力，撑不到如今。加油！（美国伯克利大学图书馆华裔馆员）

谢谢您的顽强坚持！那不仅是您个人的失败或成功，也是近代百年来追求公平正义愿望的失败或成功。再次谢谢您！（著名独立电影制片人）

又看到了你的消息。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今天这种环境中实在太难能可贵了！（澳大利亚籍华裔退休商人）

你的官司是一个小官司，但意义不凡。你现在不一定赢，但是从长远的视角看过去，最终我相信你将胜出。（南京市民）

看了"跟进十七"，知道终于有了一点回音，也就是你说的撞门，现在终于撞开了一条缝，……总要有人呼吁，总要有人为之奋斗，看似是进关带书的问题，其实远远不止于此。谢谢你这两年的坚持，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共著名历史学家后裔）

愿意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敬意。这件事的结果从你诉讼的时候起也许就注定了，但是这整个过程，将作为一个精彩的案例，折射出今天中国以法治国的真实面目。你不是孤军奋战。坚持就是胜利！（加拿大籍华裔IT工程师）

你的每一篇"跟进"我都读过。明知你个人权利的诉讼，绝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却眼见你孤军奋战，很少声援，实在是对中国的法律太绝望！太无奈！……如果你能获胜，会给国民带来些许曙光。为你加油！（某政治学院退休教授）

多谢大姐的英勇刚毅。海关禁书体现的是野蛮愚民政策，受害者是全体公民及人类文明。在毗邻香港澳门的广东几个海关，书报审查是其主要任务，每天都有无数受害者。在整个世界，只有几个国家还在制定和实行这种违反人类文明的野蛮"条例"。……唯有锲而不舍，联手推倒这种野蛮的制度。（澳大利亚中国籍教授）

你坚持两年不懈地讨要公道，说起来只是几本书。但是我知道这不是几本书的问题，千年的皇权思想无不是从这些小事上体现出来的。你的公民意识也是你这么多年不断学习与思考才有的。我不仅仅是支持你，还是那句话，有你这样的人，中国才有希望。（中石油退休工程师）

很多共产党干部子弟的父辈过去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一旦父辈再得权势，大部分子弟就去用父辈的权力寻租，与财富结缘，尽情享受，消遥挥霍。而你却是那极少数的一员，二三十年来，你抛弃世俗，顶着漫骂和屈辱，心平气和，脚踏实地循着父辈的足迹，掘出历史的真相，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摇旗，为宪政开张纳喊。中国的言论自由之战由于你这样的斗士而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南央，为你骄傲！（居美青年时代好友）

一寸一寸一寸，跟进跟进跟进，说得太好了，毕竟在寸步必争地跟进着。（美籍华裔生化工程师）

"白天屋里都要点灯"，"分辨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的土地上，你执著地寻找那盏灯。（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资深记者、播音员）

来自外国友人的支持

坚决支持！要求并监督政府各部门按照宪法和法律条文办事既是公民的义务又是公民的权利。

Carma H（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I hope you get your day in court!  （我希望你终有一天获得开庭。）

Eric W（美国斯坦佛大学友人）

I recognized there the fantastic woman that you are! Respect! （我方认识到你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尊敬你！）

Alain P（法国科学界友人）

I respect you for your brave deed against Chinese authority.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ought, and publi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ndamental right of human being.  To fight for this right is not only the issue of yours, but also the issue of Japanese.  （我敬佩你勇敢地起诉中国行政当局。言论、思想和出版的自由，是人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为此而斗争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是我们日本人的追求。）

Shin-ichi K（日本科学界友人）

Thank you for the interesting article!  It's good that your case gets some publicity.  Probably this will have a bigger effect than the lawsuit itself.  I showed the article to the whole family including Mama.  We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for you! （谢谢发来引人入胜的文章！你的案子得到公众关注真是件好事，这或许比官司本身影响更大。我把文章拿给全家人看了，包括妈妈。我们大家都期盼你能够成功。）

Martin M and family（德国科学界友人和他的全家）

此文收笔时，律师转来三中院第六次"延长审限通知书"，签发日12月2日——上次"通知"已经失效二天。这是贾法官留给我的辞岁背影。但愿在新的一年里，他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法规，谨守自己对原告作出的承诺。

我的好朋友、中共烈士子弟戴晴对我说："以平和坚韧的方式，坚持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看来远难于革命。但革命未必能保护公民。"我赞同她的认知：任何暴力的革命，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唯有以和平的方式，首先争取程序的公平，中国才有望实施宪政。我会在新的一年里，为赢回自己公民的权利，在中国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在夏楠律师的协助下，继续"跟进"，为案子的开庭与三中院的法官继续讲理。

在2016年即将来临之际，让我向所有关注和支持我"状告海关案"的朋友们和香港《争鸣》杂志，道声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持之以恒的关注，谢谢你们锲而不舍的支持！也衷心地祝愿我那些因言论获罪身陷囹圄的朋友们，多多保重，身心健康地走出监狱大门。

李南央

綦彦臣：异议政治学术的两大使命

耘余闲墨（8）

                

政治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其分支在现代学术领域有地缘政治学如科恩（Saul Bernard Cohen）所作而为宏观者,有特殊利益政治学如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与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合著而为微观者,等等。此两标志性分支放在中国语境，它们是治世的学问。在中国未来的民主社会，这种治世之学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异议政治的学术理想之一。治世之学的对面有乱世之学，尽管后者未曾引起学术关注。乱世之学，是更具中国本土性质的政治学且与行为经济学大有关系。此论非为耸动学术，而是在揭示历史存在（那种被粗滥传统之学忽略乃至格式化的历史本真）之时，指出中国语境中的异议政治学在原点处有两大使命：一则为乱世而备、二则为治世而储。已涉关键词「乱世」超乎传统含义，而是社会变化、历史演进的逻辑表现；之于每个时代的杰出学者，体制外的，它更具行为经济学意义。并且，这里加重「体制外」意义也是借助历史考察的结果，因为既得利益政治学意义上的体制内学术没有乱备治储的功能，仅仅是既得利益之分享操作更为精细化而已。

历史案例较多，具有文本一致性程度较高的是魏征学术。以现在的标准看，魏征为乱世而备政治学术资源时既无体制内资格（如博士学位、教授学衔）亦无体制内成果（如国家学术基金支持的项目暨著述），但「好读书，多所涉通」的行为是迎接乱世所需的人力资本投入。在行为经济学意义上，之前的「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是相应的个体知识生产成本。对魏征案例的分析是建构主义手法下的创新，但也基于一般历史文献，其如以上「多所涉通」、「不事生业」两引来自于《旧唐书·魏征传》。该传亦曰：「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这里面，渐变态势是关键。因为这个「渐」的过程所需时间也是为乱世而备的学术形成所需要的时间，其如通俗所言「改革与革命赛跑」是时间问题一样，为乱世而备的学术正在与乱世临界进行时间赛跑。魏征的乱世之备为时代剧变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推动力，其如说服徐世勣将巨额集团性人力资本、经济储备资源投入到异议的李唐体系。后者正在与腐败的隋王朝进行殊死搏斗。由于乱世之备充足并有巨大政治收益，才产生了治世之储。由于魏征的体制外学术精当，才有后来国家治理的丰厚道统资源。在更具体的细节上，魏征之引历史典故，可准确到朝代年号序数（如引东汉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事例），亦可将古典文献运用于日常非文本对策（如引《尚书·益稷》只差一字，以「尔」为「汝」），等等。在道统方面，魏征统贯起来的为乱世而备、为治世而储的古典政治学术，继承更发挥了中国古典的建构方法——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里面的道统资源——从而超越了荀学的矛盾与积弊。

荀学之穷凶极恶到晚晴已败坏了整个文明体系的思维能力，因此，才有谭嗣同之斥，是谓「二千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从魏到谭历史跨度非常之大，而以大历史逻辑视之，前者的乱备治储之行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建构，至少使唐中期前期避免了荀学之害。在更确切的历史细节上，魏征引荀学文献初出的君庶水舟论而不言及源出算是一种学术策略，即以「臣又闻古人云」方式表达（见《贞观政要·论政体》篇）。在纯学术层面上，这里的「古人」在荀况之外还有东汉中后期的皇甫规。皇甫回应国家征求意见（即对策行为），在未说明来源荀况文献的情况下以君庶水舟论规劝最高权力人，当中，附益了自己的一个见解即言「群臣乘舟者也」。这是非常好的建构主义手法。以魏征专心为乱世而备的政治学术时「多所通涉」之能力，应当关注过《后汉书·皇甫规传》。该传以有五篇传主原文之引而在《后汉书》中有不殊地位，以致后来的《旧唐书·魏征传》引传主四篇原文，可以对观于前者。

荀学体系虽然初步建构君庶水舟论（在《荀子·王制》篇），但它又以反对「无稽之谈」而实质反构建。这是其体系的致命硬伤，因为在古典学术里，「古人有言」（见《尚书·周书·泰誓》下篇）、「于传有之」（见《孟子·梁惠王》下篇）都是建构行为。这种建构行为是荀况表达君庶水舟论时以「传曰」模糊文献来源的历史学术依据。荀学之恶不仅因「传曰」与「无稽之谈」之冲突而致体系致命硬伤，更在于它是绝对镇压异议的，如曰「才行反对者死无赦」（亦在〈王制〉篇）；也在于它是坚决反改革的，如曰「无稽之谈，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在〈正名〉篇）。为了掩盖学术体系的致命硬伤，荀子的学生或更以后的该系学者附益了〈哀公〉篇，把君庶水舟论发挥成孔丘对鲁哀公的政治训导，以证荀况本人的「传曰」有孔丘历史言论为据。但是，无论儒学初典《论语》还是西汉重要历史著作《史记》，均未载明孔丘有君庶水舟论之阐发。作为一个反异议亦反改革的学术体系，荀学在本质上一个「服从的哲学」体系。通俗言之，「只要我当上，你就得服」。此一「服从的哲学」体系既是中国版的古典法西斯，也是一种败坏的既得利益政治学思维体系。可以说，中国历史至于今日，任何一个喜欢荀学的统治者他（她）都会很自觉地进入政治反动与文化反动的两重合一角色。从个人品质上论，推崇荀学的人也没一个好人，这也是皇甫规与魏征引述君庶水舟论时连《荀子》文献的「传曰」都不涉及的根本原因。再次，谭嗣同之斥荀学为乡愿也不难理解：在一个「服从的哲学」支撑政治学实践体系中，服从会带来巨大利益，此种利益使体制内政治人物因职位（或能量）级次而结成完全违背一般义理的大大小小集团，集团内的人是各种翻版的「老乡」关系；将自己纳入「老乡」关系当中，连最高统治者也概莫能外，尽管他（她）或对朋党政治咬牙切齿——这正像荀学使用「传曰」建构手法与反对别人「无稽之谈」一样。初期儒家巨头孔丘曾厉言「乡愿，德之贼也」，而致成「二千学之学，荀学也」之结果，亦印证中国历史多为贼的统治时期与结构。不过，在全球化也即人类不同文明分支之通约性有史以来最大提高之际，中国异议政治学术的政治伦理上灭贼时间之到来已经不太遥远。因此，争取过程时间以积为乱世而备的政治学术，才可能对未来民主社会有所贡献，即为治世而储的政治学术得为实然。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初稿；二十三日晚，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南桥：中国外交的“鸡头”性格

图：联合国通过決議對IS採取必要手段，中国没有投下它的品牌反对票。

中国向美国开放而得益越多，中共领导层就越咽不下在美国面前自惭形秽这口气。外交的"鸡头"性格是其极权统治的内政需要，首先是要摆给自己国内的民众看。只有中国的内政变了，外交才会变。

外交政策是国家利益和政治理念的综合表现，必有其内在逻辑。这种逻辑经常是不明说的，所谓"外交辞令"。但是在外交辞令的掩盖下，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仍然表现出各自的性格。"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外的共同性格，到现如今更是"鸡头"到了逻辑混乱的地步，不要说理念失落了，连国家利益都摆放得乱七八糟，到处撒钱，到处树敌，到处被人嫌。这种"鸡头"性格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是如何养成的？

不是领袖不甘心

中共是以暴力建立起政权的国家，从建政第一天起就有怎样和这个世界相处的问题。中共早期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和扶助下展开革命 ，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私下里经常说自己喜欢美国人，而和俄国人的交往经常有不愉快的经历。中共执政后一边倒地完全投向苏联阵营，这一外交大方向的选择是不能用国家利益来解释的，只能用领导人的眼界和思路来解释。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来说，他们无法想像自己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将是什么前景，无法想像怎么把自己手中的这个国家变成一个自由国家，而投入苏联阵营的前景对他们来说是清楚的，他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虽然苏联是世界革命的老大，自己却有望成为世界革命的老二。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走上了一条以美国为内心之敌的外交道路，这是当代中国的一条不归路。国之厄运，由此肇始。

中共以朝鲜战争开始了自己争取当"鸡头"的外交。朝鲜战争是中共向斯大林交出的效忠帖，以换取苏联帮助中国工业化。但是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老二角色从没感到痛快过，于是老二和老大瞬间翻脸，自己另起炉灶，聚拢一批朋友，当起了"鸡头"。那时候全中国人都以为中国正承担着世界革命领袖的重任，有一句让国人感觉十分爽快的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具体的做法是勒紧本国百姓的裤带，"支援亚非拉"，工作做得相当细致，甚至在西方国家中培养亲近中国的另类共产党，一时全世界到处都出现了一种叫做马列主义共产党的东西，那就是中国养出来的一群新品种鸡。

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以为，印度和中国将一起成为亚洲崛起的领袖。他是大错特错了，中国怎么会愿意和印度平起平坐呢？1962年的一场局部战争终结了尼赫鲁的亚洲梦。中国为什么发动这场一无所获的侵略战争，印度人至今也没想明白，现在恐怕连中国人自己也想不明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东南亚直接支援武装斗争，特别是援越，可谓不计代价。周恩来向越南保证：六亿中国人民是越南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在柬埔寨，中国一手指导和扶植了如假包换的恶魔红色高棉。最后的结果是一场与越南反目为仇的边境战争。今日周边各国对中国抱有戒心，不是没有来历的。

中共执政后，前三十年的外交棋局，如果要寻找内在逻辑，那就是毛泽东不做世界领袖不甘心的逻辑。毛泽东把整个世界当江湖，把国家利益当作自己挑头当老大的代价。外交搞得一塌糊涂不要紧，他以为自己至少让这个世界对中国刮目相待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是混乱的，最终所有的战友都成了敌人。而中共领导人内心其实非常自卑，他们明白自己说到底不过是土包子，在美国面前他们只能"高山仰止"。于是，反美，跟美国作对，更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集体情结，直到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

外交上"鸡头"性格源自极权内政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外交策略，是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金钱和技术发展国内经济，但是视美国为敌的"鸡头"性格并没有改变。中国向美国开放而得益越多，中共领导层就越咽不下在美国面前自惭形秽这口气。于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摆出的姿态是怪异的，一方面是合作的姿态，毛泽东之后的历届领导人都把访问美国、在白宫国宴视为最重要最体面的成果，经常把话说得非常漂亮。另一方面是在国际事务上，凡是可以和美国作对的时候就决不含糊地使用否决权，传递不甘为"凤尾"的强烈信号。

这个时期的欧美政商界秉持一个判断，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成长起来，这个国家必定会自然地启动民主化进程，于是他们支持中国加入WTO，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待到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向美国发出了创造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制定世界规则的信号，西方世界才领悟到自己的判断失误。

十五年前的911事件和这次的巴黎恐袭，中国领导人的心情很不一样。911时期，中国摆明了置身事外，暗暗窃喜美国受挫，在世界反恐合作方面说够了风凉话；这次巴黎恐袭是在习近平访美而被拒绝加入新型大国关系俱乐部之后，又发生了一个中国人质被杀的事件，尽管习总书记重用的宣传新宠周小平发出了怪声怪气的暗示，这次中国却挂不下脸来置身事外了。联合国决议不惜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中国没有投下它的品牌反对票。可是，当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其他四个都宣布要派出军事力量远征ISIS的时候，中国才发现，要动真格的话，有一个辽宁号航母是不够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要成为世界领袖，还远不够格。

眼下的中国领导人一定感受到了被世界列强鄙视的滋味，那种滋味是不好受的。如今的中国，连自己骗自己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自信都不敢有，"一带一路"没有朋友是走不出去的。但是中共的"鸡头"性格，注定了中国外交不会就此改变姿态，加入文明世界的平等大家庭，以平常心来对待欧美，平等对待周边小国，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国家。和美国作对，仍然将是中国领导层的难解情结。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国家作对，是极权国家的内政理念决定的。凡是内政为极权专制的国家，都在外交上表现出这种"鸡头"性格。北朝鲜的金家政权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都是这种"鸡头"性格的典型标本。"鸡头"性格是极权统治的内政需要，首先是要摆给自己国内的民众看。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交政策的性格受制于内政。只有中国的内政变了，外交才会变。只要中国没有民主化，反美仍将一如既往。

——《动向》2015年12月号

程映虹：西非大国加纳和中国之间的风风雨雨

一位中国在加纳留学生写的关于中国在非洲输出革命的书《龙的拥抱》（1967年出版）封面：左上是周恩来访问加纳是和恩克鲁玛握手，右下是一个中国军事顾问在加纳示范爆破技术。

加纳今天是中国在非洲经济扩张的重要对象，但它也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甚至文革早期的政治有很大关系……

加纳是西非重要国家，也是今天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中国在加纳的投资、开发和大量合法和非法打工的劳工，既给加纳的发展注入了资本和技术，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新的麻烦。  

笔者的系主任欧赛教授原籍加纳，虽然在美国近30年了，但仍然心系故国，每年都回去考察，对中国在加纳的经济渗透有很多观察。从国家政治的层面，他担心中资在加纳的活动方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政治精英内部交易达成的，尤其是中国给加纳的长期贷款达成的方式和附带条件，只会加重非洲政治本来就有的封闭性和垄断性，给加纳今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隐患。  

在草根层面，他告诉笔者很多中国劳工在加纳非法采金的活动，他们在到处乱挖，很多地方被弄得百孔千疮，乌烟瘴气。欧赛教授告诉笔者的这些情况其实也并非什么内幕，甚至中国自己的媒体和观察家也有类似的揭露，难怪加纳的警方近些年来已经发起了对中国非法劳工和非法采金活动的打击。 其实，追溯历史，加纳和毛时代的中国的关系也很值得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可以供今天的读者了解中非关系的历史提供一些背景。  

恩克鲁玛照搬毛主义建立一党专政  

 

加纳原名黄金海岸，曾经是英国殖民地，1957年独立，成为英属非洲殖民地中第一个独立的国家。领导加纳独立的民族主义领袖恩克鲁玛在非洲独立浪潮中有很高威望，但独立后他拒绝实现民主宪政的诺言，照搬苏联尤其是中国的模式，建立了一党专制和个人崇拜。  

加纳一独立，恩克鲁玛就把加纳人民对民主的追求说成是西方的阴谋，宣布罢工非法，而罢工恰恰是加纳人民用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最主要工具。他也对报刊的自由言论严加限制，甚至规定有些言论要由他亲自审查。1958年他制定了"预防性拘留法"，这个法律给予政府不经过法律程序拘留和逮捕任何人的权力。与此同时，恩克鲁玛通过法律，将他控制的加纳人民大会党成为加纳唯一的政党，建立了党国体制，用他的话来说:"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他说党和政府的关系是前者创造后者，党踞于国家之上，规定加纳所有政府机构的各级官员都必须是党员，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必须是党的分支。 但更重要的是，恩克鲁玛本人又高踞于这个党之上。他说："当我说党是至高无上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那就是我本人—所宣布的决定不受任何约束。"1964年他宣布自己为党的终生总书记，也是加纳终生总统。他建立了"恩克鲁玛思想研究所"，就像中央党校，规定党的干部都要到这个研究所来进修，他们对待恩克鲁玛思想的态度必须表现出"对待宗教那样的虔诚和热情。"党的宣传说"在我国的国情下，人民需要一个可以崇拜的领导，一座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可以仰头眺望的灯塔。"  

在经济建设上，恩克鲁玛也废除了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来统一分配国家资源，不顾起码的经济和技术常识，独立后十年不到就上了一大堆重大项目，常常用个人拍脑袋来决定经济政策。加纳盛产黄金、可可和木材，在西非殖民地中经济基础很好，但恩克鲁玛十年不到的执政不但把国家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而且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带来了经济领域的腐败，执政党干部和国家官员利用计划经济给予的权力为自己敛财。民间流传高官用公款进口高级轿车和高官太太订制镶嵌黄金的豪华大床等等丑闻。  

恩克鲁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专制使得他丧失了在独立运动中积累起来的威望和信任。1966年2月份，以军方将领为首的政治反对派趁他在中国访问之际发动政变，将他推翻。

 

中国在非洲输出革命的基地  

恩克鲁玛的加纳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60年代上半期中国要推动世界革命，把争取独立的非洲作为一个重要对象。中国的这个世界革命战略和恩克鲁玛的非洲大陆革命思想一拍即合。恩克鲁玛很像列宁和毛泽东，列宁认为离开欧洲革命，俄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而毛泽东也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成亚洲革命的先锋，所以1949年以后大力支持亚洲各国左派尤其是共产党。恩克鲁玛主张泛非主义，即整个非洲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但其实质是由他的加纳领导，灌输加纳模式，凡是与此不合的都是殖民主义的阴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恩克鲁玛建立了"非洲事务局"，招募和训练非洲一些国家所谓的"自由战士"，在加纳的一些秘密营地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和游击战的训练，最有名的包括曼可隆和奥贝尼玛西，其教官、教材和装备很多来自中国。毛泽东有关游击战的论述经常被引用，例如"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所谓"纸老虎"的论述，和"群众路线"的方法等等。  

中国对加纳的非洲大陆革命的指导和帮助是秘密进行的，中国驻加纳大使馆要求加纳非洲事务局严格保密，防止给西方国家提供口实，离间加纳和非洲独立运动的关系。但1966年政变后， 反恩克鲁玛的军事政权不但公布了很多有关中国和恩克鲁玛政权之间的秘密材料，驱逐了据说数百名中国顾问和其他人员，而且开放了几处有中国顾问参与的训练基地，让本国人和外国人去参观，说明确有其事。新政权谴责中国对加纳内政外交的干涉，和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当时在非洲的一大挫折。  

恩克鲁玛下台与毛泽东担心政变  

恩克鲁玛是1962年2月出访过程中被推翻的。他那次出访，是为了在美国和中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做调解人。当时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干预，和中国有冲突的危险，恩克鲁玛自不量力，想做世界级领袖，自告奋勇先去河内，再来中国。中国方面虽然不欢迎他的调解，但看在中加关系的面子上还是接待了他。就在他乘坐中国派到河内的专机前往北京的途中，周恩来在去机场接他的时候接到外电报道，说恩克鲁玛已被推翻。周恩来对他还是以礼相待，在中南海里给了他住处。过了一周，由苏联派来一架专机将他送到了几内亚，他在非洲唯一的铁杆兄弟赛古·杜尔将他收留。  

恩克鲁玛是中国在非洲的盟友，他的名字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就像同一时期越南的胡志明一样。他不但模仿中国，建立了一套政治和经济制度，而且还建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官方用语是"不朽的恩克鲁玛"，就和中国当时的"毛主席万岁"一个意思。但政变就是由他信任的军方领导人发动的，消息一发布就受到加纳人民的拥护，说明他受到人民"无限的热爱和崇拜"基本是宣传部门制造的假象，就连中国驻扎加纳的外交官也说在政变初期"人民群众欢迎军人接管政权"。军政府领导人的文告说"对于恩克鲁玛来说，加纳的独立就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他的个人喜好任意行事。他处心积虑地建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无所不能。他相信自己成了上帝。"  

对文革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记得，1966年春夏之交，中南海政治中忽然出现了有关"政变"的议论，毛泽东多次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1966年5月18日，就在中共中央通过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后两天，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做了关于政变的讲话，对研究文革早期历史很重要。林彪说最近世界上政变成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即西文中政变之意）"。其他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有类似的讲话，似乎在"警惕政变"的紧张气氛中为自己做澄清或者表态。  

当时反修防修、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常见的政治言论，"防止政变"在这个时候出现，显得非常突然和特殊，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与此同时，中央对军队的人事和北京卫戍区的守卫做出重大调整，有关部队也做了调动，是文革早期政局中的诡异现象。  

如何解释这个突兀的现象？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和大饥荒之后，一直担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196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被表面上对他一直恭恭敬敬其他领导人在军方支持下赶下台，对毛可能有一定的刺激，尽管他并不喜欢赫鲁晓夫。此后恩克鲁玛这个加纳的"红太阳"又被政变推翻，而且是在他访华期间被推翻的，中国领导人一定对此印象深刻。我猜想，文革初期这些有关政变的言论和军队的调动，很可能显示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之争激化时的神经过敏，是他从国际事件中得到了防止政变的警示。

最近中国在加纳非法淘金的劳工被加纳警方拘捕。

——《动向》2015年12月

鲍彤：扩大化和中国梦——谈谈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禁令

共产党爱搞扩大化。邓小平亲自操盘，把所谓"右派分子"由几个扩大为几十万个，无怪乎人们谈虎色变。中共最近发出了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禁令，人心于是惶惶，担心又扩大化。

担心得有理。万一扩大化，确实有性命交关之虞。

应该不至于殃及十二亿非党员

不过此项禁令的对象应该只限于中共党内。内容应该只限于妄议该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惩罚也应该是确定的，最高限额已经明码标定为开除党籍。

由此应该可以放心，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是违反党纪的行为，与违法犯罪无关。根据中共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应该不至于殃及十二亿非党员。

八千万共产党员似乎也不必人人自危。轮得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者，首先必须拥有了解中央大政方针的资格，而这种资格实属难求难得。比方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该是大政方针了吧，无奈秘而不宣，谁能"了解"得了？了解尚且够呛，妄议又何从谈起？有资格得以妄议"小康"的人物，全党能有几个？扩而大之，极而言之，超得过一百个吗？可见这道禁令是为凤毛麟角量身定做的，意在使顶层成为铁板一块，应该轮不到局外人发闲愁。

顶层内部是铁板一块好，还是七嘴八舌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列斯毛说，铁板一块好。彭德怀、陈云、习仲勋则说，有不同意见好。

彭德怀在庐山，妄议毛主席饿死人的三面红旗。当时全党共讨之。后来呢？全民共仰之！

习仲勋的梦:立法保护不同意见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妄议邓小平敬献给华主席的奇策，即高挂"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账"的免战牌，替毛的文革捂盖子。陈云的妄议，托胡耀邦解放思想的福，幸免被镇压，却揭掉了文革的盖子，打开了改掉毛泽东的局面。这段历史，尽管被某些人又涂又描，变了样，毕竟功载史册，惠在人心。

习仲勋在邓小平主宰的倒胡生活会上妄议。他当仁不让，拍案而起："你们想逼宫吗！"习仲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胡耀邦同志。他死不瞑目，进而主张国家必须立法，负起保护不同意见的责任。

为保护不同意见而立法，是习仲勋的梦。这个梦，和秦始皇、毛泽东、邓小平的一言国之梦不同。习仲勋是在为公民社会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做梦——做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梦。当然咯，始皇帝、毛泽东、邓小平也没有闲着，他们正躺在金字塔的尖顶上，在鸦雀无声中，做人人唯命是从的皇帝梦。

-- 《动向》2015年12月号

《动向》长短论：民主变局启示录：两类转型

《动向》2015年12月号封面

20世纪以降，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框架遭受剧烈冲击，专制政治的冰川开始融化。21世纪初始，经百年激荡，东方专制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终将被跨越。从东亚的韩国到台湾，从东南亚的印尼到缅甸，朝贡体系下所谓的藩属区或册封国，如今纷纷改制转型走向民主宪政之路，而盘踞朝贡体系中心的位置的中共——这个羞辱传统、抵制现代文明、不讲政治底线的统治集团，还仰仗着枪杆子依然故我，做起了"一带一路"的"共主"梦。

对于历史悠久的东方专制主义，马克思曾经表示过极大的忧虑：它们可能对现代文明作出的拼死抵制。果然，从过去的众星拱月到今天的四面楚歌，当年的共主国还在掩耳盗铃的"七不讲"，以此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颠覆"和"渗透"。如此地不识时务，如此地不知进退，可见东方专制主义顽固到何等地步。莫非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大本营，还要付出更加惨烈革命的代价？

当今世界，民主大潮势不可挡。普世价值民主宪政西风尽吹，东方专制主义再顽固，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和平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当然，日本是例外，明治维新"脱压入欧"的改革却被"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所绑架，顺着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路径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结果因侵略战争失败致专制体制不得不熔断转型；而韩国、印尼包括台湾地区，都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军政独裁统治，经过经济改革和民主运动的无数次反复，最终走上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最近，素以军人独裁政府为常态的缅甸，由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再次赢得国民大选，并依法获得单独组建新政府的权力。这是又一个在军政独裁控制下实现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国家。缅甸是现代军人政权控制时间最长的独裁国家，昂山素季及其民联不畏强暴，愈挫愈勇，终于给东南亚国家民主政治乃至世界民主宪政史上写上精彩的一笔。

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民主政治的转型已成必然。缅甸民主改革成功的一步，有得益于军方接受民主现实理性的一面，更有缅甸人权义士和民众不折不挠的抗争、自由市场经济的崛起、国家宪政与法制框架的搭建，以及希拉里与奥巴马先后出访缅甸的推动等综合效应的结果。这是一次水到渠成的民主转型，也是和平运动推动社会进步的范例。

如果和平转型成为常态，对公众、社会乃至当权者无疑都是福音。但是，东方国家的民主转型常常会有令人惊诧的例外，这就是出现类似革命的熔断式的社会裂变。利比亚的卡扎菲家族就是例子，他们也号称"社会主义民众国"，却依靠军事独裁对民众实行血腥统治，他们利用家族亲信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他们对外穷兵黩武，对民众则封锁信息，监视居住，一有反抗即恐怖镇压。利比亚的变局，就是一场军人独裁政权拒绝放权、拒绝改革并走向自我毁灭的革命，卡扎菲的曝尸街头，落得与墨索里尼、希特勒同样下场。

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大体有两类，一是和平过渡平稳转型，一是社会革命裂变转轨，究竟走哪一条路，全在当政者能否审时度势、能否顺应潮流。东亚国家中，有坚持先军政治手握核弹，不惜毁于一旦也要维持苟延残喘的金姓王朝，此乃爆发社会革命、熔断转型的一种；另有越南这样的国家，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国名，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实现了国会议员和地方党委书记的直选，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此乃平稳转型的另一种。在这一场跨世纪的中古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潮流中，留给中国大陆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习近平先生两届任期很快过半，反腐受阻，经济下行，法制建设更难；而社会矛盾的激化、政改呼声高涨，已非暴力可以维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太地区最重要政治力量的中国，何去何从值得深思。这不仅是党之存亡、国之安康的问题，更是关乎世界和平、文明进程的重大问题。

——原载《动向》2015年12月号

管见：国家之手纠缠人口与土地

计划生育的印迹，在中国大陆随处可见

政府控制生育以及土地国有显示出国家凌驾于社会、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强势，暴露了改革开放本身的内在矛盾。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已在觉醒，对其质疑，是对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反思的一个缩影。

终于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

中共开它的中央全会，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讨论"十三五"规划，看来是苦无良策，只能以一堆套话应付世人。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埋在那许多套话之中的一个决定，即宣布"全面实施一堆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它终于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

这个变化，有两点应予注意。

其一，它作为"计划生育"国策的调整，而该国策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民主国家的计划生育，其英文直译为汉语，是"家庭计划"，体现公民社会的基本人权，而中共所谓"计划生育"，不能与英文计划生育对应，它实际上是"国家（人口）计划"。

很明显，中共放弃"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只是放弃了它所谓"计划生育"的最粗暴最残忍的形式。中共对于其"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质，即国家无视，进而无情践踏公民及其家庭的基本人权，至今未见丝毫的反省。

修宪玩花样：城市土地国有化

其二，中共开始改革开放，放松国家对经济自由的控制，市场的支配力量逐渐显现，然而，在这一过程之初，它即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计划生育"走极端，实行"一胎化"，一是修宪玩花样，八二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显示出国家凌驾于社会、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强势，改革开放本身的矛盾初露端倪。

有意思的是，这两大决定，都是迫于现实变化而做出的本能反应，且影响深远。

土地国有，据周其仁所述，乃因为据说当时"一搞建设，农民都敲国家的竹杠"，一些党国要人，即所谓"有发言权的人"，于是声言"国家发展农民讹你，那就归国所有"。只是当时还难以一步到位，不能把全部土地国有化，就"先从城市开始"。

这一规定后来在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显出了它的意义。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城乡土地都笼罩在国有化阴影之中。土地资本化致使财源滚滚涌向政府，一个依恃强拆民房和强征农地而豪情万丈的"新中国"赫然出现。

"计划生育"：中国少生四亿人？

相比之下，"独生子女"出现得更早些，那更是迫于形势。

"文革"结束，经济尚未走出停滞状态，而就业压力难以回避。尤其是，多年来年轻人屯垦戍边和插队，这时情况变化，许多青年返城，使得城市就业压力更加升高。同时，构建模型预测人口发展趋势，这时罩上了"科学"光环，然而，这些模型往往轻忽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无视人口增长已在放缓的实际情况，在中共领导人面前描绘一幅人口增长的可怕图景，致使他们惊慌失措。

于是，"独生子女"横空出世。中国人的生育权利被权力彻底踩在脚下，而计划生育部门，则成为中共强权欺压民众的极其恶劣的典型，并蜕化为庞大的利益集团，极其顽固地拒绝批评，阻止改革。

中共计生部门的官僚们声称，他们推行"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生了四亿人。这其实是一笔糊涂帐。

一方面，他们很夸张。人口的状态自有其规律。从自然经济时代高出生、高死亡状态，转到近代高出生、低死亡状态，人口迅速增长或称"人口爆炸"，有其必然性，而随着经济状况改善，特别是教育普及、文化水平提高，现代的低出生、低死亡状态，也有其必然性。实行"一胎化"之际，这种转变其实已现端倪。中共多此一举，党政官僚们得到弄权的好处，却还要贪"天"之功，未免可笑。

另一方面，他们很"谦虚"。官僚们厉行"一胎化"，对中国社会老龄化推波助澜，造成所谓"未富先老"，更严重的则是，他们的肆意妄为，大为加重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抑制、加剧性别不平等，致使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而难以调整。可以说，欧洲、俄罗斯和日本较为自然地进入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状态，而中国因为权力长期倾力干涉、控制，未来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境遇将更为悲惨。到时候，人们可能会发现，至今数十年间所谓"少生四亿人"都算不得什么，未来数十年的人口状况出现下降难以遏制，才显现"一胎化"暴政的真正意义。

可以说，"独生子女"与"计划生育"的关系，很类似于"人民公社"和"高级社"的关系。高级社将农民的土地从私有转为集体所有，完成了质变，而人民公社化出了大问题，不得不退到"队为基础"，以表面上类似初级社（队）的妥协而保全集体化的公社。这一招很厉害，汹涌的土地承包改革浪潮，至今也未能撼动土地的集体所有体制。"一胎化"厉行数十年，被千夫所指，现在不得不牺牲，但是以无视民众生育权利为其实质的"计划生育"则得以保全，"国家计划"还是可以践踏"家庭计划"。

好在，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已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放弃"一胎化"的局限性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政府控制生育以及土地国有遭到质疑，是对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反思的一个缩影。

--《动向》杂志2015年12月

鲍彤：三亿贫困户是中共领导出来的—— 三论中国的脱贫和改良社会制度

鲍彤

Photo: RFA

听说脱贫的攻坚任务业已经佈署下去：规定一定的国家机关负责完成一定的脱贫任务，目标精准，期限分明，雷厉风行，务期必成。

建立由政党和政府替穷人脱贫的举国体制，可以说是地球上没有先例的一场大革命。"军令状"云云，那是套用战争语言，无非是一种责任制。

毛主席搞运动，如学雷锋之类，就喜欢采取这种责任制，有时也叫"一帮一，一对红"，挺热闹的。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担心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我主张确定治疗方案应该慎重。为求对症下药，首先需要彻底弄清楚这三亿穷人致贫的根由。把三亿人置于金字塔的底层，恕我直言，其实是邓小平设计出来的。倒不一定是邓有意为之，很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但毕竟是他南巡总设计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大政治家，邓不是小孩子，不可能不懂有正面就有反面的常识。他想必懂得，是几亿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崛起中起了擎天柱的作用。他本应依法维护他们的全部合法权益。可惜，邓小平根本没有，党中央根本没有，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也根本没有。终于，在权贵富豪们弹冠相庆，一个个飚升到顶层的同时，用肩膀扛着整个金字塔重负的廉价劳动力，整体地被抛下了深渊。

应该全面地公道地评价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和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朱门酒肉臭也罢，路有冻尸骨也罢，两者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来的，都不在党的计划之外，都是毛的制度和邓的路线的目标和产物。

许多人正在研究"中国特色"，以为它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其实，两句话就足以尽之：共产党领导中国的一切——这是毛为中国确定的制度；共产党以维护本党的权力和利益为宗旨——这是邓为该党确定的路线。把握住这两点，就比较容易看透中国。只要现行的体制不变，整个中国只存在着一个能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至于人民，尽管被称为国家的主人，其实统统是被党支配和安排的对象。

就这样，三亿穷人的一席之地只能安排在塔底，只能得到全国总财产的百分之一。他们有脚，但是没有走动的自由。他们有手，但是没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有嘴，但不得发出自己的呼声。名为"三个代表"的党，永远是他们的当然代表，所以，他们永远代表不了自己。党已经以他们的名义组织了各种团体，所以他们自行集会结社就成了非法组织，聚众闹事。土地和房屋的征用，农产品的收购，工资水平的高低，就业还是失业，一切听从党安排。除了主旋律，没有其他新闻和信息。在党的面前，他们只有服从领导一条路，没有选择的可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上诉上访的渠道，更没有游行示威的权利。

《宪法》第2条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吗？不过，既然大救星已经把领导一切之权册封给了一个党，人民所能得到的，也就只剩下一个"服从权"了。

《宪法》第35条不是明明规定了公民所拥有和行使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但是，既然领导权高踞于金字塔之巅，公民权当然就应该匍匐在石板之下了。

听人摆布的公民，哪得不贫？无怪乎以落实宪法为目标的宪政，也被列入被境外敌对势力教唆的负面清单，成为非法了。

剥夺公民权的范围，远远不限于1949年6月30日被毛泽东私自立法规定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1]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事实上，这专政早就扩大到了被称为国家"基础"的"工农联盟"。——当毛泽东把"耕者有其田"变成"耕者无其田"的时候，当"经济沙皇"为落实邓小平路线而下令上千万职工买断工龄"下岗"的时候，作为国家基础的"工农联盟"，什么时候发过声，什么时候抗争过！

法定的公民权，被中国特色的制度和路线扔进了废纸篓。无声，无脚，无团体，无代表，因而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公民，不一个个坠入贫困的深渊才怪！

叫你贫，脱你贫：这就是党的繁重而又伟大的历史。这里好有一比：又制造冤假错案，又平反冤假错案，须知也同样是党的繁重而又伟大的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永远是党。不能自主掌握命运的人，连梦也得跟着党去做。这是必须的。

能动的主体和被动的对象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两千年前的思想家孟子分析得一清二楚："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官府的恩典，官府有权收回，哪能属于你！

统治者的仁政和公民的权益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一百年前的思想家梁启超也分析得一清二楚："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

透彻极了。原则很清楚。改良社会制度和脱贫到底应该从何着手，难道还不清楚吗？

——RFA

胡少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矛盾信号

在上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来的众多信号中，一个最重要的信号是：明年的中国经济将比今年更加困难！中央提出的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五项，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如果将中国经济看作是一个病人，除了"补短板"一项之外，中国政府开出的"三去一降"的药方都不是补药。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地实行这些政策，意味著中国经济将面临真正的大调整，经济增长在调整种不可能提速，只会进一步下滑。

中央工作会议还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的互动方，也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概念。以需求管理为主和以供给改革为主的两种政策导向代表著完全不同的两种宏观经济管理思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开始，一般在为政府政策服务的经济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需求管理派，他们通常主张在经济减缓的时候通过政府政策来扩张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反之，在经济增长过热的时候通过减少需求来约束经济。

而以货币学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需求管理虽然能够对经济的短周期进行一些调节，但从长远来看副作用很大。从长期著想，应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调解的作用，通过价格等信号来优化供给方的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长远的有效益的增长。供给学派的政策革命最有代表性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革命和撒切尔革命。举目世界，凡是大政府的国家都是喜好需求管理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也完全离不开政府对需求的控制。

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似乎是希望实现从需求管理向供给改革的转变。假如中国政府真地将政策重心转向供给调整，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除了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之外，中国政府提出的政策药方却都是与"供给改革"的理念相违背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在明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化。换言之，中国政府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充当经济增长的操盘手。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明年要继续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为此甚至不惜突破长期以来财政赤字低于百分之三的不成文规矩。这一方面说明在大规模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彰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经没有太多的政策手段，因此不得不拿出财政手段。除了提出将扩大财政赤字之外，中国政府在农民工进城、降低房价等方面也都表明了政府将采取以财政做支撑的行政手段。这还不够，中国政府甚至搬出了"引导舆论"来作为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

一方面强调供给侧的改革，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政府的作用。如此相互矛盾的政策、理念出现在同一份政府文件中，令人疑惑。其实，"供给改革"只不过是一些接受西方经济学理念的学者顾问们提出的，他们希望以此来向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而"政府强力干预"则是中国特色和中国政权的性质决定的。目前的中国政府是无法放弃他们对经济的干预的，他们担心放弃了对经济的干预，将开启失去政治权力的路程。中国经济只能继续在政治纠结中蹒跚。

——RFA

司马逸：“毛病养成恶习” 的纵深观察

"毛病养成恶习"原本是2013年接近年底中国网民对习近平做出的评价。 当时，习近平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6常委在毛泽东冥诞之日参拜毛泽东亡灵和遗体，网民旋即做出上述评价，意思是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生前作恶多端，其中的一大恶便是养成了习近平这个独裁者。 自那时以来，又是两年过去。习近平步毛泽东后尘的种种表现更为明显，在2015年更是呈现一个又一个新动作。 "毛病养成恶习"如今之所以成为一种近乎不言自明的论点，无疑是因为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当局不断提供种种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论点并非玩世不恭的轻薄俏皮话。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这种论点被广泛接受和被"习以为常"也孕育着一种危险，这就是，它很容易让观察者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妨碍更深入地探讨思考习近平和中国政治。 习近平重新让习仲勋入狱 在很多中国公众看来，2015年习近平模仿毛泽东即"毛病养成恶习"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是粗略观察中国政情的人也可以随便举个一二三： （1）肆无忌惮的个人崇拜宣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2015年12月4日头版创造了世界新闻出版史上的奇景，这就是头版总共11条新闻全部都是习近平新闻，标题中全都包含习近平的名字，其中10条标题以"习近平"的名字打头； （2）变着花样整治和镇压批评者和异议人士——许志永，浦志强，高瑜，高智晟等人只是最明显的例子，其他的例子数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 （3）大摆全民导师姿态，大力宣扬自己读书多——以至于宣扬出明显的大破绽，说自己在1960、70年代就读过1980年代中国大陆才有中译本的英文著作； （4）推出妻子彭丽媛充当全中国的最高文艺导师——就跟毛泽东推出妻子江青充当全中国的最高文艺导师一样。 以上说举例一二三，一不小心就说到了四。由此可见"毛病养成恶习"的例子实在太多。 但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毛病养成恶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习出于毛而甚于毛"）的一个更为明显或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习近平当局在2015年提出所谓的"妄议中央"罪。 毫无疑问，为胆敢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特设这种前所未有的罪名是习近平对独裁者毛泽东的"一言堂"做法的继承和发展。已经有若干批评者指出，这种罪名足以死死罩住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差点死于独裁者毛泽东黑监狱的习仲勋侥幸活下来，在晚年对中共独裁者打击批评意见的祸害心有余悸，并竭力试图阻止它重演。有习仲勋的话为证： "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显然，习仲勋说这种话是标准的"妄议"；他不仅自己"妄议"，而且还提出《不同意见保护法》的设想，力图鼓励其他人"妄议"。这在习近平看来可谓大逆不道，莫此为甚。 毛泽东将习仲勋打入黑牢16年。于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人眼下也就面临一个虚幻又现实的问题：假如习仲勋落入习近平之手，习仲勋要坐牢多少年？ 太子党的价值观问题 习近平属于标准的中共太子党。而太子党过去和现在的表现，令人不能不担心上述问题大概不是杞人忧天。 例如，中共另一位太子党薄熙来据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表现自己拥护中央而踹断他父亲薄一波的三根肋骨。薄熙来后来"辟谣"道："如果我真的像他们传说的那样，把父亲的肋骨踢断，那父亲后来还会原谅我吗?" 再例如，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妻子王光美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手下的红卫兵往死里整的时候，刘王的子女（如女儿刘涛）为了表现他们用拥护中央而检举揭发其父母。 至于习近平的表现，可以从他2001年10月在习仲勋88岁生日时给父亲写的祝寿信略见一斑："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上述太子党的表现各有其可玩味之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这就是，他们在基本的是非伦理观或独立的价值观方面乏善可陈。或者说，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权力崇拜或曰权力就是一切——他们宁可背弃父母亲情、背弃道德是非观，也不愿意对权力说不，甚至不愿意对僵尸毛泽东说不。 习近平在这方面的言论最有意思——"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这里死无对证的"坚信"一词可谓虚晃、虚幻、虚伪至极，因为习近平没有对那个可以将人喊作"狗崽子"的年代作出任何批判。 面对毛泽东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种荒唐透顶的罪名整治他父亲，习近平不但当时不肯说不，不肯为他父亲鸣冤呼吁，而且在毛泽东成了"腊肉"之后也不肯。相反，他倒对毛泽东的暴政统治情有独钟，声言对毛泽东迫害他父亲的那些年不能否定。 在坚持基本伦理或道义立场方面，习近平可谓交了白卷。实际上，研究者细读历史资料，细读中共的宣传材料，都找不到任何记录显示红二代在他们的父母落难时为他们自己的父母亲人、更不要说为任何其他遭受迫害的人仗义直言，抨击暴政。 由此可知，习仲勋老人落入只认权力不认是非、不认爹娘的习近平之手还真是危险。当然，习老再次落难究竟会被踹断3根肋骨还是1根，坐黑牢的时间究竟会多于还是少于16年尚不得而知，但习仲勋落入习近平之手就是陷入危险是毫无争议的。 "毛病养成恶习"的启示 在谈论当今中国政治和太子党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清晰看到这一层的"毛病养成恶习"，而看到这一层对思考中国政治具有诸多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让人们想清楚很多问题，其中包括： （１）所谓的"习近平是一个有他自己的原则的太子党"这种常见的似是而非的说法靠不住；习近平的原则无非是墙头草随风倒，只认权力，不认是非，甚至不认父母； （２）所谓"太子党因为是太子党因而有自信、不装逼"的说法更靠不住；习近平上台以来所表现出的最明显特色就是装，装读书人，装懂外国文学，懂军事、政治、外交、工业、农业、股市…，惹出笑话一大串，现在还继续装；在不懂装懂方面，习与毛大有一拼； （3）所谓"习近平很二很横，绝对不妥协"之类的看法也靠不住；许多人以前也这么看毛泽东，但很二很横的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面对来自中共党内的批评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和退让（公开鞠躬承认错误）；习近平将人权律师浦志强判刑3年缓刑3年，显然也是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强烈批评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先前的胡锦涛当局可以将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判刑11年，习近平在费尽心机试图把浦志强往死里整之后又如此处置浦志强，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心肠比胡锦涛更软或更善，也不是因为他的二、他的横不如胡。 由此看来，认真思索"毛病养成恶习"的问题对了解和理解当今中国政治十分必要。

——《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