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日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化學品倉庫發生驚天大爆炸，火光衝天，聲聞數里，數百人死於非命，億兆財產灰飛煙滅。
許多年輕的消防員一去不復返，中共官方稱他們為「英雄」，試圖以煽情換真相，拿高帽子堵人嘴。但自古英雄之死，都是道之所在，慷慨赴死，或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哪有這樣稀裡糊塗去送死的？犧牲於天津港的消防員們和那些被飛來橫禍奪去生命的普通群眾一樣，他們不僅死得慘，也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心不甘情不願！
和汶川大地震、東方之星沉船事故不同，這是一場徹頭徹尾、不折不扣的人禍。死難者們死於管理失效，死於怠政惰治，死於失職瀆職，死於官商勾結，死於政治腐敗，死於一黨專制，因此，這是一場徹頭徹尾、不折不扣的大悲劇，只有犧牲、沒有英雄，只有悲傷、沒有溫情，只有憤懣、沒有感動。這場災禍，套用習近平的話說，就是「滿滿的負能量」。
天津大爆炸讓人聯想起一九八六年四月發生於前蘇聯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大爆炸。正是那場放射性相當於廣島原爆四百倍、核污染波及大半個歐洲的大爆炸掀翻了蘇聯「制度優越性」的蓋子，多國救災的實際需要又倒逼出對蘇聯以及整個世界影響深遠的「公開性」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認為，國際社會理應瞭解核爆炸的真實信息，而蘇聯政府也無權欺騙本國人民，他說：「應該對人民說真話，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開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後來有人總結說，正是切爾諾貝爾大爆炸開啟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倒計時，可見多難未必興邦。
對於屢屢製造人為災難並把災難真相隱藏於制度黑箱之中的共產專制國家，「公開性」、「透明度」的確是一劑苦藥，足以顛覆建立在制度性謊言基礎上的一黨統治合法性。災難是一面放大鏡、照妖鏡，會把人們平時不甚關注的制度醜惡加倍顯現，一旦打開了人禍的黑箱，人們將會一目了然地發現，製造人禍的專制政體遠比災難本身更加醜陋，也更加恐怖。
然而，天津大爆炸不會產生切爾諾貝爾大爆炸那樣的政治衝擊波，因為習近平自封「男兒」，不願做順應潮流、從善如流的中國戈爾巴喬夫。而雖說中共滿朝是「男兒」，在大爆炸驚魂未定的最初四天裡，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層卻全都神隱不現，只派出區區女流劉延東孤身犯險。涉事的中共中層「男兒」們更加不堪，為逃避問責亂作一團：天津市和天津港互相推諉，安監局和交通部撕破臉皮。中共的「男兒」氣慨不過如此，比之前蘇聯，他們唯一的優越之處在於，即使人命關天，也不必考慮對人民說真話，只需護住頭上的烏紗帽，守住本團夥、本派系以及本黨權貴的最高利益。
江、胡時代從九八抗洪到零八抗震，已經形成了一套化悲痛為感恩、變災害為政績的中共救災模式。救災成了「感動中國」的政治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搶險救災」的制度秀。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這套「壞事變好事」的救災模式已經沒有票房價值。但是，習近平似乎技高一籌，他看到了災害背後更大的政治商機：權鬥正酣，民憤可用。
在大爆炸之後的一個星期裡，習近平的表態越來越嚴厲，以習的性格看，「徹查」、「嚴辦」必不是空話。等待著天津官場的，或是一場危險程度不亞於危化品爆炸的政壇大爆炸。楊棟樑已經落網，戴相龍只待揭盅，張高麗懸在空中，站隊站錯了的官員固然危險，即便是靠習近平寵信才當上天津代理書記的「之江新軍」成員黃興國也難免受到誤傷而仕途中落。人禍是政治鬥爭的加速器，正當選擇性打虎步入困境，天津大爆炸的發生及時給習近平送來了清洗政敵的新炮彈。
習近平政治掛帥，運動開路，「三個自信」、「四個全面」，對內好鬥，對外逞強，「治國理政」風格越來越酷肖毛澤東。「一帶一路」是對外大躍進，「京津冀一體化」是對內公社化。如其所願，如今的中國真是大事不斷，只不過大則大矣，只有大鬥爭，沒有大改革，只見大禍，未見大功。這兩個月，大股災接著大爆炸，大爆炸連著大閱兵，但習當局暴力救市未果，卻套牢了「國家隊」，大爆炸又炸翻了天津衛。大悲之後欲大喜，習近平秀個人權力、掙黨國面子的機會，也就只能指望大閱兵了。
「十一」閱兵，有章可循，「九三」閱兵，史無前例，完全是習近平一時興起。這又是毛澤東式執政風格之一例。當然，抗戰勝利彌足珍貴，值得高調紀念，但是，抗戰是前朝往事，是國民政府、蔣委員長領導之功，抗戰犧牲了近三百位戰將，只有一人是共軍（左權）。即使後人不再追究當年毛共先鬧摩擦、後摘桃子的假抗日、真叛亂舊事，共產黨所謂「中流砥柱」充其量也只是戰場上的配角。所以，若習近平果真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最恰當的紀念方式誠然不是中俄並肩閱兵，而是兩岸合開紀念會，馬英九為主，習近平為副，二人共同褒揚當年國府、追祭抗日將士、感謝盟國支持，那才稱得上是大儀典、大器量、大格局。
其實，習近平閱兵，抗戰勝利只是個幌子。他的用意是一箭三雕：一是三軍統帥的加冕禮：中共歷任軍委主席都曾大閱兵，唯獨華國鋒沒辦成，結果早早地垮台了（一九七八年五月華國鋒曾想突然襲擊「順路」在海軍閱兵，被鄧小平憤怒阻止，連帶鄧的二野老部下、時任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也被鄧當作「叛徒」一腳踢開，驚嚇之下抑鬱而終），有此先例，習近平自然是非閱兵不可，二○一九太久，他已經迫不及待了。二是中俄準軍事同盟的確認儀式：今年五月習近平赴莫斯科給紅場落寞閱兵的孤家寡人普京雪中送炭，同時中俄海軍在黑海舉行面向北約的聯合軍演，九月普京赴北京給習近平高調捧場，同時中俄海軍在日本海舉行針對美日的聯合軍演，你來我往，投桃報李，你替我撐腰，我給你壯膽，這種關係「不是同盟、勝似同盟」。三是向國際社會發出「大國崛起」的強硬信號：習近平上台以來，中日關係持續僵化，中美關係加速後退，東海、南海紛爭不斷，借「九三」大閱兵機會，他要把不宜用外交語言生硬表達的意思，用軍體語言和行為藝術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中國古代拜將出征，「君避正殿」，儀式選在偏殿舉行，乃表示用兵迫不得已，絕無耀武揚威之意。以炫耀武力為特徵的近代閱兵式起源於普魯士，由希特勒、斯大林發揚光大，北朝鮮金家王朝更將此一儀式發揮到了極致──這個窮兇極惡、民不聊生的小國幾乎年年舉辦大閱兵，而和平年代的憲政民主國家從來也沒有勞民傷財大辦閱兵式的傳統。
天津大爆炸已經向官商勾結的貪官和奸商們昭示，玩火者必自焚；「九三」大閱兵也必然對中共、中國、中華民族徒勞無功，因為逞強者必自敗。
——原载《争鸣》月刊201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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