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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日星期一

有一种境界叫“忏悔”(选编)

图:美国堪萨斯KEMPER当代艺术博物馆“壮观与宣泄——高氏兄弟艺术展”中的作品《下跪忏悔的毛》

在台湾有一座桥,桥头边有个墓碑,碑上刻着一个自杀了的日本设计师的名字。原来这座桥最早是由这位日本设计师设计的,可是当桥从两头修到中间的时候,差了一米接不上。这位日本的设计师羞愧难当,连夜自杀。
虽然我们不提倡自杀,但是我认为这种自杀也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我们仇恨日本鬼子虽然做恶多端,但是日本人自身的这种责任和担当以及耻辱感还是让人肃然起敬。
还有一种高尚的境界为忏悔。基督徒会向自己的神忏悔,临终的忏悔,尤其彻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忏悔,才会有善言。信仰释迦牟尼的人也是会忏悔的,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的,只有哀鸣。
二战之后,德国人忏悔了,赢得了世界的宽容;日本人不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
关键之处在于,不自省、不忏悔就意味着不知错,不知罪,就意味着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来。
许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对远去的历史,仍然没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反而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着词语辩解,真是连万恶的日本鬼子都不如,无耻透顶。
“文革”过去了许多年,受害者捶胸顿足,至今不忘,我们有那么多受害者,你见过几个加害人?好像让万千生命泯灭、让山河染血的一场空前浩劫都是那四个人干的似的。
其实,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人,他们既没有对别人行为的宽容,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报。
随手翻到一篇随笔,讲的是“破四旧”,文中有这样两句:“破四旧,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事实真相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属于被动,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很简单,你舒芜是我胡风提携的,竟然投靠我的死地周扬,反对起我胡风来了,我胡风就要搞死舒芜的,揭发你是叛党分子,让你坐牢让你被枪毙!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胡风一向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说他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最近网上爆料:“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生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但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著名艺术家英若诚在他的自传《水流云在》中披露。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英在晚年时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他的哥哥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他还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丘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透过他的老上司、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不知何故,毛却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于是,李必达、温玉成都遭了殃。
然而吴法宪善良吗?比如吴在斗争已经被打倒的陈再道上将时,居然还动手打了他,但吴在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丝毫的忏悔。
在迫害彭德怀时,刘少奇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沈从文时,郭沫若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王实味时,艾青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罗瑞卿时,杨成武不够积极吗?当年杨成武整起罗瑞卿来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在迫害胡风时,周扬、巴金、吴祖光、丁玲不够积极吗?也别忘了,在批胡风中的吴晗——跳的最高;每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最多,最带头,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对胡风最具深仇大恨!
令人悲叹的是:曾声称:“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刘少奇,最后却落得比彭更加悲惨的下场。
据说在关于刘少奇的处理意见上,周恩来就在上面赫然写着“此人该杀!”。
谁能想到,彭德怀也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别人,人称常胜将军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怀最早给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条,其中3条最主要:“将帅不和”“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粟裕夫人说:“对粟裕的打击都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5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刘少奇。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竟然轮番对朱德进行了责骂。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会昼夜不宁、惶恐不安、如坐针毡的。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与李达、萧克等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教杀主义”痛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更处激化、且已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复出后,曾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对历史事件给以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也能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要求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结果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李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与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摩罗说:“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
但是,想一想当时的情况,让刘少奇当头,让林彪当头,甚至让彭大将军当头,情况真的就会好多少吗?那些高层干部一个个都在那里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斗倒,他们在反右的时候斗别人怎么不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毛时代的一切悲剧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既然现在毛死了,中国就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悲剧了,是这样吗?!
神说:你们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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