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哭显扬

心肌梗塞发作前的张显扬

  

友人逝去，我心实悲；年少于我的友人逝去，我心尤悲。去年方励之去世后，又报张显扬病危。他们二位都是一九三六年生人，小我四岁，令我唏嘘不止。

显扬因心肌梗塞住院抢救。医生说，成功的几率很小。他昏迷数日，忽然醒来，说了一声“九死一生”，又昏睡过去。奇迹出现了，真的九死一生，居然抢救成功。不久之后又一次发作。但出院后恢复良好。他整理了一部分文稿，结集编成《趋势与选择》，刚在香港出版。九月十八日第三次发作，未及抢救就停止了呼吸。人走了，幸而思想留下了。

“动乱老手”

   方励之和张显扬不仅同年生，而且同年被开除党籍，同年成为“动乱分子”。

   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党籍。共产党内的顽固派王震、邓力群之流意犹未尽，要求加码，开了一个十二人的名单，给予处分。由于赵紫阳的拖延、敷衍、暗中保护，最后只落实到四个人：对王若水、吴祖光劝退，王若水劝而不退，则除名；苏绍智被撤销职务；张显扬受处分最重，和方励之辈同等待遇，也被开除了党籍。

   一九八九年，他们的罪名又升级了。六月三十日，陈希同的“平暴报告”将方和张列入了“动乱分子”的名单。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题为《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数落他们的“罪行”。提到张显扬，说一九八七年被开除党籍，“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在当时就很成系统”，“是个搞动乱的老手了”。当时方励之已经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与方同一重量级的“动乱老手”张显扬，自忖难逃牢狱之灾。但他既不躲也不逃，等待警察上门。他将毛巾、牙刷装在一个兜里，挂在门背后，准备随时出发。等了三个月，没有动静，不知何以竟成漏网之鱼。

   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张显扬的住宅成了自家囚室。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就有公安人员在楼下监控。二OO九年，国庆六十周年之际，监控更严。从九月十七日晚上开始，警察来楼下执勤，少则两三人，多则五六人，还配有专车，二十四小时上岗。直到十月九日中午才撤离，前后二十三天。显扬被囚禁在家，不得出门。十月一日上午，只好看电视。他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盛大的阅兵式，气势恢宏，八面威风。由如此庞大的钢铁家伙所保卫的政权，为什么害怕被言论所颠覆？他写道：“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竟被我‘自己的国家’剥夺了发言权和行动自由。”“我心里一片悲凉。”

   显扬的目光从电视上移开，闭上眼睛，想起了六十年前的第一个国庆。在那热情奔放的岁月，他是农村的一个红领巾。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乡里土改工作队的“小跟班”。显扬的家乡是江苏太仓浏河——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母亲在家种田，父亲出外打工。 他是上海港的码头工人。共产党确曾“唤起工农千百万”，千百万工农在革命的盛大节日里一度扬眉吐气。张显扬的家有过一段好日子，穷小子张显扬也上了大学。但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的“继续革命”，颠来倒去，千百万工农又成了受剥削被压迫的新式奴隶。来自工农、为工农发声的知识分子张显扬也饱尝“无产阶级专政”之苦。

       

推翻“毛论”

   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部分教师来到北大。张显扬入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因进行抵制，成为“大辩论”的对象。此时，“大批判”改称“大辩论”了。一旦成为运动对象，众叛亲离，别人避之唯恐不及。张显扬却特地跑到哲学系找上门来，对我表示支持，从此结成战斗友谊。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立即投入战斗，不约而同地写了文章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和合作者王贵秀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于观点一致，我们三人讨论了几次。定稿以后，相约分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红旗》请示汪东兴，汪批示：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同意发表的，不能批。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自有对策。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在显著的地位刊登了《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只批“张春桥说”，不打引号，不注出处，但谁都知道怎么回事。《红旗》是汪东兴掌控的阵地，就是不发我的文章。一年以后，《北京大学学报》复刊，向我索文。我交出这篇批判张春桥的文章。学报的编辑打电话问《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听说汪东兴有指示，张春桥的文章不能批。有这么回事吗？”汪子嵩反问：“你们收到文件吗？”答曰：“没有。”“没有，就不去管它！”讲得有理。学报作为重头文章，放在第一条。这两篇文章都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编的《批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中宣部的书报检查官还要人民出版社“去掉郭罗基文章的副标题”，即坚决执行汪东兴的指示，不能点名批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回答得很巧妙：“我们是收集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原文就有这个副标题。如果要我们去掉，先要请《北京大学学报》去掉。”《北京大学学报》已经发行了一万多份，如何能去掉？ 也就不了了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批判四人帮还是有阻力的，对批判四人帮的人还是有压力的。

   由于我们三人在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战线上活跃一时，被不怀好意的人称作北大的“三家村”。但我们三人被列入胡耀邦圈定的名单，参加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有一大批被胡耀邦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闯将”。张显扬和王贵秀这两位“闯将”，在推翻毛的创造性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林彪的绕口令：“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打倒了敌人，还要“继续革命”，只能到革命队伍中寻找敌人了。他们是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多少革命者被他们送上了断头台。最后，毛伯斯庇尔逼死了林伯斯庇尔，而毛伯斯庇尔本人也从此一蹶不振，气息奄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仅祸害苍生，也葬送了这个理论的创始者、鼓吹者自身。粉碎四人帮以后，毛的继承人华国锋还一再声称“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到底”。

张显扬和王贵秀在理论务虚会期间散发了一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长篇材料，又召开自发的民间串联会，进行讨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闯将”们所否定。直到三月三十日，邓小平所作的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以暧昧的口气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显示出邓小平和理论务虚会多数成员在思想上的差距。时间是威严的法官。不消几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需“继续研究”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1993年，四个参加理论务虚会的自由化分子相聚在美国，左起：孙长江、郭罗基、阮铭、张显扬。

 

“打倒毛家店”

   张显扬晚年的理论活动着重批判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的事情，根子在毛，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不把毛批倒，其他什么也动不了。”

   毛泽东的一生，先是在党内夺权，然后在全国夺权，过作“权瘾”。张显扬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故曰“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开放》２００６年５月号）

我写了一篇《论新启蒙》的长文，征求他的意见。他在回信中写道：“如果从五四发端的老启蒙，传统的说法叫‘打倒孔家店’，那么六十年后从‘实践标准’讨论开始的新启蒙，完全可以叫做‘打倒毛家店’。在你之前，还没有人把中国的启蒙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或两重意义。你这是第一次。如果再把新启蒙以‘打倒毛家店’名之，那将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现在，反改革的人们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姜太公的令旗来挥舞，急急如律令开倒车。新的蒙昧主义确实就是“毛家店”的传销商品。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想念毛主席”的口号，表现了新的蒙昧主义的嚣张。还有人组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鼓吹“造反有理”。一些暴民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招手的画像搞打、砸、抢，妄图重演文化大革命。确实如张显扬所说，不把毛批倒，中国就动不了。

栋梁之才被埋没

张显扬不仅是理论长才，还是操作能手。

理论务虚会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所长是于光远，所员只有从北大调去的张显扬一个。于光远是忙人，而且是“甩手掌柜”，只管“大方向”，不问具体事。实际的建所工作，都是张显扬在张罗。在建所的同时，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规划会议”。会议是在大连的棒槌岛举行的，会议的组织工作也是落在张显扬的肩上。

马列所成立后，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卷的编纂。为了设计条目、组织力量，需要先形成一个框架。张显扬代表马列所担任框架小组组长。我作为协作单位北京大学的代表担任副组长。在设计条目时，我们讨论的结果，提出几条原则，作为指导思想：第一，正确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诞生。第二，区别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实践上是以社会发展的水平作为客观条件的，理论上是可以充分论证的。第三，区别理论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这是斯大林的定义。现实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是不一致的。按照我们的指导思想编写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是胡乔木。他发现了问题，我们的工作被全盘否定，换了一批人，另起炉灶。

理论务虚会期间，有一个多数人同意的说法：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前进。一帮朋友，八个人，准备用一个共同的笔名“愚溪”写文章，与保守分子论战。张显扬写了第一篇，论说中国是在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地方搞了社会主义，一切社会矛盾皆由此而产生。上面的棍子打下来，显扬说：“我来抵挡！你们假装不知道。”“愚溪”出师不利，团伙就此解散。

   到了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谈话时说了：“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七年以前说是绝对错误的，邓小平在七年以后跟着说又是绝对正确的。

朋友们闲谈，都说张显扬是栋梁之才，论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当个副总理绰绰有余。那时是赵紫阳当总理。后来，一帮庸才、蠢才、奴才当家，更是与张显扬不可同日而语。但张显扬所受的政治迫害却与日俱增。国家的栋梁之才被埋没了。在恶劣的制度下，多少栋梁之才被埋没、被践踏、被扼杀，何止张显扬一个。显扬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社会动荡时期，能够扮演为数不多的几个悲剧角色之一，我感到无上光荣。”他即使当上了副总理，恐怕也免不了扮演“悲剧角色”，还不是像赵紫阳一样！但后代的历史学家会承认他们是“无上光荣”的角色。

2013年9月22日

于美国奥马哈

——原载《争鸣》201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