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国：他从来就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创新，不断考虑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他不是一个书呆子学者，不是去构造体系。许良英：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把科学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于光远访谈录（之三）
时间：1993.2—3.
地点：二O三医院、史家胡同于宅
陈小雅录音整理
陈小雅：77岁生日的时候,听说您对朋友发表了一篇演讲，挺动人的
于光远：我说的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最基本的意思是,我还是需要大家支持我的.别看我那么坚强,但是我也有软弱的一面.所以我是需要大家来支持的.我的工作需要朋友们来支持.
陈小雅：您在什么地方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呢?
于光远：具体在哪儿软弱,我倒没想.这件事的发起人之一是节目主持人李惠国.现在是情报室的副教授.地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饭店.吃自助餐.我的学生凑了钱,过了一个豪华的生日.高级饭店,那么多人,买了一些点心,吹蜡烛呀什么的.李惠国说,77岁,按照尼泊尔规矩,是人的最重要的生日.因为人到77岁就到了他的高峰.
后来我发言说,我活到77岁,今天才知道自己是尼泊尔人.后来我问他,你这是编出来的吧?他说,真的,真的.他这个情报室的主任,到现在也没给我看文件,我还是半信半疑.
李是我62年招的研究生,第一批,但不是第一个.后来到德国留学.现在这一批大部分都是副教授.60年我招过一个,复旦大学的.丹东的,也在社会科学院.这一批年岁比较小.第二批人就比较多了.十好几个.我的组长.龚育之的副组长.我们两个作导师.
我被蜜蜂蜇了就是这一批研究生.当时在北大哲学系的二楼教室,口试,我坐在桌子旁边,一杯茶.一个学生坐在我旁边.我提问题考他.别的学生沿墙坐着,在听.过了一会儿,我的茶就凉了.二楼的窗户开着,枇杷树正长得和二楼窗户一样高,枇杷正是开花的时候,蜜蜂正在采蜜.有一只蜜蜂飞进来,一下子掉到了茶杯里,我一边说话就一边喝水,"啊__!"蜜蜂蜇了我的舌头.我吐出一个蜜蜂,已经死了.后来我担心舌头会不会肿起来.后来还没有肿起来.
这是1962年,那时正在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开六中全会.北戴河会议是8月开的.我这考试稍微晚一点点.开会时,我们科学处发现农业部不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工作.重视农民的经验,不重视科学家的经验.因此,农业部管的农科院管得很糟糕.养猪搞到四楼上养.农科院的院长叫丁颖.是学部委员.他写了一个材料,登在我们编的那个<<动态>>上面了.送给毛主席了.毛看了很生气,说农业部不管科学,以后农科院给聂总了.结果,北戴河会议的公报,就是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公报上,有一句话讲到"对农业科学一定要加强."所以我就开玩笑,我们说了农业部的坏话,农业部就派蜜蜂来蜇我的舌头!
陈小雅：把蜜蜂怪到农业部了? "枇杷正是开花的时候,蜜蜂正在采蜜",是您叫打开纱窗的吧?(于老从眼镜框的上面瞪了我一眼)…
于光远：延安抢救运动之前和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看出事物的本质,是在相当晚的时候.在这方面我的"觉悟"总是来得比较迟的.在文革中,我也作过真诚然而后来明白是错误的检讨.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止一件,但是我记得起来,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那就是关于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事.
在我国建立学位制的酝酿,始于1954年.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同志,差不多都认为应该搞.第一步就是制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条例>>.这是国务院批准的一个正式的法规.但按照这个条例,研究生毕业并不受予学位,因此还不能说是建立了学位制度.因此接着继续酝酿,起草学位制度的条例.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讨论:郭老提出,相当于现在硕士学位的这一级,毕业可称为"进士".这次酝酿在1957年反右后中断了.第二次酝酿是在1962年广州会议以后,又起草过一次文件草稿.这两次酝酿讨论和文件起草我都参加了.
我如此积极地推进此事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人大学毕业,只能说明他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能说明他已进入学术研究的大门,也不能说达到什么学术水平.而且一个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只学到大学本科毕业也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打进一步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用自修的办法去打,学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该为他们创造条件.但是说到这个层次还不能说学位制度的必要,不给学位的研究生制度也可以起那样的作用.学位制度的必要,是要给这样进修达到的程度确立标准.
____这样的认识,原先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但是, 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学位制度提出批评,说它是"提倡追逐名利",引导人们脱离政治,走成名成家的路;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那时,我思想上确实发生了混乱:我真诚地认为,那以前我热衷于建立学位制度是"只见树木"(只从发展我国学术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见森林"(不知道必须考虑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作这种检讨,并不是出于什么压力,相反,在批斗中,人们好象并未强调这个问题.如果是人们强迫我作检讨,我就不会真诚地去反省了.
陈小雅：您还记得您帮助过一个叫杨小凯的青年人吗?
于光远：我记得,记得的.好像是李锐熟人的孩子,文革中很有名的.
陈小雅：他搞数理经济研究,当时好像没考试还是怎么的,就进了社科院经济所?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于光远：在文革前,我有一个与华罗庚合作培养青年经济数学专家,在我国发展经济数学的计划.
我和华罗庚在1934年就认识了.那年暑假,我刚从上海大同大学转学清华物理系三年级.华罗庚那时在清华数学系当"教员".教员在清华是一个特别的职称,介于助教与讲师之间.他本来是他的家乡江苏金坛县一个店铺的店员出身,可是对数学进行了研究,表现出卓越的数学才能.清华大学的数学家发现了这个人才,把他请到清华来,使他有机会进行深造.我在清华求学的兴趣在理论物理方面.对数学也有兴趣.数学系的课程我很喜欢.创立控制论的维纳.法国有名的数学分析专家阿达玛到清华讲学,我和华罗庚都一起听过课.不过,我对所讲的内容可以说完全没有听懂.那时我只是一个高年级的大学生,而华已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数学家了.
后来,华成了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但我通过观察,发现他有一点与其他数学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很会写通俗文章,并且善于联系我国建设实际.对我国的经济工作也很有兴趣.在文革后还用了不少的精力宣传"优选法"和"统筹方法".我后来从事党的工作,专业兴趣转到经济研究方面来.但始终保持对数学的兴趣.
六十年代以后,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说过去数学主要是依靠物理科学发展起来的话,今后也要研究经济中的数学问题,从中发展新的数学方法,数学分支.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曾经想着手写一篇<<物质资料生产的代数学引论>>,但我的数学水平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于是我就想到与华罗庚合作的问题.我找到了他,畅谈了我的想法.他很高兴地愿同我合作.于是,我们商量了合作的方案,决定从带研究生入手.我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经济数学的演算,进一步思考我设想的代数学.
最初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都忙了些,这件事情有所耽误.但我们两个人对这件事都是很认真的.1987年我到郑州去时见到华的一个助手____应用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告诉我,华曾在研究所对此事进行过布置.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我们的这一事业不得不"胎死腹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很有希望取得成果的计划.设想,如果能在1966年或1967年培养起这方面的人才,那时我们的学生,现在也许已经可以作研究生导师了.文革后再去做这件事,从时间来看就太迟了一些,加上我们现行的学位制度,一定要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带这个领域的研究生,这样,我和华都不是经济数学专家,因此都没有资格当经济数学研究生的导师,这样也就使我们不可能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经济数学这一领域里有所作为.
文革后我与华见面时,谈起这样的规定都很不以为然.匈牙利一位在美国泼林斯坦大学与爱因斯坦一样,也受到特别尊重的欧洲科学家冯.诺伊曼.他与经济学家合写了一本<<竞赛论与经济行为>>开创了一个新学科,这个事实说明,不同学科专家的合作,可以开辟科学的新领域.我和华本来想在学位委员会开会时(我们原先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提出这个问题,争取取消这个规定,在这之后我们再来研究是否继续文革前的那个计划.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那样的机会.
附录：李惠国访谈录
李惠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
陈小雅录音整理
时间：1993.3.2
地点：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办公室
陈小雅：光远同志曾经说，他的研究生一个也没有跟他走。那么，我问，这是什么原因。他说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我有什么办法呢？人各有志嘛!我也听到另一种说法，说光远同志本人就是士途不顺，多年来一直挨整，所以也没能给自己的部下提供做官的机会......
李惠国：师生的关系本来应该是这样，师傅领进门，修练靠个人。应该说，所到一处，从不利用手中的任何权力去安排自己的学生，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国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反过来，有一些人，只要有一点权力，就在自己的身边安插老同学，同乡，部下。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他信守自己的理想，作为一个学者，又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陈小雅：有没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思想停滞了，不再容纳新东西了，所以年轻一代被更新的东西吸引走了。我听说，他对自己的学生谈西方经济学就很不耐烦，说我不听这个。这好象与他的一惯为人不太符合。
李惠国：我觉得，他从来就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创新，不断考虑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任何别人的学说，别人的理论，他都要经过自己的审查，采纳他认为可取的部分。他不象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者，盲目接受外来的东西，追随时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接受东西有一个原则，这就是这些东西必需满足中国的需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必须消化吸收。但显然他的主要经历是在现实问题上面。
陈小雅：光远同志说，他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人家那么说他也没有办法。许良英先生说，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把科学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李惠国：他始终考虑到中国的建设最前沿的东西。而不是经常考虑如何构造自己的学术体系的问题。
陈小雅：曾彦修同志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他曾组织过肃清苏联在科学政策方面的一些错误的讨论，他自己提到的是青岛遗传学会议的事情。在这方面，您是否还了解别的一些情况？
李惠国：57年在青岛组织的遗传学讨论，对苏联在科学界的做法，把不同的学术观点扣上政治帽子，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很不同意。事实证明，苏联那样做是影响极坏的。光远同志主持了这些讨论。在70年代后期，从干校回来以后，他针对"四人帮"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简单地扣上一种哲学的帽子。而实际上自然科学的问题，用哲学的言词句是不能代替的。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重大成果，都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特别是批判象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泰斗，在科学界已经引起公愤。光远同志很早就说不能这样做，所以，1975年，他就提出，哲学的结论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研究。要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问题。因为当时要正本清源，所以大家首先从学习、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对科学技术的论述出发。因为当时只能用这种方法批驳和展开论述。这个问题没搞到两个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开始了。当时批判的一个内容就是，大概是1975年6月，胡耀帮向邓小平汇报，就是<<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里面就提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小平同志同意这样的思想。我们当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觉得小平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在那种政治高压下，我们坚持作我们的研究。到1976 年地震的时候，我在地震棚里完成了一篇文章。77年6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是第一篇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
陈小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是谁提出来的呢？
李惠国：科学院的<<汇报提纲>>里讲了这句话。胡向小平汇报，小平同志肯定了这一说法。。。。。。谁提出的不清楚。但当时没有论证，马恩是怎么论述的？在理论上需要给以阐述。我也觉得，他们这种批判不可能常久。是不得民心，也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地震时，我们住在抗震棚里。当时我一个同学从外地来，他一看，怎么，你现在还搞这个啊？我说，这种理论，一年就能发出去。我们当时想，严冬不会长久，严冬过去就是春天。
陈小雅：您当于的研究生之前是干什么的呢？
李惠国：57__62年，我是在人大哲学系。毕业后考了于的研究生。在北大。那一届是8个研究生，是于正式招研究生的第一批。8人中4个从理科招，其中有一个数学系，两个物理系的，一个生物系的。然后还有4个是哲学系的。所以，跨学科的人才，光远同志搞得比较早，恐怕我们就是首创。他当时提出，学哲学的到北大分到理科系去认真地学习自然科学课程。而且不仅是念书，听课，还要到实验室去做实验，你才能真正掌握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要跟着他们严格考试。才能真正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反过来，学自然科学的都到哲学系去听课，这样将来才能真正变成既懂得科学又懂得哲学的一代人。当然，在这之前，龚育之。何祚庥也是从理科转到社会科学的。但是毕竟没有一个严格的学校训练过。所以，作为研究生，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他要求我们老老实实，不管怎么苦。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要完全地掌握哲学的知识，一个学哲学的研究生，要完全地接受理科的训练，而且参加实验，特别强调。我们确实感到，在那一段学习生活中，给予的训练，后来越来越感到以后之所以能在哲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领域中作一些研究，那一段是很重要的。
当时，光远同志还找陆平谈过，因为过去学校是没有跨学科这样的制度的。当时一般研究生是学三年，他要求我们学四年。
陈小雅：他招研究生实际上是规定一种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具体他传不传授自然科学哲学的知识呢？
李惠国：他每个月跟我们座谈一次，主要是讲方法，讲他的学术思路。研究生和大学生的教授方法区别就在这里。现在国外的一些大学也是，包括随便的漫谈式的讨论问题。无形中获得了一种气氛，或者思考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具体传授知识是不同的。特别是他的思维是发散式的。不断的出新的思想，新的火花。启发人们思考问题。开拓人们的视野，进入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境界。
另外他有一个特点，他不要求学生完全按照他的路走。可以完全跟他自由争论，完全可以反驳他的观点。完全没有师生之间的，一代人之间的那种思想上的差距。大家通过学术上的交锋，就不同的 进行思考，最后就可以达到一种升华。他这种方法也是很可贵的。
有的人认为，于光远搞的很多东西，是一种自由化的产物。这很不公平，而且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一直坚信他自己是要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去解释，去探索的。始终是最坚信马克思主义，最坚信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点在我们跟他的接触过程中确实是深有体会。而有些人确是拿马克思主义作摆设的。但他不管什么条件下，什么场合，他认准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决不放弃。不管是出现什么逆境，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和学生私下里谈话，还是怎么样，他始终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去开创自己的学术领域。
陈小雅：我感觉到有时完全没有必要去讲马克思的时候，比如说，一个谈话对象，根本也不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也要去跟别人讲。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李惠国：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紧紧地联系着社会发展的实践，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从实际出发，去认真地考虑问题。
1986年，我们应德中友协的邀请，我跟光远同志到联邦德国和瑞士去转了一圈。每到一城就座谈讲学，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每到一地讲一个题目。早晨天不亮，自己就开始进行写作。晚间因为访问，总是不断地换地方，座谈呀，会客呀，参加招待会呀，回来以后还要工作。差不多回来就是11点钟。我们都是住在德国人家里，他想，不住宾馆，既然是德中友协邀请，我们就住在德中友协的积极分子的家里。这样就可以更增加对民间的了解，和互相的交流。住旅馆反而不能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他每到一处，都给主人留下非常好的深刻的印象。非常热情景的，充满活力的，又和蔼可亲的这么一个学者的形象。
另外，在大学里面讲课的时候，他就是讲马克思主义。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回答问题时，都是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探索。
我当时讲的题目是"80年代的中国哲学"，"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
有一次，我们坐汽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当时，我们看到一批修女走过。我们便谈起了宗教。宗教的社会作用问题。光远同志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我呢？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宗教起了这样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认为这个提法值得商榷。我们俩争论得很激烈。后来开车的司机在公路上停下休息时，他对我说，你们俩争论得这么激烈，别让老头犯了心脏病。别争了，你们年轻人暂时就听老人的算了。我说没关系，我们就是这种风格。差不多整个那一天，思考的中心就是这个。但是从那次以后，我发现他每到一个地方，特别注意观察和了解宗教的状况。主要后来没来得及再讨论。但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虽然当时争论，争论得面红耳赤，。。。。。。
陈小雅：您是否认为现代的宗教在西方社会中起到一种精神的维系和组织的作用？
李惠国：我认为宗教的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特别象基督教、天主教，它是和西方文化，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伴随在一起的。而且宗教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当前，我觉得他在维护西方社会的稳定，对规范西方人的伦理道德，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而且包括宗教的音乐。宗教的艺术。包括宗教的教义。作为一种艺术。文学。文化作品，和一种哲学思路，它一直还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宗教应该不再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烟"了。因为宗教真正作为一种虔诚的信仰，它并不能使人达到一种迷信的程度。人们对上帝存在本身与来世这种东西，追求天堂，地狱啊，已经不是在这种情势下去信仰它。劳资关系的调和，已经不是靠宗教了。
当时我私下里就在想，就我们两个人在讨论问题，他如果不是真信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为它。。。。。。
陈小雅：但是这是否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他在不可能顾及到的领域，所接受的知识和观点还是有陈旧，跟不上形势的问题。
李惠国：一个人在他不可能顾及到的领域，当然就只能根据现有的知识和观点做出判断。但是通过这个讨论，他就很注意对新情况的了解和调查了，这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
陈小雅：那么，这个77岁的生日是怎么想起来的？是否因为他病了，大家在一块儿。。。
李惠国：因为他从来不注意自己的这些东西。包括他住院，一直也在研究问题，写东西。他本身除了研究思考，睡眠，没有别的内容。睡眠也很少。我们劝他听听音乐，他说我听那个是噪音。没有时间。他一直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但是这次得了疾病，大家觉得应该宽慰宽慰他。正好刚出院，是不是采取一种轻松的形式。抛开学术问题，和他的老朋友，学生一起聚一聚。就由我们研究生发起，出点钱，以给导师祝贺生日的名义，同时吸收跟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参加，给他送了个花蓝，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后来想，一般中国人祝寿，都是逢大庆祝。他77岁，我看能不能想出个理由来。后来我就想到尼泊尔人，是庆祝77岁生日的。真有这个事!尼泊尔人又是世界上最高原的民族，那么我讲，于光远作为一个大的学者，他也是站在世界的高峰上的。既然是一个站在世界高峰上的学者，我们就按照尼泊尔人的习惯，给他过生日。
陈小雅：很新颖!他说这是他一生过的最大的生日。
李惠国：因为他过去都是在忙忙碌碌中间，他从来不搞这一套。当时学术界为他纪念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上海的一些学者到北京来。那还是一种学术。是一种紧张的艰辛的思想劳动。而且他在那时候也讲得很好，他说他到上海，有一个感觉：人只有在两种场合被开会，听到的都是一边倒的意见，在追悼会上没有坏话，批判会上没有好话。今天我参加的会，好象参加了我的追悼会。我不希望开成这样的会，我希望大家还是认真地探讨一些实际问题。(大约是1987年，也许是86年)当时在北京，会分两组，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经济学。
陈小雅：是谁发起的呢？
李惠国：两个研究会。一个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一个是经济研究会。因为象吴敬琏这些学者，对他都是很尊敬的。当时两个组都提出来，要他不要再扩大领域，而要开始构造体系了。他不同意，说要是那样，我就不是于光远了。
陈小雅：他在这次生日讲的话，自己重复的和许良英记忆的不太一样。您是否还记得这个？
李惠国：首先是我代表大家致词，比较风趣。所以他也是开玩笑。原来他准备了一个稿子，后来没有按照这个稿子讲。他说，我原来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当时从事革命时，没想到革命成功得这么快;第二个没想到是，没想到革命成功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么难;今天我又加了第三个没想到，我活了77岁，今天才知道我是尼泊尔人。他说，任何一个坚强的人，也都有他软弱的一面，没有朋友们的帮助支持，我做什么事情也是不会成功的。
陈小雅：他现在突然感到了自己的软弱。可能他一辈子也不曾承认这个东西。
李惠国：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这个问题。可能因为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又病了。
陈小雅：非常坦诚，非常推心置腹的一个人!
李惠国：他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他象一个透明的水晶瓶，是洁白无瑕的，应该说他对革命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对学问的执着的追求，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还有一些想法，就是在65年冬天，66年春天，他说哲学工作者要深入到实践中去，考虑怎么样与实际结合，因为我们都是科班出身，没有接触过社会。于是在通县徐辛庄搞了个实验点，要我们这几个学生自己去那里建房子。干打垒。在大庆是干打垒，在京郊能不能也干打垒？做实验。当时找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两个同志，有一个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做技术员，负责技术指导和设计，然后我们一边干活，盖房子，这房子全部是我们研究生自己盖起来的，没有用过一个农民工。从挖地基一直到把房子盖起来，电灯是我安装的。哲学所还有一个木工参加。打土墙过程中发生过一次地震，当时不知道是河北哪里。考虑到这个房子要防震，又要求在干打垒的技术上加上现代的技术，加固钢筋。
考虑我们要接触农村，了解农村，同时还要我们在农村挂一点职。兼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呀，兼一个公社的团委委员啊。兼一个生产大队的副队长。探索一下科学技术怎么样同中国农村的建设结合。知识分子真正的同工农相结合。使研究学问的人，不是变成一个"书呆子"学者。后来房子盖完了，文化革命了。他还带我们研究生参观了焦庄户的地道。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书呆子学者，特别强调与社会的结合，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搞研究的人不了解社会，很难为中国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所以他自己的研究，都是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从问题出发，这正好是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的。不是构造体系去。
陈小雅2013 发布到 《陈小雅文集》 10-06 22:18 http://kan.weibo.com/con/3630529409168265
陈小雅2013 发布到 《陈小雅文集》 10-06 22:18 http://kan.weibo.com/con/363052940916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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