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习-李的最后摊牌

图：左起王沪宁、彭丽媛、习近平（2013年6月6日在墨西哥马雅遗址）

與“改革”的前奏“真理標準討論”相比較，中国上層建築領域已經墜到1979年以前的水平。對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來說，這是不祥之兆。在思想觀念大倒退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盼政治和經濟改革能有所突破。

中共最高層深度的神經分裂症

革命後時代的中國政治基本上還處於宮廷政治的層面，所以，權力繼承的最後贏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忍而不露，或者說都是能否定自我的忍功大師和機會主義的權術家。在民主的選舉制下，權力繼承前，參與較量的各方都已經拿出了系統的政綱來動員和贏得選民。在中國寡頭選拔制下，新的領導人只能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才能露出真本性，拿出系統的政綱和未來藍圖。由此，每一屆中共黨代會的三中全會往往成為新一代領導人集體政治亮相（新當選後有第一次形體亮相）的重要場合。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李班子又會做何種政治攤牌？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意識形態上的大論戰。中國的政治生態被“左”、“右”兩股力量拉扯。這種社會和政治的兩極化趨勢，一方面，是由當今的執政集團及其施行的各種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全面接班後的十個月時間裡，習、李試圖左右逢源，給左右之爭火上加油，更加劇了社會矛盾衝突。在中國面臨大變革的關鍵時刻，習、李吹響的是不定的號角。面對中間地帶的急劇流失，習、李試圖走的維持現狀的所謂“中道”，必然帶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所描述的情形：你試圖在路中間行走，結果你冒著被左、右兩道快速奔馳的車流撞上的風險。

習、李令人捉摸不定的執政路徑反映出了中共最高層深度的神經分裂症。我們知道，人們的行為是受意識支配的；而產生意志的意識是由生命經歷的重大事件來塑造的。可以說，在習、李和他們的同事中，他們的意識和分析框架立足於兩大支點：“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前者讓中國人經歷了煉獄般的磨難，促成從領導到百姓上上下下形成了“改革、開放”共識。不可否認，“改革十年”是對“文革十年”的否定和對文革後中國集體受傷的診療。但習近平和他領導的黨中央不這樣看。無論是所謂的“六十年一條紅線”，還是“不能用一個三十年否認另一個三十年”，反映出的都是一個意識形態分裂症病人的深度問題。

找到習、李班子施政的坐標系

習近平和他的班底對文革並無刻骨的仇恨，其實很容易理解。當今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練就出了兔子般的敏感、狐狸般的狡猾和毒蛇般的殘忍。他們善於察言觀色、隱忍克制、投人所好、逢場作戲，時刻帶著假面具，永遠用雙重思維來看待分析問題。不為行動、思想中自我矛盾而臉紅是他們為人為官的最大本事。“文革”對他們來說，永遠是塑造他們人生和世界觀的大課堂。與此相比，至少鄧小平、朱鎔基等領導人還能從“文革”中回憶起親生經歷的痛楚，痛下決心不讓它再來。而習、李一代，留在他們記憶中的恐怕更多的是青春騷動叛逆期的瘋狂，從而養成了施虐-被施虐的雙重快感。

習、李都經歷過、甚至參與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經濟開放和政治改革的黃金十年。據說，在習近平還遠在福建任地方官員時，他總會在周末搭乘福州軍區飛往北京的軍用機，溜回北京，與京城的改革青年們混跡一起，吸收變動時期的新思想，領略大變革時期的激動。習近平還得到去“西天取經”的機會，在美國的愛荷華州住防過一段時間。很難想像這些經歷不給他帶來深度的思考。舉一個小小的例子，王滬寧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在愛荷華遊學半年。習、王關係非同一般，王滬寧成為習的替身，陪同彭麗媛外出參加重要活動，不能不說與這些相同的“洋插隊”經歷有關。

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十年，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達到了頂點。李克強在北大的老師龔祥瑞和在復旦大學任教的王滬寧都不同程度地捲入到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從他們的著述可以看出，李克強和王滬寧的思想模式都打上了八十年代的烙印。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能都從趙紫陽的失勢中得出了更多的負面教訓，那就是，寧左勿右。據此，我們可以找到習、李班子施政的坐標系：“文革”是x軸，確定了他們可以走多低，“十三大政治報告”是y軸，決定了他們的政策可能走多高。

“邪途老路”VS十三大基點

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來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妖孽盛行，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民粹主義、軍國主義、階級鬥爭觀念、仇外心理都很有市場，甚至大行其道。與“改革”的前奏“真理標準討論”相比較，上層建築領域已經墜到1979年以前的水平。對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來說，這是不祥之兆。在思想觀念大倒退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盼政治和經濟改革能有所突破。

但另一方面，中共能夠找到的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經濟改革的藍圖非十三大政治報告莫屬。這是“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通過黨內外上下討論在黨內產生的思想結晶。即便在“八九”屠殺後，鄧小平也堅持，“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如果說鄧小平有什麼政治遺產、或鄧小平理論，其核心內容當屬趙紫陽代表中共在十三大上做的政治報告。中外的學者和評論家一致認為，該報告體現的主題思想是“新權威主義”， 亦即專制權力下的市場經濟，或者叫“硬國家、軟經濟”。但它也提出了“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完善若干民主制度和加強人大建設等多項政治改革目標，試圖為未來中國民主化發展做出鋪墊。

據民間流傳，在經過“頂層設計”後，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出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方案。它的主要內容涉及財稅體制改革、中央向地方放權、法院和檢查、反貪系統將擺脫地方行政控制、加強人大權利和代表作用、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政府機構和鼓勵社會組織的功用。如果我們把這些內容與十三大政治報告相比，我們可以看到共同點，但都還未超過北京屠城前的中共共識。尤其是黨政分開問題根本沒有提及。因此，過早判斷它為“最近四十年來最大的動作”，恐怕只會令人失望。

中共建政後走過兩條路徑：以“文革”為典型的左傾階級鬥爭之路和八十年代以“改革”為主體的自由化道路。前者已被證明是一條走不通的邪路，後者卻是被保守勢力堵塞而導致半途而廢的希望之路。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我們可以細心觀察，看中共是會走上“邪途老路”，還是會重新踏上十三大的基點，更上一層台階，讓中國有機會邁上通向民主轉型的大路。

（2013年11月5日）

――原载《动向》2013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