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鸰：坦克的秘密——评何晓清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

图为何晓清博士应邀在美国国务院介绍她的新书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凌晨，北京中國革命紀念館外，香港學生李蘭菊沒有攔住一位男孩。半個小時後，她看到男孩從她面前抬過，滿身是血。李蘭菊昏過去了。當她恢復意識，人們要把她送上救護車，李蘭菊拒絕上救護車，她覺得受傷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輛救護車過來，她依然拒絕上車。這時，車中走下一位中年女醫生，用英語對她說：「孩子，我們需要你安全地返回香港。我們需要你活著離開，告訴世界今晚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

　　這是何曉清（He, 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開篇記載的一個故事。

　　那一晚，中國發生了什麼呢？那一晚，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或許，這正是該書試圖告訴全世界的。

　　走上流亡之路的「八九」一代

　　「活在真實中」，這是何曉清此書給予我們的最大的收穫。

　　書中何曉清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三個人易丹軒、沈彤和王丹，以及她自己的故事，他們屬於「八九」一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事件而改變，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為什麼會參加『六四』？」這可能是何曉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一九八九年，她還只是一名高中學生，只是如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生一樣，參加了遊行。多年後，她選擇自我放逐，獨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開始，讀碩士讀博士，再到哈佛大學做博後，最後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歷史與記憶」這門課程。為什麼二十五年來她始終無法放下「六四」，而花十年時間完成這本嚴肅的口述史呢？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說自己的故事，從「曉清」──其父希冀「破曉」「清明」，成為「Rowena」：一個決心要說出真相發掘秘密的人。

　　實際上這本書的主角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那群學生，而是全中國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雖大多出生在「文革」前，成長於「文革」結束之後，讀書於一個思想文化勃發的八十年代；朝氣蓬勃、自由浪漫；他們讀書、思考、爭辯；他們理想、激情、樂觀。他們既關心人的命運，更關心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點。

　　在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縮影：無論是對社會政治、還是對個人生命，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無論是北京的沈彤、王丹，還是廣州的易丹軒、何曉清，都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學校裡的優秀學生，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現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著自己的故事：一九八九年的易丹軒是廣東一所高校的學生，先是被捕入獄，其後無奈來美國完成學業，卻無法再回國；沈彤是唯一沒有坐牢而直接去了美國讀書的；王丹幾乎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並兩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們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國完成他們的學業，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生活。與他們三人不同的是，何曉清選擇的是自我放逐。其實，多年來，何曉清的採訪遠遠不止此三人，在書中，還能看到許多沒法呈現的流亡者的身影。這或許是他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命運：「六四」的創傷注定他們遠離，成為「流亡者」，身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後的生活與未來呢？每一個人又都有著自己的思考。

　　在書中，何曉清問：「一九八九年為什麼會參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當像『六四』這樣的社會運動發生時，它就容易激發人們對自由的嚮往」我想，若是那個時代或是「八九」一代人有什麼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對自由的嚮往。

　　嚇大的、長大的與騙大的

　　在看《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的時候，正逢台灣大學生因不滿服貿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兩天後，網絡上流傳著台灣國立大學兼任教師陳嘉銘寫的《為什麼都是年輕人出來》。文章講述他搭計程車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機一番冷嘲熱諷，「令我心驚的不是他說出了任何支持服貿的主張。而是他的失敗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批評。他完全沒有立場，就是自我放棄，對所有努力冷嘲熱諷。」於是，他突然明白為什麼現場只有學生和年輕人，沒有成年人。這也讓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會出現「八九」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正如學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憶錄》序言中說到：「和他們父兄不同，王丹這一代年輕人不是嚇大的，而是長大的。」

　　是的，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代人又是最幸運的。他們既不像他們的父輩那般經歷太多的苦難和創傷，又不像此後在「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中長大的一代。作為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員，何曉清對於他們一代人以及那個時代，有著許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讓我驚心的卻是其對「八九」之後的分析──「扭曲的愛國主義（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教育從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向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個級別的學校將他們的教室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論壇。」

　　若在中國大陸的學校做一份類似「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的調查，其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曾不止一次親耳聽人問：「聽說有坦克，那是謠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質問：「你怎麼證明有坦克？」當然，更多的年輕人聽說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場暴亂」。若是說「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嚇大的，「八九」一代是長大的，那「八九」之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說是騙大的呢？

　　何曉清所著《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最大的意義是，它不僅證明了坦克的存在，還揭開了坦克的秘密。讀者不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還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歷史和歷史的秘密。這不僅是提高我們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對抗後極權時代的無權者的最大權力。在訪談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這項權力，那就是「活在真實中」。它終將擊退「恐懼」與「謊言」。

　　「他孤單，但他強大」

　　二十五年來，被北京市民救護出來的香港學生李蘭菊，總是在各種場合堅持說出真相。在一九九七年一張雜誌照片上，她獨自一人站在一群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面前，但他們對李蘭菊憤怒無比，對著她喊：「你是個騙子」。

　　何曉清說，這張照片總是讓她想起「六四」標誌性照片「坦克人」照片──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孤身擋坦克的「無名抗議者」的那張照片：「他孤單，但他強大」。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