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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 |
近日，年已84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连发数条微博讲述自己被电话骚扰及在沈阳闹场事件。4月25日，茅于轼先生在沈阳做非公经济的演讲，开场不到五分钟，有人（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从台下发出激烈反对，后被几个人拉出会场，形成肢体冲突。不久，茅老接到"拥毛分子"的各种人身攻击电话骚扰，甚至有人上门威胁。其5月4日原计划在长沙的演讲也因为一些人现场围堵而被迫取消，改为小范围座谈。他因此在微博上感慨说：
"近20年来我致力于扶贫工作，投入家庭储蓄百万多元。帮助了成千上万个穷人。可是最近不断打电话骚扰我的都是语言粗鲁的低收入人士。我得罪他们的是'廉租房不该有私人厕所'，'不要为钓鱼岛开战死人'等主张。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儿，喜欢听灌米汤式的宣传。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危险所在。"
这段话看着听着都颇有点让人伤感。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伪民意的文章，大意是这国因共产党进行了长达60多年的洗脑运动，大量的人已经成为茅老说的"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儿"的人，也就是俗话所谓"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人。当这些人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时，如果明显地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就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民意，而只能是伪民意。
以我自己的一些经历为例，也足可说明点问题。2011年10月，我应邀去河南郑州一个军校演讲，过程中，一位学员听众为了拆迁问题向我发出激烈质问，甚至勉强表示大度地威胁我说："当然今天我不会打你！"而他如此恨我的原因无非是我认为土地应该属于个人私有，任何人的住房和土地都不应该被官府的推土机肆意推掉――也就是说，如果他的房产面临官府的推土机，我要是呼吁保护他的房产，就会成为他的敌人。
再举一例，近几年来，我在微博上每次因为呼吁废除死刑而遭到无数人谩骂羞辱，挨过的板砖盖足可盖一幢高楼。反对废除死刑单从结论上说，我也不认为别人非得要赞成我的意见，我所惊讶的是他们反对的理由。
比如，有人认为我倡导废除死刑的目的是为了让贪官们免死，是权贵的走狗。这些人不明白中国原有死刑68种，前几年修订后还剩53种，即便如此，中国死刑刑种之多依然是全球之冠（不知道朝鲜是不是更胜一筹）。这些死刑涉及贪官的很少，而且现实中贪官被判死刑的从比例上说更是微乎其微；更甚者，中国死刑中不但存在着特权阶层免死的不公问题，更在于底层人被大量冤枉甚至可能存在顶包替死现象。这些人将中国的死刑想象成专门针对贪官，然后在此前提下反对废除死刑，并且将一切倡导废除死刑者打成贪官的走狗。这些无知的人们也许跟我一样无权无势，倘若不幸被冤枉，可能连律师事务所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但他们固执地以为死刑只杀贪官。他们如此唾沫四溅、怒形于色地反对废除死刑符合自己的利益吗？能说这是真实的民意吗？真实的民意应该是至少明白自己的利益之后所发表的意见，而不是符合奴役者利益却害人害己的意见，不然不该叫民意，该叫官意。
茅于轼先生被电话或闹场威胁，这已不是第一次，而因为他对毛泽东直言不讳的批评，造成此前在郑州、此次在长沙被人有组织地施以侮辱性、恐吓性标语，这种情况如果是在一个法治国家，如此做法者至少会被以违警罪处罚，甚至可能会被诉以更重的罪名，但在中国，他们迄今逍遥法外。以侮辱性和恐吓性标语以及电话恐吓茅老的人们，目前暂不清楚他们是自发的，还是被其他人暗中操纵。如果他们是被收买的，那么无话可说，世上就有为了一个盒饭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如果他们是自发的，若是因为茅老批评毛泽东，那么这些人或许是崇拜毛泽东；或者是对现在不满，以为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就到天堂了；再不就是毛泽东时代干些杀人越货之事，觉得毛泽东要是还在他们就可以继续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总之，虽然并非所有的攻击者都是狂热的毛左，但对其中一部分人来说，毛泽东似乎是他们想象中的旷代圣主，不容批评玷污。据茅老微博，威胁他的人里还有喜欢到钓鱼岛当炮灰的，这些连自己的家园都挡不住推土机的人，虽然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炮灰尊严，但钓鱼岛炮灰也得尊重诸如茅老这样不想当炮灰者的尊严吧？
这让我想到《伊索寓言》里一个故事《驴子和驴夫》：
驴夫赶着驴子上路，刚走一会儿，就离开了平坦的大道，沿着陡峭的山路走去。当驴子将要滑下悬崖时，驴夫一把抓住他的尾巴，想要把他拉上来。可驴子拼命挣扎，驴夫便放开了他，说道："让你得胜吧！但那是个悲惨的胜利。"
虽然伊索的忠告十分合乎情理，然而世界上却总有些人比那个农夫更倔犟，他们会一直拉住驴子的尾巴，不到筋疲力尽绝不放手，哪怕驴子踢他踹他。茅老就是这样的农夫。这些年来，除了创建天则所这一国内最负盛名的民间经济研究所之外，他还做小额贷款帮助低收入者，创办家政学校帮助来城市的外地女性打工者，甚至为此被连累惹上无妄之灾的官司；而在言论领域，茅老更是实践其"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的主张，即"尊重私有财产、帮助底层民众"，这当然也遭到不少人反对，因为他们渴望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茅老并批评毛泽东祸国殃民，他还挑战一般的所谓爱国概念，反对就钓鱼岛开战，这些都使他遭人嫉恨。
一般人有这些遭遇，也许会觉得很委屈，但茅老可能并没有这么想。也许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早已没有什么预期，他知道那些被共产党洗坏了大脑的人们，还得经过许多事才能醒悟，甚至可能终生醒不了也未可知。茅先生做这些不是为了回报，而是因为心中有着某种信念甚至信仰，行善是因为行善本身而不是为了善报。在这个被共产党思维污染得许多人都成行尸走肉的国度里，行善别说得善报，能不得恶报也许就得烧高香了。曾有个历史学家说过，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论纵观还是横察，事实果如是，有无量数的人因为行善而遭恶待，行善而得恶报，因为愚昧的力量是那么强大，迄今在不少国家还是主导性的力量。
很久以前我就认为，在这国若想做点事，首先得绝望才能做，不抱任何希望地做事，倘若毫无效果，那是理所当然的，倘若有点效果，那就是意外之喜了。现在从茅老的遭遇来看，绝望可能还不够，得抱有负希望才可能做点事，负希望就是行善不惧恶报――不是因为勇敢，而是为了让良心安宁，为了善本身。从茅先生那些平和的微博帖子里，或许可以感受到他内心行善的坚定和对中国未来的担忧，这样的人原本稀罕，所以特别需要支持他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他，尽可能保证他不受伤害――即使无权无势者做不了多少，至少可以公开地表达声援。
2013年5月5日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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