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周永康案件与中国政局走向

周永康、令计划

周案仍是以权力斗争为焦点，周案办案方向是对敌对派系的政治清洗。直到18大的权力格局被颠覆，19大上建立起习近平能绝对掌控的新的权力格局。此案是为了建立新威权，而不是法治。

2014年12月6日零时，新华社公布一则五百多字新闻：中纪委决定开除周永康党籍，周将被移送司法机关法办。 至此，王立军-谷开来-薄熙来案件之后的最大案件有了初步结果。尽管人们普遍对此感到人心大快，但坊间热议从新闻的字里行间分析周的案情时，大都以八卦传闻的黄色、黑色和红色故事，补充周案细节，并推测周的下场。少数讨论周案的意义者，也以此赞美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的决心和成就。笔者认为，周案是中国政局走势的指标案件；我们可从周案办案的过程透视中国政坛的权力斗争状态；周案办案方向更决定中国未来政治体制选择的方向。

周案显示习近平集团执政方向

中国政治中不论哪一派都会这样认为: 周永康罪大恶极，百死难赎其罪。但各派对于周案罪行关注点有所不同。从周案定罪罪名和侧重点，可以看出习近平执政集团为什么法办周永康，周永康案件之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周永康办案方向和定罪罪名表明中共执政核心的建国理念

中国大众关心的是周永康案件的反腐取向。从中国民间道德看，周永康腐败至极，纵容亲属和部属贪腐千亿资产以上，玩弄三位数情人，私藏军火，滥用暴力。他们认为，法办周永康可以严惩腐败，澄清吏治，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他们确实看到，在办理周永康案件中，如此众多的高官落马，媒体演艺女星被抓，似乎展示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的决心。他们希望，查出腐败是办理周永康案件的重点；中央在办理周永康案件过程中，实现中国百姓心中做了两千年的清官梦。

中国认同人类普世价值、推动中国进步的独立民间力量看来，周永康的腐败应当惩治，但周永康的最大罪行是为中共政治需要，滥用暴力，践踏人权和法治，建立一套维稳体制。周永康的从政之路就是中国暴政不断完善之路；周永康的每一次升迁，都让暴政达到新的高度和广度。自由派不是不重视反腐败，而是认为，腐败是结果，高度极权、零容忍异议的专制体制才是腐败的根源。因此，自由派希望，清算和严惩周永康集团践踏宪法和法治的罪行作为主要办案方向；通过周案推进宪政进步。

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长期关注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因为在中国这类高度极权体制中，谁掌权比民意对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和国际政治安危有更大影响。由于权力在高度保密的黑箱中运作，周永康大案往往是难得的分析铁幕之后的权力斗争和分布的线索。因此，他们更关心周案中的高层权力变化信息。他们普遍关注的是，通过查处周永康集团谋逆罪行，中国政坛整肃清洗到什么程度，以及周案后的派系权力分布。

周案更像权争恶斗后的政治清洗

就目前周案透露的信息看，周案仍是权力斗争为焦点，周案办案方向是对敌对派系的政治清洗。我这里说的信息包括新华社等权威喉舌正式发布的文字和现中共核心在海外媒体传播的信息。

首先，从案情细节侧重看，虽然周案涉及腐败，但在报道中，执政党处理他的问题首先强调的是他违背党内纪律。中纪委是否有权对违纪党员直接做开出党籍处理姑且不论，显然违背党纪至少在国家政治范围内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最重要的还应当是违法问题。仔细分析，违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周所违背的党纪是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其实，在习近平查处薄熙来和周永康之后，境外关于对他不利的小道消息来源基本堵死，但他对政敌抹黑及为自己辩护的说法占支配地位。他也违背指责周违背的党纪。

其次，处理周永康基本上不是为了反腐。因为，如果查周是为反腐，应当彻查周的所有腐败和所有人的腐败。但从现在办案和查处方向看，显然是周案中牵扯到其他常委及亲属的案不查，而周案之外的案件更是在查处力度上远不如周案。选择性反腐的标准还是权力斗争，只要协助周永康政变危及现领导权力的人和事，就彻查狠查。查处周永康不仅是清除异己，而且是为了立威。周案刚公布，立即就出现各地表态，大有回到文革毛的权力斗争的风气。这使得中国高层政治风气很不正常。

最后，查处周永康也不是为了维护法治，建立制度。对于周永康一些指控在法律上是有争议的。例如，违背党纪是该组织内部事务，不能采取隔离审查和司法办案方式进行调查和处理。查周案的方式就是违背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此外，不是所有的男女关系问题都是法律管辖范围；有些还是法律保护的隐私权。那这些问题做文章，是为了彻底毁掉周永康的形象。尽管习近平的核心在18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中强调要建立法治，但周永康案件的公告中甚至没有薄熙来案公告时的底气：宣布严惩一切腐败和违法的决心。这不全然因为周案明显是选择性反腐，更是因为习近平为了做大事要集中更大权力在手，采取了许多将自己凌驾于党章国法至上的做法。在查处周永康案件的同时，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对异议人士的镇压突破周永康维稳机制的限度。这也说明，查周不是为了法治建设。

也许，查周的目的是权力斗争而不是反腐的法治建设的最具指标性事件就是，令计划案件正在提上日程。对令计划的指控开宗明义，就是政变。具体罪行就是在18大以前妄图改变习近平接管最高权力。问题是，政变是采取违法方式颠覆国家政权，这与和平方式进行党内斗争不同。        

新的权力斗争开端

查处周永康集团和查处令计划集团，都是对18大建立的权力格局重新洗牌。查周突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震慑那些已经离职的元老。公告说，周案还查处一些新线索，其实是威胁其他离职领导人不要再与习作对；否则会沿着那些线索查处下去，对敢反习者毁灭性打击。而查令则是为了拿掉18大上位的大量在职高层领导。据说，会牵扯到200位在职正部省级以上领导。这表明，移送周永康案件至司法机关，不是这一轮权力斗争的结束，而是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开始。

习近平能否真的通过继续深挖和扩大对周永康案件的查处实现18大后的权力结构重新洗牌，这还是未知数。周永康案的查处过程一波三折，说明习近平和王岐山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办案，还有许多掣肘因素必须考虑，还要做妥协。按照习的计划，周本该在去年北戴河会议后就查处，但一拖再拖，几次决定结案但又反复，最后结案也不是高调祭旗，张扬严惩腐败的决心。

周永康案件折射出的是中国未来政局走向。权力斗争会继续，直到18大的权力格局被颠覆，19大上建立起习近平能绝对掌控的新的权力格局。权力斗争没有好坏，关键是新的权力格局做什么。从周永康案件目前办案模式和方向看，这是为了建立新威权，而不是法治。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