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

【25年來，對八九學運的反思中，學生撤離廣場是議論很多的一個焦點。封從德曾是廣場的副總指揮，和柴玲一起，參與學運全過程。本文提出有關撤離廣場的若干重要人事見證，反駁某些居主流地位的意見，指出知識分子介入的責任。】

「六四」屠城後25年來，「廣場學生為何沒能提前撤離」一直廣受質疑，而眾說紛紜。不少人抱怨學生不聽知識分子的話，否則六四悲劇可以避免。你若讀完本文，相信會發現許多人在扭曲真相，責任不全在學生。近期傳出幾則黨媒訊息，亦觸及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當詫異。這些訊息包括「多維」和「亞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慶東言論及江迅對張思之新書的報導。本文先探求歷史的真相，再評估這些訊息的價值。限於篇幅，資料出處多略去，讀者可網搜「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或參看拙著《六四日記》。

我參與八九學運的簡單經歷

我參與了八九學運組織的全過程，可能也是最全的一個：第一個學運組織北大自治會的歷屆常委，北京市高聯主席，天安門廣場絕食團廣播站創建人，絕食團指揮部、臨時指揮部和廣場指揮部歷屆副總指揮，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口頭表決撤離廣場。但我捲入學運卻很偶然：當時我正趕做有關衛星圖像識別的碩士論文，六月份答辯後就要去美國留學；然而，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為運動起點的當天，我在北京大學遙感所的電腦硬盤正好壞了，這才有時間去北大三角地看大字報，我的命運也由此改變。此番際遇令我感恩，亦賦予我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整理六四檔案二十餘年，對上述問題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蒙《開放雜誌》不棄，整理出來就教於大家。（按：開放出版社2004年曾出版《沉重的回首》，收集代表性六四評論。）

戒嚴後撤退廣場是問題的焦點

八九民運長達兩月。5月13日三千餘人絕食一週；20日北京戒嚴，兩週未能實施；六三至六四夜間二十萬野戰軍血洗北京，造成死亡三千，傷者上萬（按：張萬舒報導中國紅十字會的死亡人數是727人）的「六四」大屠殺。如今討論「六四前為何沒能見好就收？」主要是指為何戒嚴後沒撤，尤其對作為廣場總指揮柴玲的苛責，都是指戒嚴後。

以前有些人批評學運是倒過來的，他們反倒認為戒嚴後應該見壞就上、甚至「六四」也要拼命上，如胡平；或刻意掩蓋自己戒嚴後的類似作為，如戴晴。奇妙的是他們倒是最起勁批判柴玲的人，同時小心翼翼地收起他們過去的說法。關於八九學運的檢討，二十多年已經很多，我也發表過不少意見，但今天看來有些問題還有澄清的必要。

戒嚴後廣場上的組織狀況

天安門廣場的進退，外界常聚焦個人的責任，但真能決定「撤與否」的卻是「組織」，我認為當時按影響力而言，應是這幾個組織最大：廣場議會、北高聯、廣場指揮部、首聯及社經所群體。但絕食這一招對整體學運的影響之大，沒人預見到。一旦發起，效果那樣驚人，已是能放不能收的宏觀形勢，這些組織對混亂的廣場的撤退與否，已沒有決定性的權力和影響。

發起絕食是否有體制內高層的授意？目前仍不能確定，但很可能幾位發起人誤信了「中南海改革派希望學生大鬧，鬧得越大越好」，頭天晚上他們甚至還去過趙紫陽心腹田紀雲副總理的辦公室。如果確有中共高層介入，運動組織自然很難收放自如。更何況絕食的發起，拋開了當時的學運組織（如北高聯及北大清華的自治會等），廣場上的組織自然分裂成好幾塊，相互抵消，一盤散沙，就更難有所作為。但具體來看，戒嚴後這幾個團體還是發揮過各自的作用。

廣場議會也稱「各校代表大會」、「營地聯席會議」，最受外界忽視卻最具權威。它由各校代表組成，絕食後幾乎每天開會。廣場上的高校代表，從北京四十幾所很快擴展為全國三百多所，外地代表越來越多且常流動。廣場議會的決議常波動，但總體上傾向不撤。如五二六凌晨，廣場議會經五小時辯論，288票中僅8票主撤，不到3%。直到「六四」凌晨，才由我主持口頭表決，全體大會直接民主，最後裁決撤離廣場。

戒嚴前後數日，北高聯主導廣場，較傾向於撤，但終未成功。五二一下午「北高聯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廣場議會48票中32票主撤，佔67%。但次日晚，高聯即被廣場議會逐出廣場回校整頓，移交兩天指揮權給臨時指揮部，後因首聯介入，未能再回廣場。

廣場指揮部自然更直接掌握運動方向，它由絕食團及臨時指揮部脫胎而來，其成立得到首聯助推。五二三首聯即「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宣告成立，然後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從其全稱也能看出：當時只要改良不想革命，所以「維憲」即維護中共憲法；傾向於堅守，所以要「保衛天安門廣場」。

首聯及社經所主張不撤離廣場

知識分子主導的「首聯」由社經所（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群體推動而成。該所核心是陳子明、王軍濤，首聯全稱即由陳命名。因稱「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故由王丹、包遵信（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發起人）等人聯絡其它組織的骨幹參與會議。據最近報導，王軍濤的辯護律師張思之先生在其新書《行者思之》中提到王丹的口供，稱「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王軍濤訪談正好印證此說：「王丹說他聽我的，王丹做的事我必須承擔責任」，並以此說明自己確是「黑手」（1994年6月《開放》六四專題26頁）。但後來王軍濤否認為王丹發起絕食承擔責任。

與外界印象相反，首聯傾向堅守廣場，「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陳小雅語）。有如下重要事實：

一、逐出北高聯，助推指揮部。五二三成立當晚，首聯王軍濤、王丹等人就去北大阻止傾向撤的高聯回廣場。
    二、次日正式成立大會上，王丹宣讀首聯聲明〈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其中盡是「我們只能背水一戰了」、「堅持就是勝利！」一類言辭。
    三、王軍濤起草的大會誓詞：「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甘願用我們年輕的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四、五二五王丹憂慮廣場疲態，趕回北大呼籲組隊去廣場輪流值班、「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打一場持久戰！」
    五、五二六首聯決議：堅持到六二〇人大開會。包遵信回憶，會上多數人支持堅持到六二〇，「並確定由甘陽起草一分聲明」，即五二七《十點聲明》原稿。
    六、該聲明在五二七開會前王軍濤等人都看過，要「至少堅持到六二〇人大會議召開」，但因指揮部的介入，才改為建議五三〇撤離。

這些史實後來被一些當事人扭曲，以至南轅北轍：「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社經所及首聯群體回憶《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顯然背離史實。《王丹回憶錄》也類似，「撤出廣場的努力失敗了」、「儘管動員廣場學生撤出來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我還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之類標題和句子隨處可見；就連五二五呼籲打持久戰堅守廣場，也解讀為「是需要考慮學生是否撤出廣場問題的時候了」；又稱五二七是「在王軍濤的建議下」才議決五三〇撤出廣場，然後才由甘陽起草聲明；這是直接篡亂歷史。

指揮部的撤離計劃未能實施

廣場指揮部總體傾向堅守廣場，但並非沒有撤離計劃。五二六楊濤代表北大和高聯，來指揮部商討「空校計劃」（廣場同學各回家鄉﹐只留少許人和旗幟），得到我和柴玲等人認同。我還補充了實施細節：每週日到就近市中心廣場聚集﹐這樣學運組織可維繫，壓力不減反增：一個廣場化作百十個廣場﹐總不能每個城市都派二十萬軍隊吧？（想一想，茉莉花革命也就這樣吧。）

可惜這一計劃未能實施，關鍵就卡在首聯。五二七首聯會上，總指揮柴玲明確提議空校計劃。但因首聯本意是至少堅持到六二〇，劉曉波、邵江回憶說，王丹和吾爾開希當即反對說「空不了」。此前指揮部裡李錄也強烈反對，因此我並未奢望它在首聯通過。

這時，我就開始反對六二〇方案，理由是財政不支，很難堅持下去。大家這才同意改為五三〇撤離廣場。首聯這些人本以為原稿鐵定通過，會前已直接拿去當決議印刷，會後才很火大地改印了五三〇撤的新版。因此當時印了兩個版本，以至於李錄、陳小雅和包遵信書中用的都還是甘陽原稿。由此也可見首聯本來根本不想撤。這就是五三〇撤離計劃的由來。

這個撤離計劃也未能實施，許多人認為關鍵卡在李錄，及柴玲變卦，卻忽略了組織的作用。香港幾家報紙報導了28日凌晨的衝突：指揮部五常委會議「四人希望撤離廣場」，遭外高聯同學猛烈衝擊，要接管廣播站。最後五二八晚廣場議會議決回歸六二〇方案，此前已有首聯和北高聯的類似新決議。至此，指揮部的兩個撤離計劃均未能實施。

李錄、王丹、何維凌的角色

三年前柴玲出版回憶，說她五二七首聯會後告訴李錄要撤，被李錄罵得七竅生煙，感覺又笨又羞辱，才改口對大家說五三〇撤離建議還得經廣場議會，同時則想離開廣場出去發動兵變。於是做了個錄像，用自己的口說別人的話，可能成為她一生的夢魘。柴書中說，那個「別人」就是李錄，堅守廣場就是要期待流血，這話是李錄說的。但外界依然不依不饒：自己若不認同，何苦錄像說出？「六四」後柴玲因此成活靶，飽受批評，被各方祭為替罪羊。有些關鍵問題，其回憶錄非但未澄清，反倒更糊塗。譬如出去發動兵變的想法從何而來？去找軍頭的中間人是誰？另外，「六四」凌晨有人告訴她「堅持到早上六點，趙紫陽的軍隊會嘩變」並影響了她的判斷，這又究竟何人？隨便指出，戴晴移花接木將此事挪到五二八，費了心思。

李錄當時相當於廣場議長，用民主程序來質疑五三〇撤離計劃，堅持只有廣場議會的決議才有效。後來眾人指責李錄，卻迴避這個令其尷尬的民主程序，或僅以代表的流動性來質疑廣場議會的合法性，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李錄確實從未認同過任何撤離方案，有人指責他自私，因為他作為外地學生，學生撤回北京校園就沒用武之地了；甚至有人說他是廊坊警官學校培訓的特工，以此解釋為何當時和之後他都那麼神通廣大（流亡海外的通緝學生中唯一能公開回國投資做生意的），李錄回憶說是四月底才到北京，很快就注意到柴玲並取得其信任，卻受到王有才和我的冷遇。後來李錄確實是通過柴玲才在廣場上立足，他給柴玲出主意成立絕食團指揮部，而加入的條件是面臨鎮壓時自焚，一下子就令此前幾位絕食團領導人出局。柴玲做總指揮也確實依靠李錄的能力，因此五二七李錄的咒罵才令她如此難受，以致要辭職。不久李錄決意取代柴玲做總指揮，六二徵求我的意見，因「六四」而未成。

王丹的作用並非外界以為的那麼大，首聯實際掌控在王軍濤等人手中，張思之所言不虛。本來王軍濤等人推王丹做總指揮，未成；又推他做廣場議長，也未成。張先生為王軍濤鳴冤，稱「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又稱王軍濤陳子明都是「保皇黨」。眼看無法掌控廣場，首聯和社經所群體就自己退場，五月底退到郊區，「六四」時基本上都不在廣場。他們退場時，神秘的何維凌出現了。

何維凌之所以神秘，一是手眼通天。他大學與鄧樸方同班同屋，還助其打理康華公司。二是其斡旋又很快被捕。五二九深夜他找到包遵信，也許還有楊冠三，要求轉告首聯王軍濤等，鄧小平和楊尚昆都首肯其方案：學生撤離，軍隊進城，開聯歡會，皆大歡喜。但次日他就被捕。有人聯想兩天前鮑彤被捕，認為是李鵬不想見到廣場撤離。但何的上級陳一諮卻認為是李鵬要整趙紫陽「裡通外國」的罪證，抓捕何查他與中情局的關係。何死得蹊蹺，九一年與小女友車禍死於墨西哥沙漠，據說酷似張宏堡車禍。但2012年何妻郭秋姮公開控訴親友侵吞其巨額資產，披露就在何車禍當天，正辦理移民美國的兩個子女也遭綁票，那麼，這起車禍會不會只是謀財害命？一切皆在迷霧中。

記憶的戰爭，真相終將勝利

回到本文開頭的話題，「多維」和「亞洲周刊」是否在替中共放風，試探「六四」話題的反應？江迅也是位神秘人物，為何要藉張思之的口，稱王軍濤是「保皇黨」在執行中共「黨組織交給的任務」？為何又藉此指責王丹的「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習近平會不會將孔慶東等人樹為八九學運領袖，再以高額撫恤封口，一箭雙雕分裂民運與天安門母親群體？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大，但值得留意，尤其要看如何處理組織「六四公祭」的陳衛、于世文等人。

多維辦公室目前在北京，孔慶東通過多維攻擊我，令我感到榮幸。而戴晴還在一如既往地編故事。僅舉一例：比較戴文《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中「封從德說」的內容，和拙著《六四日記》465頁和註320，就可清楚看見，戴晴抄了拙著幾段話，掐頭去尾，將其中的「他說」、「××說」、「據×××回憶」等白紙黑字全部剪掉，就變成「封從德說」了。很有意思，戴晴文章每次提到我，都在編故事。以前她移花接木拼湊了五一四晚我的假故事，恰恰證明是她1992年以後亂抄而且編錯了的。而又恰恰是戴晴這段栩栩如生的假故事，被轟動一時的《天安門文件》抄進去，連錯處都一模一樣，由此我才識破《天安門文件》是贗品。這還真得感謝戴晴編的故事。

「六四」屠殺硝煙未散，記憶的戰爭已悄然開始。暴力之後，謊言肆行。系統性的謊言，就是文化暴力。暴力的三種形態——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與文化暴力——官方全派上用場。屠城的直接暴力不言而喻。結構性暴力中，滲透、分裂和排斥對扭曲真相尤其有用：滲透，以偽裝來占據反對派中心位置；分裂，以分而治之；排斥，以邊緣化真正的異己。由於資源和信息極不對稱，中共在實體社會佔盡優勢，通過滲透、分裂和排斥的手法，去佔據「六四」真相話語權的中心位置，而邊緣化中共不喜歡的人。看看張思之的見證，比對一些人對真相的扭曲，是否影影綽綽看到官家的蛛絲馬跡？

不過，專制還是遇到了天敵：互聯網將中共打回冷兵器時代。網絡空間的灰色地帶，不可能被完全封殺，網上論戰就像冷兵器那樣一對一，五毛與網民相比，人數必處劣勢，因此終將輸掉這場網絡戰爭。「六四」屠殺已經25年，謊言仍在繼續。而記憶的戰爭，真相終將勝利。

（民國一〇三年夏至寫於舊金山）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