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投入水中的一枚石子

资中筠

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期，作者刘炎迅。   　　   

　　 资中筠的头发花白了，蓬松自然卷曲，但看得出经过细心的打理，虽然83岁，但谈到一些往事和学问中的细节，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入学时还是民国，毕业那年，已经改天换地，18岁的女青年，她迅速适应着新的一切。因为机缘巧合，她被选入外事系统，后来又调入中国社科院参与组建美国研究所，随后担任所长一职至退休。那些年，她和研究欧洲史的爱人陈乐民先生，各自发表了很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观点，成为一对全国知名的学术伉俪。 

　　 老伴儿陈乐民2008年去世后，资中筠便一个人生活。她住在北京南三环内一个老社区，喜欢简单平静的生活，但有时不免受邀参加各种活动。她更广泛地关注社会问题，2013年12月，她的两本新书《美国十讲》和《老生常谈》出版，前者侧重于史实，后者侧重于观点，一以贯之她多年来以常识论道、以理性立言的品格。 

　　 “少数的花果” 

　　 门前换鞋的地方，摆着一些书，还有挂件，透着主人的细心和生活的小趣味，客厅铺着浅黄色木地板，靠墙放着两排书架，放着些家庭照片，以及各家媒体颁发给老人的证书和年度奖状。 

　　 资中筠说话不疾不徐，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美国十讲》是她去年的一个系列视频的合集，在修改过程中，她反复翻看美国制宪会议的记录，逐渐明确“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觉得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不然，美国的独立战争，最初的起因是“抗税”，后来因英国态度强硬独立派才占上风，13个邦联合起来在1776年打败英国，宣布独立，还是分散各自为政。过了11年之后，各邦代表才坐在一起开会，讨论要不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于是就有了“联邦制宪会议”通过一部宪法，建立了一个国家。“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用武力灭六国，然后统一中国。不是这样的。这13个邦不是谁把谁打败了，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观念和立国之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资中筠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谈出来的国家和打出来的国家和法治的关系》，她说：“谈出来的国家一般是法治，”美国这样多民族多移民多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国家，“凝聚在一起就凭一部宪法，只要美国公民承认这部宪法，你保留什么生活方式、文化、信仰都可以。” 

　　 另一本新书《老生常谈》，则是她近几年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发声，“题材庞杂，东拉西扯，”谈到了人治和法治，公民教育，国家观，以及社会良知等等。 

　　 比如国家观。她提到了一句话，大意是，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保障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生活。 

　　 资中筠说，写文章讲话，见识深浅固然重要，但最基本的一是事实，二是逻辑。她说她写作、讲话，只对事、对观点，不对人。可她心目中辩论的对象往往是连事实都不承认，以谎言为依据的，或是不符合逻辑、偷换概念。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担当的精神。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已经很少很少了，犹如花果飘零。资先生是少数的花果之一。”学者马立诚说，有两句诗送给资中筠先生最为合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学者刘瑜说，她以前读到过一句话：“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可以去观察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优雅的老太太……资先生我觉得是优雅老太太的典范。” 

  

　　 “不过是年长几岁而已” 

　　 摄影师拍照的间隙，资先生还张罗着泡茶，她的声音缓缓的，语调也正合适。 

　　 很多人尊称她为先生，她很认真地解释说，其实“先生”一词，在她小的时候，主要称呼两种人，分别是“老师”和“医生”，不分男女，说明这两个行当最受尊敬，后来用来尊称有学识教养的长辈。她笑得很谦虚，“这些年看了些书，写过些文章，忝列学人，不过年长几岁而已”。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抗日战争之前，课程中专门有公民课，包括不随地吐痰、对人要有礼貌、不随地扔垃圾、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等等，就是从小要有遵守社会公德的观念。因为这些不是你的单纯的自由，而是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健康和安全。大家都得有规矩，公民社会就是一个有规矩的社会。”资中筠说，“公民”对立面是“臣民”，前者是“citizen”，有规矩、守法治，后者是“subject”，不独立、少有法治精神。 

　　 1947年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燕京大学数学系，后来转外文系。次年，她通过转学考试，从大学二年级起转入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从清华毕业时，已是新中国。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带头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也相应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具有英法双语能力的资中筠，被调入这个机构。 

　　 在“和大”，资中筠的工作主要是翻译来往信件，陪同中国代表团参加与和平相关的国际会议，陪同来访的外国客人到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地方访问等。 

　　 那是1949年，资中筠18岁，她坦言那时自己很诚实，也容易“犯傻”，比如说那个时候要坦白思想，很多人都保留点不说，“我是向组织坦白一切，比如说‘三反’‘五反’时，把父母的家信全部交出来。” 

　　 “你大概看过《牛虻》，他真的是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他的朋友。”资中筠说，她后来常常想到牛虻，还好，没有亲朋因她“交代”而受害，因为母亲的信基本上没有一句出格的。“假如有的话我也等于出卖她了。” 

　　 文革中，资中筠进了“五七干校”。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她被召回北京，在对外友协美洲与大洋洲处（简称“美大处”）工作。起初是美国组的组长，后来是美大处副处长，做对外翻译和接待工作。多年后，资中筠说，自己总被说成是领袖身边的翻译，她觉得有必要郑重说明，她不是专职为领导人翻译，“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因工作需要，为各种人做过翻译，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各单位各级接待外宾的人员都有，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就是用其一技之长。” 

　　 在对外友协那几年，正逢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民间人士开始频繁来访，她“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接触到美国社会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各色人物，从后来任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他第一次来华访问时的身份还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到失业工人、右派资本家、自称‘毛主义者’和激进的黑人民权斗士都有”。在没有机会访问美国的情况下，这些感性的经验对以后研究美国无形中有很大帮助。 

　　 学者主要是帮助公众知情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兢兢业业做小公务员，在没完没了的长期‘思想改造’中曾经觉得读书无用反而有害，大好光阴虚掷。”1980年，50岁的资中筠厌倦了“迎来送往”的工作，当时她生了一场病，于是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心中不以为然而又必须照上级意思办的情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能忍受。”资中筠说，她生病动手术、打麻药之际，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一病不起的话，我有什么遗憾？”结果她发现连没有做完的事情都没有，甚至不能说“赍志以没”，她觉得太遗憾了，觉得应当做一点符合自己特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当副所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研究机构相对说来上下级关系不那么森严，她希望因此获得一点独立思考的空间。 

　　 1980年代早期，“智库”这个词刚刚被从美国引入中国，许多学者想到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都十分兴奋，因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传统之一。但资中筠属于少数派，她不认为中国的学者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多大影响力，即便正值“改革开放”。“我认为学者在中国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公众知情，从长远看，公众也许反过来会对决策圈子有某种正面的影响。”她把这种影响称为“涟漪效应”，熟悉资中筠的人都觉得，“她像那枚投入水中的石子”。 

　　 资中筠一直认为，既然要做学术研究，就得甘于寂寞。《冷眼向洋》是资中筠很看重的一部书，也是她多年磨一剑的成果，“我的切入点是从人类的两大基本诉求——发展和平等出发，看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稳发展的途径。美国在不断产生尖锐社会矛盾的同时，又能找到渐进改良缓和矛盾的途径，其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资中筠时刻显示出老先生的严谨，在更早出版的另一本学术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时，她要做索引，出版社不肯花这个力气，她就找了一位年轻人做助手，亲自做。“国际上学术著作索引是惯例，而中国至今不普遍，这是很大缺陷。”她说，后来第一本书再版（即《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以及《散财之道》一版、再版，都在她坚持下做了索引。 

　　 退休后，欲罢不能 

　　 1996年，资中筠从美国所退休。“我开始返回自我，受到外界的禁锢越来越少。思想进一步解放，说真话的可能性和欲望都增大了。”她坦言，就个人的兴趣而言，她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现在就像我讲得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我非常愤慨，就想要说。”又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邀请她去讲话，她就这样被推进了舆论场。她举例说，此前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一个阶段成果出版，结果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那本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公益事业产生的影响始料未及，直到最近，一位发起创办阿拉善基金会的企业家还对她说，他是受了《散财之道》的启发。 

　　 她说起自己在《美国十讲》里写到小罗斯福新政，“提出新四大自由，其中两个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个是民生，一个是进一步加强民权，这个很重要也。假若，一些努力以和平、温和的方式推动社会改良的人，得不到正常途径的表达和沟通，“如果把中间的、健康的、理智的力量都封杀了，剩下的只有看似沉默的愚民，社会就危险了。” 

　　 对于舆论中热议的道德滑坡问题，资中筠的看法是，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道德当然重要，但是当前的关键是制度问题。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 

　　 资中筠的诸多发言，也引起一些不满。有人说“她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指她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她说，这是由于“我反对很多一些现在大家已习以为常的但其实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做法。如果大家都以‘现实’为名与各种潜规则同流合污，那么全民族都会堕落”。 

　　 也有很多人称赞她有勇气，比如学者余世存说：“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作家阎连科甚至说：“她又常常让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 

　　 资中筠则笑言：“只是说说话，算不得勇气。我太老了，没有行动能力，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但是我还是更佩服那些能够起而行，在艰难中甚至冒着风险为社会切实做出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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