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虹：叶维丽不要往“王叔叔”伤口上撒盐

图：在卡玛影片中的叶维丽

在《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中，叶维丽称王晶垚王叔叔。卞仲耘和王晶垚是叶维丽的父母年轻时的同事，也是他们的朋友。卞仲耘不但是叶维丽在中学时的副校长，而且是那个从小疼爱她的阿姨。

围绕着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场活生生的滑稽剧从多年前就开始上演，至今还没有落幕。其中的一个很重要也很特别的角色，就是称王晶垚为“王叔叔”的叶维丽。

正如叶维丽自己所说，如果想找，她是有办法找到王晶垚的。2001年之前，她没有找过。不过，对于这一点，“王叔叔” 是能理解的，所以，2001年秋天，当叶维丽以帮助卡玛找卞仲耘的照片为由第一次拜访了王晶垚的时候，“王叔叔”热情接待了她。

这时候，卡玛正在酝酿拍摄《八九点钟的太阳》。宋彬彬和叶维丽都是卡玛准备采访的对象。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之后，宋彬彬曾向王晶垚先生讲述了一些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情节。决心为妻子寻求公义的王晶垚，以历史学者的敏锐，记下了这个谈话。王晶垚还记下了与其他女附中师生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记录包括《宋彬彬的谈话记录》，《胡志涛谈话补记》，《刘文连谈话记录》，《宋淮云和刘秀莹谈话记录》，《8月6日上午校文革刘进广播稿》，《王永海谈话记录》，《66.8.5.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

王晶垚没有想到，从小称他王叔叔的叶维丽，其实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因为她是老友的女儿，王晶垚格外信任她。当叶维丽向王晶垚推荐自己刚刚退休的好友于羚帮助王晶垚整理材料时，王晶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但几年不曾有疑，而且对叶维丽、于羚非常感激。于是，于羚整理抄录了王晶垚先生拥有的所有与卞仲耘有关的文字资料，并为叶维丽和她所属的“团队”借阅了这些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重要材料，包括《宋彬彬谈话纪要》。

当宋彬彬的“团队”在叶维丽、于羚的帮助下掌握了王晶垚的全部资料之后，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篡改有关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

在卡玛2003年开始上映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开始为自己辩解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参加过過。……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叶维丽则在这个影片里强调卞仲耘有“高血压”、“心脏病”。有人看了电影问：红卫兵对打死人的口气，怎么就像打坏个窗户。卞仲耘的女儿后来说：“不但像打破窗户，他们还要说是因为窗户自己不结实。”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打死卞仲耘之后，还在学校里打死了一个十九岁的附近饭馆的服务员，年轻的服务员显然不可能用“高血压”、“心脏病”做借口，所以他们根本不提这个小服务员。《八九点钟的太阳》根本不提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

2007年秋季，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宋彬彬参选“知名校友”。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的照片赫然树立在校园中。王晶垚为此发表一封《公开信》阐明自己的立场。

王晶垚发表声明之后，叶维丽就再也没有登过王晶垚的家门。

2010年4月底，《记忆》杂志47期师大女附中专刊，登出了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的对话录《也谈卞仲耘之死》，他们一致否定历史事实，强调红卫兵和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没有责任。这是宋彬彬“团队”的主要人物第一次公开亮相。看到叶维丽和于羚在宋彬彬“团队”所起的作用，王晶垚明白了叶维丽、于羚的目的。

也是在《记忆》杂志47期师大女附中专刊，叶维丽无视王友琴关注和研究卞仲耘之死超过三十年、做过大量调查访问的事实，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文里把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说成是王友琴编织的“好故事”。叶维丽攻击王友琴的原因不难理解：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明确地写到卞仲耘“死于红卫兵暴力”。

2012年，宋彬彬在《记忆》杂志80期矢口否认她见过王晶垚，并以此否定《宋彬彬谈话纪要》的真实性。她说：“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就在同期《记忆》上，刘进称王晶垚的说法为“孤证”。为此，王晶垚老人公开发表了《宋彬彬谈话纪要》、《宋淮云和刘秀莹谈话记录》和其他的一些历史记录。

在2013年12月31日发出的《记忆》105期上，有人用“潘祛病”的名字，写了一篇文章，以纪念2013年11月27日去世的刘秀莹为名，声称刘秀莹生前告诉他们，王晶垚说，1967年刘秀莹和他的谈话记录是假的。这个“潘祛病”究竟是谁？你们对王晶垚的攻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你们是否知道，这种手法，既侮辱生者，也侮辱死者？

2013年12月底，宋彬彬的团队还在挖空心思地诬蔑王晶垚制造假证据。以死去的刘秀莹为名制造假证据，性质不可谓不严重，跟“道歉”更是差十万八千里。与此同时，以道歉为名义的见面会正在筹备。十几天之后的2004年1月4日，旨在篡改历史的道歉见面会就通过媒体与大众见面了。道歉会也好，见面会也好，都需要有道歉的对象和见面的人。卞仲耘在1966年8月5日那天死于女附中的红卫兵暴力，女附中见面会邀请的受害者家属，理应有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然而，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却从未接到过邀请。

不但如此，宋彬彬还在发言中刻意漏掉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孩子们。宋彬彬对王晶垚没有歉意，相反，她恨王晶垚，因为这位嫉恶如仇的老人，虽然年事已高，却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有着坚定的立场。47年来，他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寻求公义。王晶垚的孩子说，他们对这次宋彬彬的“道歉”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去。事实是，他们对这个“团队”所作所为的了解，已经不是一年半年了。

主动介绍于羚到王晶垚那里帮助整理资料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宋彬彬谈话纪要》的真实性；身为耶鲁历史博士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诚实面对史料是历史研究最最基本的要求；身为波士顿大学教授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王友琴《卞仲耘之死》的学术和历史价值。究竟是什么，使得叶维丽既不持守职业伦理，也不顾惜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声誉？

在《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中，叶维丽说：“去年11月下旬，因受到早些时候八中陈小鲁等人集体向老师道歉的启发，我“冒”出个想法，希望在寒假期间召开一个有若干北京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座谈会，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也就是说，她承认自己是这次道歉会的策划者。

道歉会的策划者叶维丽，会忘记邀请疼爱过自己的卞仲耘的丈夫“王叔叔”吗？会忘记邀请自己的小学同学、卞仲耘的女儿王思吗？会忘记邀请卞仲耘最小的孩子、1966年8月5日年只有八、九岁的四宝吗？

叶维丽没有忘记他们。可是，道歉会没有邀请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宋彬彬”，而不是坚强不屈的王晶垚，“赢得了”叶维丽“的敬意”。这个世上，还能有比这更加颠倒的是与非吗？

叶维丽，你怎么可以对47年来坚持不懈地寻求公义的王晶垚说，在那个他和他的孩子们缺席，在宋彬彬避重就轻、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见面会上，你“感到了多年来久违的精神升华”？你怎么能够说出“王叔叔，下面给您汇报一下最近召开的两次会议”？你是把“王叔叔”当傻瓜还是把读者当傻瓜？从2007年起，你就没有睬过王晶垚，而就在不久以前，你自己还人在北京，现在，你何需隔着大洋故作姿态？不管是为他人洗白还是为自己辩解，叶维丽，找找别的方式吧，不要再往“王叔叔”的伤口上撒盐，毕竟，他已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了。

《CND》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