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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声称，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而恰逢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和他的中共对毛泽东的态度，其实可以检验其政治智慧。
毛泽东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一是击败蒋介石，一是文化大革命。前者以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为背景，且得到富于战争经验而又刻意创新的军事家朱德的支持，成就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业绩，而后者，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背弃了民主革命承诺，生造"社会主义"而走到极端，他和他的追随者尽管付出无数的心血和努力，还是惨败。
毛泽东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马克思学说，他实在是似懂非懂。马克思学说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它的最具实质性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其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面对他的"社会主义"，不敢说现实生产力性质已经社会化到了超出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容纳的水平，而又要照顾"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先进性"，就无法正视这种制度同生产力的现实矛盾。他描述不出眼前是怎样的矛盾，有意无意地回避问题之关键，即国有体制，只好含糊地说，矛盾表现为"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状态──孰不知，任何矛盾都是这种状态，否则无法存在。
理论思维欠缺，看不清楚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毛泽东只知道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只会说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大话，而"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即"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在他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就忘得干干净净。他兴致勃勃地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生造出他的"社会主义"，其成就堪与苏联媲美。然而，与列宁相比，列宁晚年尚有所自省，意识到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而毛泽东尽管对现实很不满，慨叹其"社会主义"其实"与旧社会差不多"，他在理论上至死都依然茫然，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中共本身对其"社会主义"缺乏准备，贸然动手限制市场经济发展，而市场力量匍匐于行政力量脚下，国家官僚化就更为迅猛地展开，"党天下"来势汹汹。毛泽东喜欢他的"社会主义"，喜欢"党天下"，却不喜欢其某种后果，于是，他先是发动整风，后来再发动"文革"，要对官僚开战。然而，以反"走资派"名义反官僚实在不容易，一次次地打倒旧官僚，新官僚还是照样生长，而且新官僚往往比旧官僚更坏，对民众更蛮横更粗暴。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抛开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决定性，与马克思学说已经毫无关系。他的真正成就，在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党天下"，进而将"党天下"确立为原则。这样来看，中共顽固地维护毛泽东，甚至将其视为其党国之父，当然有其道理，只不过，他们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只有当年苏联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可以与其相媲美。
如此党国及其主义，现在披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衣，它的"与时俱进"，在于开放市场经济，然而，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党国之手依然无所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方依然阴云密布。
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他发动"文革"，要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否定斯大林主义的改革潮流，要阻止改革潮流蔓延到中国。然而改革浪潮势不可当，依然在中国兴起，而赫鲁晓夫的反思，其精神在苏联已显示出深远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成为新一代的改革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人实在没有什么长进，他们学着当年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的模样，以更大的疯狂和更现实的理由，仇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痛恨戈尔巴乔夫竟敢放弃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是政治家。他们与邓小平一样，难以在理论上把握马克思学说，不清楚"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但还不敢触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而戈尔巴乔夫则进一步，他已经看得清楚，只有以宪政改造苏联，才可能有出路。不幸的是，苏共已经在长期的一党专政体制下逐渐丧失了政治竞争能力，一旦政治环境开放，其生命力萎缩的本相即暴露出来，而苏共保守派对此完全缺乏认识，悍然发动政变，结果只能是加速走向灭亡。
从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到现在胡锦涛、习近平们痛恨戈尔巴乔夫，表明中共思想的保守与堕落，而他们即使还有勇气呼唤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却绝不敢再象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则表明中共的政治竞争力，确实在萎缩。
面对毛泽东诞辰，中共若能正视他的局限性，正视他的错误和罪行，那么它还可以算是有资格谈论历史唯物主义，还算有些"中兴"其党的政治智慧。否则，象习近平那样一味以"反历史虚无主义"拒绝反省、拒绝批评，倒是得了毛泽东的真传──口头上高唱"两个务必"，实则不谦虚、不谨慎，骄傲而狂躁，在独裁之路上走下去。
毛泽东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一是击败蒋介石，一是文化大革命。前者以土地革命的必然性为背景，且得到富于战争经验而又刻意创新的军事家朱德的支持，成就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业绩，而后者，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背弃了民主革命承诺，生造"社会主义"而走到极端，他和他的追随者尽管付出无数的心血和努力，还是惨败。
毛泽东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马克思学说，他实在是似懂非懂。马克思学说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它的最具实质性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其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面对他的"社会主义"，不敢说现实生产力性质已经社会化到了超出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容纳的水平，而又要照顾"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先进性"，就无法正视这种制度同生产力的现实矛盾。他描述不出眼前是怎样的矛盾，有意无意地回避问题之关键，即国有体制，只好含糊地说，矛盾表现为"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状态──孰不知，任何矛盾都是这种状态，否则无法存在。
理论思维欠缺，看不清楚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毛泽东只知道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只会说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大话，而"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即"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在他掌握国家权力之后，就忘得干干净净。他兴致勃勃地中断了新民主主义，生造出他的"社会主义"，其成就堪与苏联媲美。然而，与列宁相比，列宁晚年尚有所自省，意识到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而毛泽东尽管对现实很不满，慨叹其"社会主义"其实"与旧社会差不多"，他在理论上至死都依然茫然，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中共本身对其"社会主义"缺乏准备，贸然动手限制市场经济发展，而市场力量匍匐于行政力量脚下，国家官僚化就更为迅猛地展开，"党天下"来势汹汹。毛泽东喜欢他的"社会主义"，喜欢"党天下"，却不喜欢其某种后果，于是，他先是发动整风，后来再发动"文革"，要对官僚开战。然而，以反"走资派"名义反官僚实在不容易，一次次地打倒旧官僚，新官僚还是照样生长，而且新官僚往往比旧官僚更坏，对民众更蛮横更粗暴。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抛开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决定性，与马克思学说已经毫无关系。他的真正成就，在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党天下"，进而将"党天下"确立为原则。这样来看，中共顽固地维护毛泽东，甚至将其视为其党国之父，当然有其道理，只不过，他们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只有当年苏联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可以与其相媲美。
如此党国及其主义，现在披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衣，它的"与时俱进"，在于开放市场经济，然而，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党国之手依然无所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方依然阴云密布。
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他发动"文革"，要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否定斯大林主义的改革潮流，要阻止改革潮流蔓延到中国。然而改革浪潮势不可当，依然在中国兴起，而赫鲁晓夫的反思，其精神在苏联已显示出深远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成为新一代的改革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人实在没有什么长进，他们学着当年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的模样，以更大的疯狂和更现实的理由，仇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痛恨戈尔巴乔夫竟敢放弃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是政治家。他们与邓小平一样，难以在理论上把握马克思学说，不清楚"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但还不敢触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而戈尔巴乔夫则进一步，他已经看得清楚，只有以宪政改造苏联，才可能有出路。不幸的是，苏共已经在长期的一党专政体制下逐渐丧失了政治竞争能力，一旦政治环境开放，其生命力萎缩的本相即暴露出来，而苏共保守派对此完全缺乏认识，悍然发动政变，结果只能是加速走向灭亡。
从毛泽东痛恨赫鲁晓夫，到现在胡锦涛、习近平们痛恨戈尔巴乔夫，表明中共思想的保守与堕落，而他们即使还有勇气呼唤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却绝不敢再象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则表明中共的政治竞争力，确实在萎缩。
面对毛泽东诞辰，中共若能正视他的局限性，正视他的错误和罪行，那么它还可以算是有资格谈论历史唯物主义，还算有些"中兴"其党的政治智慧。否则，象习近平那样一味以"反历史虚无主义"拒绝反省、拒绝批评，倒是得了毛泽东的真传──口头上高唱"两个务必"，实则不谦虚、不谨慎，骄傲而狂躁，在独裁之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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