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华： 太陽花學運與天安門六四

图为王丹与港台学运领袖在一起，左起黄之锋、林飞帆、王丹、陈为廷

三月台灣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人物，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紛紛參加六四二十五週年紀念活動並發言，無形中將相隔二十五年的天安門和太陽花連接在一起。事實上，兩者之間確實有精神傳承，但兩者相通的內涵，又遠遠超出華人社會青年學生的反抗，正面表達了現代民主政治公共參與為本的普適進步價值。

六四二十五週年，提醒世人四分之一世紀前、人民與強權之間的慘烈對抗。對此，中共當局不惜在幾個星期之前就嚴加戒備，重拳打壓，但卻阻擋不住世界各地格外的關注和紀念。特別是近年"中國崛起"的區域效應，迫使週邊國家和地區面對經濟和軍事壓力的同時，也不能不權衡其中政治上"制度輸出"的嚴重影響。香港和台灣，分別與北京政權有不同的主權糾葛，體會和反應尤其敏感。過去二十五年裡，香港年年以六四燭光悼念晚會震撼世界，雖經歷世代更迭而人數不減，今年更達十八萬出席者。

台灣情況卻恰恰相反，民主化之後大約二十年時間裡，隨著越來越多的台商台幹長居大陸，青年世代對八九六四所知越來越少，幾近無感。記得四年前在臺北參加紀念六四活動，主要發起者卻是在台大就讀的港生，令人感慨不已。因此，今年臺北自由廣場前上千人集會紀念六四，以及總統馬英九和在野的民進黨分別就六四紀念發表聲明，呼籲北京正視血腥鎮壓的歷史責任，就格外值得關注。媒體報道不約而同地提到，三月份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人物，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紛紛參加紀念活動並發言，無形中將相隔二十五年的天安門和太陽花連接在一起。事實上，兩者之間確實有精神傳承，但兩者相通的內涵，又遠遠超出華人社會青年學生的反抗，正面表達了現代民主政治公共參與為本的普適進步價值。

王丹傳薪

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期間，網上流傳行政院長江宜樺夫人李淑珍為政府辯護指責學生的一封長信，信中指稱，在學生領袖林飛帆、陳為廷二人「背後下指導棋的，是台灣野百合世代、大陸六四世代人物。至於在街頭日晒雨淋的『人民』，依然只是鏡頭掃過的模糊背景」。此信行文的險惡，在於用「指導棋」直接聯繫到學運人物佔領期間的實際舉措，再以此與街頭聲援民眾相對立，將大規模民眾抗議誣衊成暗室操作的結果，並將這個陰謀論的矛頭指向具體人物。這種言說，類似於中共政權當年鎮壓後指控方勵之夫婦和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為「幕後黑手」。對此，六四流亡人士、現任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的王丹，立即回復，要求李淑珍提供證據，公開澄清。

當政者以及為其辯護的人不願面對的是，王丹與太陽花學運領袖的關係，並不在抗議期間的具體進退舉措，而是意在深遠的精神傳承。林飛帆、陳為廷、魏揚等人，過去幾年曾先後在清華大學選修王丹課程或參加王丹長期主持的課外沙龍論壇。我在台灣期間，曾受王丹邀請到他的課上與學生們討論「反右」等歷史專題。印象更為深刻的是，王丹主持沙龍時，自己不多說話，讓來台陸生和台生分坐兩邊，暢所欲言，公開辯論台獨問題。當時念大一的陳為廷，已經非常活躍。李淑珍等人意圖詆毀的，還有王丹等人長期經營的中國民主書院，因為書院的活動不但聯絡了台灣以往的學運世代，而且致力於引進台灣南北多間院校的在校學生團體以及香港學生與民主人士。今年六四前夕，澳門爆發反對高官自肥的萬人「撤退補」示威，站在前列的就有剛從台灣返澳不久的太陽花參與者。

在中共政權軟硬兼施步步緊逼企圖收服的情勢下，台灣青年一代面對中共偏好的金權勾結造成的前景黲淡，本來就有強烈的疑慮不滿。抗議精神的傳承讓青年們看到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相通處。太陽花人物參加六四紀念，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抗爭的正當與必要

另一方面，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也迫使中國大陸民眾重新思考民眾抗爭的合法正當性，特別是政治抗爭作為補充制度完善的重要手段，這一關鍵意義。嚴肅面對社會進步議題的人們必須承認，任何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無論多麼完善，都無法持久涵蓋社會矛盾潛在的多樣豐富和複雜，都有可能由於極端的制度崇拜而陷入官僚壟斷，無法繼續有效服務於社會和民眾。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民主權利，也無法完全由幾年才能輪到一次的選舉完全涵蓋。公民的身份和意義，必須要在能夠有效參政議政的基礎上，才能得到保障和實現。

從八九天安門和六四民眾英勇抗暴，到台北太陽花佔領立法院，學生和民眾抗爭在衝突加劇過程中，先後轉化為對執政正當性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基於重大公共議題的大規模民眾抗爭，本身就是防範官僚陷阱、強化實質民主的重要機制，是所有追求盡可能實現廣義民主價值的社會都必須悉心保護的政治功能。今年台灣四面開花的民間抗議，迫使此前多次姿態放軟的馬英九，以及以往不願多談對岸政治的民進黨，紛紛發表態度明朗，措辭清晰的紀念聲明，正是公民抗命所體現的普適進步價值在台灣發生效力的例證。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