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异议政治学术的两大使命

耘余闲墨（8）

                

政治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其分支在现代学术领域有地缘政治学如科恩（Saul Bernard Cohen）所作而为宏观者,有特殊利益政治学如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与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合著而为微观者,等等。此两标志性分支放在中国语境，它们是治世的学问。在中国未来的民主社会，这种治世之学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异议政治的学术理想之一。治世之学的对面有乱世之学，尽管后者未曾引起学术关注。乱世之学，是更具中国本土性质的政治学且与行为经济学大有关系。此论非为耸动学术，而是在揭示历史存在（那种被粗滥传统之学忽略乃至格式化的历史本真）之时，指出中国语境中的异议政治学在原点处有两大使命：一则为乱世而备、二则为治世而储。已涉关键词「乱世」超乎传统含义，而是社会变化、历史演进的逻辑表现；之于每个时代的杰出学者，体制外的，它更具行为经济学意义。并且，这里加重「体制外」意义也是借助历史考察的结果，因为既得利益政治学意义上的体制内学术没有乱备治储的功能，仅仅是既得利益之分享操作更为精细化而已。

历史案例较多，具有文本一致性程度较高的是魏征学术。以现在的标准看，魏征为乱世而备政治学术资源时既无体制内资格（如博士学位、教授学衔）亦无体制内成果（如国家学术基金支持的项目暨著述），但「好读书，多所涉通」的行为是迎接乱世所需的人力资本投入。在行为经济学意义上，之前的「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是相应的个体知识生产成本。对魏征案例的分析是建构主义手法下的创新，但也基于一般历史文献，其如以上「多所涉通」、「不事生业」两引来自于《旧唐书·魏征传》。该传亦曰：「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这里面，渐变态势是关键。因为这个「渐」的过程所需时间也是为乱世而备的学术形成所需要的时间，其如通俗所言「改革与革命赛跑」是时间问题一样，为乱世而备的学术正在与乱世临界进行时间赛跑。魏征的乱世之备为时代剧变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推动力，其如说服徐世勣将巨额集团性人力资本、经济储备资源投入到异议的李唐体系。后者正在与腐败的隋王朝进行殊死搏斗。由于乱世之备充足并有巨大政治收益，才产生了治世之储。由于魏征的体制外学术精当，才有后来国家治理的丰厚道统资源。在更具体的细节上，魏征之引历史典故，可准确到朝代年号序数（如引东汉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事例），亦可将古典文献运用于日常非文本对策（如引《尚书·益稷》只差一字，以「尔」为「汝」），等等。在道统方面，魏征统贯起来的为乱世而备、为治世而储的古典政治学术，继承更发挥了中国古典的建构方法——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里面的道统资源——从而超越了荀学的矛盾与积弊。

荀学之穷凶极恶到晚晴已败坏了整个文明体系的思维能力，因此，才有谭嗣同之斥，是谓「二千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从魏到谭历史跨度非常之大，而以大历史逻辑视之，前者的乱备治储之行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建构，至少使唐中期前期避免了荀学之害。在更确切的历史细节上，魏征引荀学文献初出的君庶水舟论而不言及源出算是一种学术策略，即以「臣又闻古人云」方式表达（见《贞观政要·论政体》篇）。在纯学术层面上，这里的「古人」在荀况之外还有东汉中后期的皇甫规。皇甫回应国家征求意见（即对策行为），在未说明来源荀况文献的情况下以君庶水舟论规劝最高权力人，当中，附益了自己的一个见解即言「群臣乘舟者也」。这是非常好的建构主义手法。以魏征专心为乱世而备的政治学术时「多所通涉」之能力，应当关注过《后汉书·皇甫规传》。该传以有五篇传主原文之引而在《后汉书》中有不殊地位，以致后来的《旧唐书·魏征传》引传主四篇原文，可以对观于前者。

荀学体系虽然初步建构君庶水舟论（在《荀子·王制》篇），但它又以反对「无稽之谈」而实质反构建。这是其体系的致命硬伤，因为在古典学术里，「古人有言」（见《尚书·周书·泰誓》下篇）、「于传有之」（见《孟子·梁惠王》下篇）都是建构行为。这种建构行为是荀况表达君庶水舟论时以「传曰」模糊文献来源的历史学术依据。荀学之恶不仅因「传曰」与「无稽之谈」之冲突而致体系致命硬伤，更在于它是绝对镇压异议的，如曰「才行反对者死无赦」（亦在〈王制〉篇）；也在于它是坚决反改革的，如曰「无稽之谈，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在〈正名〉篇）。为了掩盖学术体系的致命硬伤，荀子的学生或更以后的该系学者附益了〈哀公〉篇，把君庶水舟论发挥成孔丘对鲁哀公的政治训导，以证荀况本人的「传曰」有孔丘历史言论为据。但是，无论儒学初典《论语》还是西汉重要历史著作《史记》，均未载明孔丘有君庶水舟论之阐发。作为一个反异议亦反改革的学术体系，荀学在本质上一个「服从的哲学」体系。通俗言之，「只要我当上，你就得服」。此一「服从的哲学」体系既是中国版的古典法西斯，也是一种败坏的既得利益政治学思维体系。可以说，中国历史至于今日，任何一个喜欢荀学的统治者他（她）都会很自觉地进入政治反动与文化反动的两重合一角色。从个人品质上论，推崇荀学的人也没一个好人，这也是皇甫规与魏征引述君庶水舟论时连《荀子》文献的「传曰」都不涉及的根本原因。再次，谭嗣同之斥荀学为乡愿也不难理解：在一个「服从的哲学」支撑政治学实践体系中，服从会带来巨大利益，此种利益使体制内政治人物因职位（或能量）级次而结成完全违背一般义理的大大小小集团，集团内的人是各种翻版的「老乡」关系；将自己纳入「老乡」关系当中，连最高统治者也概莫能外，尽管他（她）或对朋党政治咬牙切齿——这正像荀学使用「传曰」建构手法与反对别人「无稽之谈」一样。初期儒家巨头孔丘曾厉言「乡愿，德之贼也」，而致成「二千学之学，荀学也」之结果，亦印证中国历史多为贼的统治时期与结构。不过，在全球化也即人类不同文明分支之通约性有史以来最大提高之际，中国异议政治学术的政治伦理上灭贼时间之到来已经不太遥远。因此，争取过程时间以积为乱世而备的政治学术，才可能对未来民主社会有所贡献，即为治世而储的政治学术得为实然。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初稿；二十三日晚，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