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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封二 |
三年前的中共十八大前夜，《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刊登一篇奇文，將「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並列為甘受美國擺佈而「滲透中國基層」、起到「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作用的五種內部敵對勢力。從此，「新黑五類」之稱不脛而走。
這篇題為《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裡》的文章視野狹隘，思想偏激，見解荒謬，血口噴人，充滿了敵我意識和冷戰思維。它對「新黑五類」的描述相當於「通敵謀叛」，如此嚴重的政治指控，卻沒有提供任何事實性證據，也沒有詳細說明操縱「新黑五類」擾亂中國究竟是美國政府單方面的陰謀，還是美國「有關部門」已經對中國「新黑五類」實現了收買、達成了合謀。
眾所周知，中國的「網絡領袖」雖比黨報黨刊大膽敢言，但思想有左有右、對當局有彈有讚，其中既有「砸鍋黨」，也有「自幹五」，並非人人都親美。「維權律師」本是一個名稱有誤的群體，既是律師，哪有不維權的？不管當事人是殺人越貨的歹徒，還是得罪當朝的思想犯、政治犯，律師一旦接受了委託，為委託人維權就是他天經地義的責任。若身為律師不為當事人維權，反而與黨委統一領導下的公檢法「保持高度一致」，現行司法體制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必要，「依法治國」連裝模作樣也裝不下去了。至於「弱勢群體」，大都屬於毛時代的「工農聯盟」，是中國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因跛足改革、畸形開放而淪為社會不公的受害者，理應受到中共當局的同情和幫扶，而且，此群體遍佈底層、數量巨大，中共若非鐵石心腸、膽大包天，豈能施以歧視、打擊？即便是數量上可歸入「一小撮」之列的「地下宗教」與「異見人士」，雖於黨國體制難以相容，但若全都當成「敵人」鎮壓，不僅與憲法第三十五條公然相悖，也在國際上自毀形象，傷了「三個自信」的臉面。所以，這篇奇文雖然觀點刺耳，但人們只當它是極左狂熱，胡言亂語，並未特別在意。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現已升任副院長），此人名不見經傳，除了這篇奇文，餘皆不足道。此人是否習近平智囊，外人不得而知，但三年過後，我們回頭來看，卻不無驚奇地發現，這其實是一篇超精準的政治預言：袁文準確地預報了習近平當局國安轉型、槍口對內、以「新黑五類」為主要打擊目標的對敵鬥爭路向。
袁鵬寫道：「中國真正的挑戰不是眼前，而是未來五──十年；真正的難題不是國際和周邊局勢，而是內部的體制變革和社會生態。」這就挑明了是專為習的任期出謀劃策。袁文結論是：「中國宜轉變傳統思維方式和戰略觀念，將國家安全防範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軍事衝突風險轉向全面的內部體制機制重塑。這是中國能否再一次成功應對當下戰略挑戰的關鍵所在。」好一個「全面的內部體制機制重塑」，無非是反改革開放之道而行，重啟鬥爭思維、文革路線、國安擴大化，無非是以異己為敵、與公民為敵、復辟毛式全面專政。不幸的是，袁鵬所說，即是習近平所做，極左派學者的胡言亂語，變成了最高當局的金科玉律。
三年來，除了大刀闊斧打老虎、拍蒼蠅頗得民心之外，習近平當局還發動了一個接一個短平快的政治運動：清網絡、整大V、肅媒體、揪名嘴、鬥公知、戰訪民、驅逐「砸鍋黨」、清算NGO、集訓「文藝工作者」、恐嚇高校教師、統戰「四種人」、佔領群團組織……，當局的鬥爭對象八九不離十，基本鎖定在「新黑五類」。運動的程式也不外乎最高領袖親自發動、親信幕僚周密部署、專政機器聯手出擊、官方媒體鳴鼓而攻，就連A股救市，走的也是文攻武衛的運動套路。習近平與薄熙來不愧為同門師兄弟，都是天生的「運動員」，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最新一波的政治運動，就是七月上旬啟動的整肅「維權律師」。新《國家安全法》出台還不到十天，還來不及制定國安實施細則，甚至還來不及敲定維權律師的涉嫌罪名，就迫不及待地再展身手了。此次由公安部統一部署，二十多個省份幾乎同時連夜出擊，短短幾天之內，已一共抓捕了──包括刑拘、傳喚、約談、綁架──維權律師二百多人。大體上，近幾年來因承辦敏感案件、政治性案件、公益案件、弱勢群體案件而在專業圈內小有名氣的律師，幾乎無一倖免，全都過了一遍篩子。與此同時，央視、新華社、《環球時報》火力全開，以油炸、火燒的架式直指此次整肅的出頭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重磅推出了「揭露維權黑幕」、熒屏認罪示眾、曝光涉嫌律師私生活等一系列「負能量」節目，除了沒有「群眾大會憤怒聲討」之外，大體上都是當年毛時代政治運動那一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律師與「新黑五類」裡其他四類人最大的不同是，其他人欲改變體制、制衡體制，或僅僅是消極防範體制作惡，都只能在體制之外發聲、發力，而律師的職業特性可確保其既是體制中人，又是幾乎唯一可以在體制內合法存在的抗衡體制的力量。習近平說過「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律師制度就是這樣一個約束司法權力的制度籠子，而司法制度又是制衡立法和行政權力的制度籠子。在黨權一統天下的中國，所有的籠子都在黨的手裡，都由黨權聯通，因而也都形同虛設，只有維權律師的存在，給中國法治留下了最後一絲希望，也給中共體制留下了最後一點光亮。
如今中共圍剿維權律師，試圖將所謂「死磕派」律師整體趕出現行司法體制，其一旦得逞，律師制度恐將從此徹底喪失其司法制衡意義。而這也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後，唯一一個在體制內一度站穩了腳跟的體制制衡力量將會消失，而一個局部回歸毛澤東式體制的全面專政的時代，將會重臨中國社會。
——原载《争鸣》月刊201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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