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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8日星期三

笑蜀:像王功权那样告别恐惧

大不了坐牢,大不了死,大不了生不如死——王功权


   9月12日,我回到住所整理藏书。因为不常住人,就没装宽带,刚好又是手机信号的死角。所以既不能上网也不能打电话。当时我想,也无所谓了,总不至于离开了电话和网络就翻天吧?但事实证明,特定情境下,离开电话和网络还真的就会翻天——仅仅过了一夜,次日清晨,我在小区散步,走到有手机信号的地带上网一看,天啦,微博和微信上到处都有网友在寻人,寻的就是我。据说我又被国保绑架——说又,是因为同样的事情,8月2号已经发生过一次。

  我赶紧登陆微信辟谣。有此教训,我只好一直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免得再有误会,再惊动大家。

  无独有偶。今天下午,即9月16日下午,我到深圳拜会一个以敢言著称的企业家,她刚好在浏览微博,上面居然也有传言说她失踪了,怀疑她是否步了王功权的后尘。这一切,不过因为她开会暂时不能上网而已。

  这就是当下大陆的写照。白色恐怖的写照。

  恐怖的源头,来自对新公民运动和网络言论的持续镇压。三月以来,当局对宪政民主、对普世价值、对公民社会悍然“亮剑”。如果说反宪政、反普世价值还局限于舆论层面,多属口舌之争,那么,对公民社会的“亮剑”,则是直接上手段,即专政手段,即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三月以来被捕的新公民,已经多达二十余位。而最离奇的,则是对王功权的刑拘。

  王功权何许人也?他是中国头号风险投资人,培养了数十家上市公司。用成功学的标准看,属于地地道道的成功人士。他却不愿享受成功带来的荣华富贵,而是结束了自己的全部商业,怀抱赤子之心投入救苦救难的新公民运动。但就连这样的一个义人,居然也为当局所不容。9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二十多个北京国保将王功权从家里带走。当晚8点即宣布刑拘。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至此达到高潮。

  王功权这样的义人,除了在最黑暗的法西斯时代,在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有人朝他下手,却居然下得了手,这国度,也就没有任何当局下不了手的人了。也就无怪乎消息一经传出,即举国震撼。不把公权关进笼子里,就会把功权关进笼子里,这段子在坊间一时广为流行,令人警醒。

  作为王功权的兄弟,我最清楚,王功权最高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而已。他今天的下场,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信号,即当局需要的只是家奴,不是公民。即当局仍是传统的江山意识:父辈打下的江山,当然得老子说了算,普天之下都是战利品,天下之人都是家奴。这种强权的傲慢,哪里读得懂自由、平等?又哪里容得下自由、平等的公民人格?又哪里容得下对公民权利和公民尊严的捍卫?在他们眼里,公民不过是宪法里的摆设,唬外宾用的。谁要把它当真,要让公民权利和公民尊严落地,就都是公然挑战他们的主子地位,就都是图谋不轨。他们当然要杯弓蛇影。

  这是中国公民社会面对的最大难题。即,中国公民社会面对的根本就是一群不开化的土鳖。他们爱穿西装,爱拿美元,爱说英语,甚至对西方仪礼也极其纯属,看起来似乎很摩登,他们也以此自豪,以此顾盼自雄。但无论形式上怎样西化,他们骨子里的江山意识,主子意识,独占意识,他们对公民社会、对自由平等本能的排斥和敌视,注定了他们仍然只是野蛮人。他们跟公民社会,进而跟普世价值、跟宪政民主的冲突,本质上都属于野蛮跟文明的冲突。

这就是新公民运动受难的全部原因,亦即王功权受难的全部原因。土鳖当道,哪里可能给现代文明一点空间呢?文明的进程,即宪政的进程、公民社会的进程、普世价值的进程,注定要历经磨难。这是劫数,逃不掉的。

  但是,怎样的劫数,都不能阻挡未来,有如怎样高耸的山,都不能阻挡太阳的升起。只会使用蛮力,只会拼勇斗狠,动不动有兵在怕啥?这样的颟顸恰恰印证土鳖的愚蠢与技穷。文明才有大智慧;或者说,文明本身就是大智慧。他们拒绝文明,就等于拒绝大智慧。没了大智慧,怎样的勇,怎样的狠,怎样的兵,又有何用?

  土鳖的一切挣扎,不仅没用,而且常常适得其反,常常是文明进程的反向推手——最大限度展示土鳖的野蛮和野蛮的可怕,从而最大限度激怒文明社会,最大限度动员文明的力量集结起来,狙击土鳖,最终把土鳖逼到死角。人类历史上,以柔克刚的例子多去了,这回也不会例外。因为信息时代的滋润,因为公民社会全球化、普世价值全球化的滋润,尤其因为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快速成长的滋润,中国的文明元素已经沛然成势,哪是土鳖所能持久抗衡的。当务之急只是认识文明的强大,建立自信,告别恐惧。

  这正是王功权的价值,也是整个新公民运动的价值。土鳖对枪的迷信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枪的背后仍然是人,而当下中国,最大特点正是人性的普遍觉醒,人权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无论体制内外,也无论枪刺前和枪刺后。从根本上说,土鳖们是与普遍觉醒的人性对抗,与普遍觉醒的人权意识和公民意识对抗,因而是与体制内外不断站起来的人、不断站起来的公民对抗。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无望。真正恐惧的是他们,不应该是我们。

  像王功权和所有新公民运动受难者那样告别恐惧,不卑不亢,不屈不挠,才是我们今天最该做的。这样一个告别恐惧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解放、自我成长的过程。做到这样,无论什么手段,对我们就都失效了。

原载2013年9月17日台湾《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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