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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2日星期六

王军涛:习近平面临的窘境

  我比较欣赏郑国巍的态度,谋国者要有责任心,要有理念,要考虑后果,要现实----国巍是有这些的。但是我感觉,国巍的思路中最大问题还是把视野限制在朝廷。其实,现在朝廷绝对不再能独立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开放政治体制,而这就要面对真正的政治过程。我们现在不是评估还有什么顶层设计尚未发现,而是应当准备应对一个无中心或多中心的无序或灰色秩序结构的政治过程,产生新的政治体制。

 

     顶层设计的最大问题,是顶层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和驾驭局势。能力不是意愿,更不仅仅是道德,而是兼有形象、视野、技能、社会基础、体制支持及其它资源。这一点从习近平的动向可以看出。习上台之初想给人的印象是改革派和开明派,然而他最近的形象和姿态都急剧左转。我认为,习其实不,但他一上任马上发现共产党要,可能要完了。上次讨论我就说过,你要是想摆出开明姿态,就得准备面对民间的各种恶意攻击、自己系统内、体制内的那种恶性厮杀。你要是没有这种容量,你就必须要收。现在习感到共产党面临灭顶之灾,改革与维稳都是这样。我觉得,习的底线就是要保红色江山,当维稳不足以应对挑战时,他需要在舆论上联合老左,但他绝对不是左派,不会在行政实权和社会经济政策上给左派任何空间。我相信,他用人,一定还是用改革开放的人,但是他会在话语上打压那些可能对共产党江山造成威胁的右派和体制外左派激进派。这种形实维稳的联合左派甚至毛左的策略表明,他不相信左右都打可以继续维持稳定。

 

     丁子霖女士最近六四的表态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习不大可能解决中国现存的问题。丁女士努力了这么多年,但在今年六四”24周年的时候感到绝望。这是对当局解决问题的绝望。其实,此时不应该绝望。因为1989 年邓小平开枪搞维稳是错的。古今中外政治经验都证实,这样做会给未来更大不稳定和更残酷的斗争埋下伏笔。但六四屠杀特别是邓南巡讲话后,一度有人相信邓小平是对的。现在,20多年的高压维稳,造就少数权贵利益集团垄断发展过失和机会、多数大众承担发展代价和苦果。这表明,1989年民主运动是对的,问题是学生的行动策略不够成熟----这是枝节性的。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认同这一点,这几乎是现代中国人的共识。丁子霖女士本该看到希望,但却感到绝望,这说明她本想让中共解决问题。现在看到中共不可能解决了。我感到习不解决不是意愿问题,而是他觉得中共承受不起解决问题带来的冲击。他对局势和驾驭局势的前景不自信。

 

     曾树轩和冯胜平在海外,仍对中央抱有期望,但国巍已经看出来,中国新核心不会解决这些问题的。如果中国已经如孙立平所说制度溃败,那麽光搞顶层设计,不可能解决问题,仅仅靠执政党的整党、反腐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对执政者可能的作为,做一个沙盘推演:如果做顶层设计,且不说习近平的视野、知识和意愿还不够。即使他想做设计,如果不是纸上谈兵,他必须看到可以实施这种政策的机制。改革开放之初,当局是有意识利用腐败和犯规提供的物质利益驱动来推行改革措施。或者说,是以腐败提供物质诱因赎买党政官僚支持改革。结果是,党政官僚成了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因为每一次改革都给他们发财的新机会。这导致体制失效。体制的溃败不是像孙立平先生所说仅仅是为了维稳而在21世纪才发生的压垮制度的溃败,而是在80年代就被双轨制、实践检验、摸着石头过河等改革做法盛行时就已经发生了。80年代后期,我在《经济学�报》写过和发过几篇文章,讨论双轨制必然带来的两种体制间摩擦和最后必然导致各类体制都失效,从而造成社会生活紊乱的前景。我还唿吁要警惕庸俗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提倡贵族精英的精神。但1989年以前,这种腐败和溃败造成的危害还没有那麽严重,因为还没有党政高度集权为维护稳定采取一切措施,那的时舆论对党政有重大制约,党政内部的风气也还有底线。90年代中期以后,腐败进入集团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加上高压维稳,使得腐败暴政都不再受到任何有效的节制。

 

     习近平反腐其实也是自杀

 

     如果不反腐败,在目前情况下就无法推行任何新政。所有顶层设计都没用。习近平深知这一点。他放下所有争议很大但不紧迫的问题,首先整党,大概就是看出这一点。但是,过去领导不是不想反腐,即使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也不容许底下人腐败。中央难以反腐,不仅是因为整个机器都腐败,法不责众,而且在89”中国党政扩权、重新垄断国家所有权力后,维稳和治理须臾离不开这些官僚----所谓投鼠忌器。习近平不是江泽民和胡锦涛,他有太子的霸气,还有来自血统的对江山的责任心,他要反腐。但他如果集权反腐,就会搞乱官场,并搞乱天下。

 

     以清末为例。人们说清末朝廷搞皇族内阁,逼反立宪派。这是革命党的说法,说满族排除汉族。但内阁名单中还是有几个汉族大臣的;这个博弈继续进行,下次完全可以再选回来。实际上,清末立宪派很像当今的改革派,整体太腐败,从北洋军队到地方士绅、再到盛宣怀,无不腐败。就是那个为辛亥革命开路的四川保路运动,也是起源于充满腐败的经济工程的利益纷争。清廷有反腐的想法,结果把立宪派逼反了,立宪派接过革命党人种族主义的说法。

 

     再看今天的中国和中共。王立军事件出来的时候,我们开会评估此事的意义。大家说的都是党内派系分裂内斗及带来变局机会。但高文谦说过一句话,现在看来最到位:连王立军这样的重臣都要叛逃美国,这说明共产党相忍为党的时代过去了,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做任何事情。这说明,如果习近平真反腐,就会逼反贪官、逼反官场。现在,共产党是集团腐败,每抓一个贪官,会在当地和部门揪出一伙,还会在上下左右牵扯动更大的网。他们有人会像王立军那样逃往国外,现在裸官就是准备这条路;他们更可能会在当地制造灾祸,毁灭证据,甚至杀人灭口。最近的火灾和车祸,就有这类贪官负隅顽抗的影子。我与那些接待访民的官打过交道。他们说,中央并没歧视他们,但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他们是受罪吃苦,但还有命;如果中央真要受理他们的控告,严格查处地方官,那些恶官就会杀他们灭口了。这些官员还会制造乱子,把自己主管的地区和部门搞乱。他们会制造麻烦,让查处者办不了桉,下不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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