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跃刚：虚构国度里的非虚构写作―― 2013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

卢跃刚

各位：

你们知道，我从事非虚构写作而获得本年度的"自由写作奖"，但此时此刻，我有着强烈的被"虚构"感和超现实感。

我们这代人精神成长史是极为诡异的。我们的启蒙老师是宣传、教育与残酷真相巨大落差的图景；对传统的敬畏、学习，则来自于对传统的糟践和蔑视；早期的西方知识，是从禁书库盗来的火种，更多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党化灌输。

当今领导人号召走"复兴之路"，做"中国梦"，脱口而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风景这边独好"；接下来的是，"两个不能否定"、"三个自信"、"七不准"，言之凿凿，理直气壮。

我笑了。这一套，我们太熟悉了，浸透骨髓地熟悉。除了极少数先知先觉和了解最高层宫闱秘事并有鉴别、批判能力的人，我们这代人大多都是毛粉。无毛，不成文不革命；无毛，无文采无气势。万里江山一毛收，无毛无底气。于是，我们可以接着背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谁不会背"老三篇"、《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谁就是人民公敌，谁就是白痴，谁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志有为青年，莫不有"青年毛泽东"舍我其谁的历史。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小毛"。

所以，当"小毛"在中国政坛浮现出来，从重庆走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内心只是暗自一笑。毛是中国史、世界史上罕见的暴君。以大历史观察，毛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负资产。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清理和平反毛时代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八十年代初，围绕着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中共党内高层4000人大讨论，几乎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背着毛这个负资产包袱前行，气势汹汹，实乃大逆流一余波耳。

毛，是中国人的渊薮。毛虚构的国度——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以数千万人饿殍、十年文革荼毒黯然收场。但是，我们高估了这个民族的反省能力和心灵创伤的自修补能力，低估了毛死灰复燃的能力和滋生毛的社会土壤，以为我们已经从一个虚构的国度里走了出来。而这个虚构国度的边界灵异一般地跟随在时代的脚下，成为我们行走时左脚与右脚的分界线。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非毛化"的过程，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十年文革的彻底否定，历史旧账的不断清算，在根基上动摇了毛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在之上建立起来的集权体系、个人神话土崩瓦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唯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十几年的时间，改革措施、民族心态堪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罗斯斯托雷平改革相比拟。六四镇压及九十年代启动的权贵资本主义终结了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推进，反而倒退，恶果有三：第一，做大了垄断利益集团；第二，建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维稳体制、警察国家；第三，毛主义沉渣泛起，毛僵尸走出了"纪念堂"。

有人说，仿佛又要回到那个虚构的国度里去。我则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说"回到"是不确切的；应该说，中国社会须臾没有摆脱过"2+2"不等于"4"的逻辑，"真理部"还顽固地矗立在长安街上监控着13亿中国人的思想、言论，雷锋的"共产主义思想"至今占据着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虚假的历史还在毒害着孩子们的心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至九十年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乃至今天，中国大陆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展开的。有过煌煌历史，举国文人趋鹜之，一时盛况空前。刘宾雁、徐迟、苏晓康、钱钢、麦天枢……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一旦出手，洛阳纸贵。置身现场，深感震撼。

然而，作为整个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仔细阅读文本，按照专业主义的标准和现代传播理论，我较早便意识到这一盛况根基的不牢固，乃至虚妄。"报告文学"，"报告"还是"文学"的主辅讨论，报告文学是否可以适当虚构的"真实性"问题讨论，便是明证。

主辅论也好，可以适当虚构论也好，撇除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报告文学只是非虚构文体的一个类型，它必须满足非虚构文体写作全部的内在规定性。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它是由历史写作和新闻报道两种文体在中国社会受到管制，政治生活压抑、扭曲，《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条款不能兑现，人们对真相的渴望而演化出来的一种变体。说白了，它是一个虚构的国度和善于虚构的国度下的一个过渡性文体。

在这个意义上，"报道文学"的称谓似为妥帖。"文学"在这里是狭义的，工具性的。

接下来的局面便可避免了。进入二十一世纪，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文体整体地堕入主旋律，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以分一杯羹的心态，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篡改历史，使得这一最具社会批判性的文体，成为新权贵集团的帮闲、附庸和满足私欲的工具，完全悖离了知识分子公共写作的姿态。其标志性的事件是2009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评选，以及2012年作家出版社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主持、策划下出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名作家手抄本。

这就是我写《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和《答友人——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容忍什么、憧憬什么》，与"报告文学"时代以及残存的小利益圈子告别的原因。

非虚构文体的基本特征是，可证伪，可追究，其社会功能是揭示真相，提供认识和认识的基础，因此写作姿态只能是低姿态的，谨慎、谦卑，平衡、客观；内在的价值、立场，在整体的假、大、空政治氛围下，更应是批判现实主义的。

基于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非虚构写作的专业主义伦理便呼之欲出。这意味着，非虚构文体写作的专业主义伦理建构了新的维度，不管你是谁，不论你在怎样的处境，它回到了文本本身，把文本客观化了，衡量的标准是针对任何人的。任何人在标准面前不能免责，既防止滥竽充数，也防止趁火打劫。无论是基于主旋律的官方"政治正确"，还是基于揭露社会真相、进行社会批判的民间"政治正确"。

对于前者，泾渭分明，写作、思想，每日每时、汪洋大海一般地生产文字垃圾，好鉴别。对于后者，要麻烦一些。原则上说，我反对任何意义上的造假，无论他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它是赞美还是批判。特别是批判，我有特别的警惕。我们讨论基于新闻和历史的专业主义伦理的非虚构写作时，与动机无关。不能因为他持社会批判立场，而网开一面、降低标准。如果这么做，无异于支持官方的主旋律立场，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虚假历史的合法性。

前面说到，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中，有毛主义、党文化的基因。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反省意识，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经过了多少努力，我们的历史知识和方法论经常是靠不住的，无论动机良善与否，其实都在一个"集体无意识"的陷阱里：与虚假历史同构，与权贵集团不谋而合。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这简直就是一个宿命。你只要注意观察我们周边朋友的言行举止，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困难。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就常用"同构"一词。是说我们一样参与了历史，身心正深陷一种不自觉：用专制反专制，用虚假反虚假。虚妄的目标，虚假的历史，像是一个"黑洞"，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灵跌入虚无。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被解构的虚无感当中，"自我"被自己解构了却不自知，在虚无感上叠加了更大的虚无感。在我看，这才是真正致命的。

怎么才能摆脱当下困境，在宏观局面不能即刻改变时独善其身，有所建树？如果认同渐进、非暴力社会变革，作为个人来说，在我看，只有走"专业主义"一途。十多年来，我还在很多公开场合强调：专业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天敌。除了另外一个天敌——"时间"之外，专制主义没有对手。对付集权专制，有一个说法，"讲出你想说的话。"我要说的是，还不够，还要在后面加一句："做好你手上的事。"

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命题。我想，这个命题有着深刻的政治哲学的含义。

众所周知，虚构国度的社会后果之一，更进一步讲，其真正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没有"社会"的"主义"，消灭社会分工，否定专业伦理，在各行各业全面、顽强地渗透党文化、党标准，文化、文学、艺术、新闻、教育、法律、医疗、商业等等涉及人类生命、灵魂、公正、私有产权的领域莫不如是。把"好作家"、"好法官"、"好记者"、"好医生"、"好教授"、"好商人"的评价标准抓在党棍手里，道德沦丧、社会溃败就是必然的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李鸿章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这只是说了变动的状态、烈度。共产革命侵入后，中国之变化，如曹汝霖所说，是"人伦之变"。这才说到了中国社会百余年变迁之根本。

社会形态的退化、扭曲，与此有关。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社会阶层被消灭了，其他苟活的社会阶层则成了被抽空了的附属物，社会身份、职业尊严荡然无存。仔细观察，社会结构、生活、心理因此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然后是由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整体的不安全感。

所以，从微观看，恢复、确定社会身份，捍卫职业尊严，尊崇专业标准和伦理，追寻确定的社会价值、生活目标，似应是中国社会重构之要旨，也应是我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信念所在。

谢谢各位。

 5/27/2013

【附录】

盧躍剛：中共革命的变（摘）

從土地私有化到"集體化"的"變"是理解當代史和中國革命性質的要害關節，甚至是理解整個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要害關節。第一，變的是什麼？第二，為什麼會變？第一個問題好回答，變私有為官有。第二個問題不好回答，是一個大學問。但是從現代法律的角度看，變的性質好界定。把土地化私為官，把土地從農民手里搶回來， 不是你政府和執政黨在違法？你號稱"土地革命戰爭"，動員農民幫你打仗，許諾奪取政權後"耕者有其田"，為了兌現承諾，像模像樣地制定了法律，把土地從地主手里搶過來分給貧苦農民。可是，《土地法》的油墨還沒干，有些地方還沒插上地樁，有些地方地樁子沒捂熱就要拔起來了。這個行為是違法的，違反了你執政黨自己制定的《土地法》。做人而言，違反了社會倫理；政治組織而言，違反了政治倫理。違法也罷，悖理也罷，從倫理的角度看，就是失諾或踐踏承諾，沒有起碼的誠信，失信于天下。農民為你們打江山，貢獻了子弟，貢獻了小米，貢獻了獨輪車，貢獻了數百萬生命，圖什麼？圖的就是你承諾的以及農民理解的"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有部電影叫《車輪滾滾》，講"解放戰爭"炮火連天，農民如何推著獨輪車支援前線，給人印象，中共的江山是"獨輪車推出來的"。怎麼臉會變得那麼快，而且沒有絲毫心理障礙，把地給搶走。注意，我用的是"搶"字。一些史學家，包括境外的史學家在研究中國農村集體化問題的時候，說農民至少 是一部分願意集體化。這是胡扯！這個道理多麼簡單，問你願不願意？"土地"這只煮熟的鴨子生從口里被搶走了。鞋大鞋小，我自己的腳知道。餓不餓肚子，我自己的肚子知道。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就把你的財產化私為官，將心比心，你同意？你說集體化好，當初向國民黨奪權的時候咋不說？當然我這里並不是說暴力搶奪和殺戮地主就是合理的。這涉及到土改的方法，暴力土改和和平土改，優劣有爭論。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第三點，就是土改實際結果。有一個 觀察角度︰誰是土改的受益者？歷史證明，農民肯定不是受益者，農民頂多是革命者奪權和掌權的墊腳石。講到這里你會發現，有一撥人既是革命者，又是革命的受益者，這撥人總體上是當時社會的邊緣知識分子和其他邊緣人群，從結果來看，他們利用了農民的土地要求，特別是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否則不會變得那麼快，也 不會變得那麼毫無忌憚。農民土地性質被執政黨強迫轉變造成的後果，誰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中國是個農民的國家，從毛澤東到普通官員，心里一本明白賬。大躍進 問題出來餓死人以後，從軍隊到地方的反應是很強烈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了全套新華社《內參》，其中有記載。中國的軍隊是農民的軍隊，是農民子弟。他們了 解情況，搞不好會嘩變，林彪寫信警惕，然後壓制。因為有大量的軍屬餓死。

"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標，從演變至今的歷史結果來看，從中國土地革命的結果看，不像是革命黨聲言、承諾的社會變革目標和價值的體現，依我看，更像是一套圍繞著實現革命黨短期功利目標的政策、策略，一套圍繞著少數革命者奪權和掌權進行社會動員的一套政策、策略，而且動員過程——暴力土改非常慘烈。我在研究土改的時候采訪了一些八九十歲的老人，是當時領導中國土改和直接 參與土改的一批人。他們給我講了很多故事。暴力土改的暴虐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有人說，中國發生過兩次土改，一個是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一個是現在準備實施的土地使用權流轉。他們把土地使用權流轉稱為第二次土改，是錯的。什麼兩次？從局部到全國，加上中共革命根據地土改，還有國民黨土改，多少次 了？1949年以來，至少還要包括包產到戶這一次，包產到戶和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土地權利歸還都是有限的，還不能解決問題。

當時的土地用暴力土改的形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存在著很大的問題。當然這個過程中政策是怎麼制定的，怎麼實施的，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和有什麼樣的動 機，在黨史界都是挺大的一個問題。前段時間楊奎松也寫過很長的文章了，來講述1947年以來解放區土改的情況，比如是暴力土改還是有和平土改傾向，毛的態度，劉的態度，誰左誰右等一系列問題。楊奎松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歷史學家。但是關于土改中毛澤東的態度，他的論證有點掉書袋子，遵循著一個掐頭去尾的邏輯。毛是一個言行不一、極端功利的人，他不會按照原則來設置因果關系，在他那里，因果關系是可以按照他的政治需要隨機更替的，而且總體上是左的，甚至可以說總體上是極左的。

中共土改，總體而言，無論是早期比較溫和的或者有和平土改傾向的是陝甘邊區的土改，但是時間很短。1947年"五四指 示"後，中共就絕了和平土改的念頭。因為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即使廣東早期土改一度被稱作"和平土改"而翻了燒餅，仔細考察，基本上也是暴力土改，只是暴力的程度遜于北方暴力土改。暴力土改，那樣的搶奪和殺戮，只能用"血雨腥風"來概括。殺人的方法極其慘烈。有一個很著名的黨史專家就說，這些都沒法寫出來，寫出來就會很大地動搖革命本身，動搖革命。這還光是講土改，還不講後來集體化的暴力，人民公社的暴力。早期土改戰爭動員的傾向是很明顯的，建政以後的 土改比如廣東和平土改和翻燒餅，那是經典的政治動員。廣東土改說是和平土改，其實土改的手段已經不和平了。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檔案來看，所謂溫和都是有限度的，都沒有改變暴力土改的性質。只不過由于南方地方黨組織跟紳士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下不了手。昨天還幫我搶救傷員，給我槍，給我子彈，今天我反倒是 把他給斃了。這違反倫理，違反人情。還有華僑，華僑是全世界最艱苦的人，幾乎就不是人。寄回家一點錢，來養老的錢，置辦點家產，全部沒收，一直到80年代 末還沒落實退賠完。故事是大量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當然這個話題也能在一個側面界定中國革命的某些性質。一個革命黨為了奪取政權給數億人一個承諾，在取 得政權沒有兌現這個承諾（為此還制定了法律）的情況下，又通過違法來違反和踐踏承諾，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是極罕見的。這種情況不能說明中國革命的性質？ 我們還不要說再往後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按照這個邏輯理下來，我們來講革命的第二個目標。中國共產革命的目標，起碼是廣泛宣傳、深入人心的 目標，大概有這麼兩個，一個是在經濟上廣泛的私有化，土地的廣泛私有化，就是"耕者有其田"；第二個目標是反對、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一黨獨裁，在中國實 現民主、自由、人權。1945年也好，1946年也好，《論聯合政府》也好，《新民主主義論》也好，講的很明白，實行民主共和、多黨執政的治國綱領。如同 土地私有化承諾一樣，中共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變了，甚至變得更快。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1947年內戰還在炮火連天，毛澤東就給斯大林密電，要求中共取得政權後，踢開民主黨派，實行中共一黨統治。為什麼會變？前不久，出版了于光遠著述、韓鋼詮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就是探索這個變的過程。 我看到，這套統一戰線，治國綱領，跟民主黨派有非常深入的交流、合作，並形成了共識，或者叫建國共識。這邊喊著反專制、反獨裁奪權，那邊發密電向斯大林請 示︰奪權後我要一黨獨裁！這是什麼意思？更有趣的是，斯大林這個大獨裁者復電制止了毛澤東的想法，所以才有了《共同綱領》，才有了短暫的多黨合作蜜月。也 正是因為斯大林這個大獨裁者的命令，處于國際政治形象的考慮，才有了"五四憲法"。

如果說土地廣泛的私有化是對數億農民的策略性反應，那 麼"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口號、主張又是對誰的呢？應該是對知識分子、對民主黨派的，目的在于"統一戰線"。抗戰時期、內戰時期，知識分子同情共產革 命，小知識分子潮水般涌進延安，涌進中共割據的各根據地，為什麼？共產黨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對一黨專政，反對國民黨腐敗，讓人民看到中國未來的希望。這是很多革命老人"兩頭真"的原因之一。他們為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而加入共產黨，不真？為什麼中國今天有憲法而無憲政？六十年前對中國人民承諾的"民 主、自由、人權"憲政目標沒有兌現嘛。

這個意義上講，改革是什麼？改革是在還賬，是在兌現承諾。做了錯事，犯下罪孽，是要懺悔的，是要自我救贖的。在這個基礎上重建社會信用，真正實現中國社會的和解、和諧。

後果還不嚴重麼？土地被剝奪以後，實行集體化，實際上是把農民由一個自由的擁有土地私有產權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唐德剛說，包產到戶改革是"開阡陌，廢井田 "，有道理，井田制就是奴隸制。比較起來，人民公社制還不如井田制。井田制中還有私田。說社會主義尋求一個更高的嶄新的社會價值，其實不是這樣。改革是在 還欠賬。這個帳不是說大家想不想說，願不願說的問題，而是一個實在的賬，非常清楚地放在那里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三十年，和可以預期的未來中國改革，應該說是中國革命不良遺產的懺悔，救贖。至于某些人，對革命有著某種個人審美的浪漫主義追思的話，那是他個人的生死哲學問題。對于革命英雄主義有 抱憾的話，那是個人問題，不是歷史問題。對當下社會不公不義不道德的憤恨、不滿，是社會問題，不是歷史問題。

至于案是不是能翻，有些案不是能不能翻的問題，在我看來，是事實真相是什麼樣的問題，和你認不認這些事實的問題。歷史的基本問題本質是一個人道主義問題。這個問題你不認，那麼好，問題就轉化了，變成了人的良知問題。我們不是在面對和研究抽象的問題，因為所有問題，時代也好，個人也好，定性都不是取決于，或者說最後也很難取決于權力、 偏好。它們（他們）的性質最後都只能取決于歷史事實本身。說要完成一次救世主一般的使命來創造"社會主義新人"，"創造性破壞"後，再來一次"積極遺忘 "，"積極遺忘"還不準確，應該把熊彼特理論發揮一下，來一次"創造性遺忘"，孔、毛、鄧一鍋燴，把中國的新賬老賬一塊抹掉了，于是天下太平？

张显扬："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 (摘)

马克思主义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阶级问题，例如把国家问题、法的问题、犯罪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妇女问题、甚至生态问题，等等，都归结为阶级问题，是它最大的偏颇。我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有三大"原罪"：一曰阶级灭绝，二曰民族融合，三曰宗教消亡；而阶级灭绝则是原罪中的原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造成那么大危害，其源盖出于此。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阶级斗争为纲"仅仅是毛泽东"极左"的政治路线的纲领，实际上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中国，作为政治路线的"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的"阶级斗争为纲"并未得到清算，因而至今流毒甚深，仍被一些人用作分析问题的万能工具，好像一定要说到"阶级"上面，才算深刻，才算到位。毛派分子想复辟文化大革命乃至全套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他们据以发飙的东西，就是这个"阶级斗争为纲"。当然，这不是说，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已经完全无用。作为分析社会问题的一种模式，仍然有它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以它为"纲"去"分析一切、观察一切"，肯定是错误的。

怎样对待人的生命的大问题。没有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民族，这个问题至今没解决好。文明与野蛮的最后分界，就在这里。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越来越把人的福祉作为一切社会行为的依归，这是几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轨迹。文明越发展，生命越宝贵。唯有人间撒旦如毛泽东之流才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把"不怕死"当作"革命精神"来鼓吹。他这样做，目的是要把中国人（不止中国人）变成他实现其血腥乌托邦的工具。大跃进、人民公社死那么多人，他连一句忏悔的话都没有。相反，还不止一次地说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换来一个大同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泽东思想中最残酷、最丑恶的东西，是否定人性，不把人当人，不珍惜人的生命。他的一切恶行，都与此有关。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无可挽回了。幸免于难活下来的人，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教育后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无数灾难。你文章中引用的一个材料说："中国有人在参观马克思墓后的留言簿中写道：'马克思，你害得我们好苦啊！'"这个留言，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理想目标——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以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是高度人道主义的；当然，这也不是他的独创，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多半是人道主义者。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却是暴力和专政，是极端反人道主义的。这是一个致命的矛盾，对此，我曾经作过如下描述："马克思要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在实践中由于目标遥不可及，只能把手段当目标。结果，不见'天堂'，只剩锁链。"我对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评价，和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一样，是彻底否定的。暴力革命被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抬到了绝对真理的高度:「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个最高指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可惜不是真理。

愤怒的群众往往不由自主地拿起枪杆子。 「逼上梁山」是值得同情的，甚至能够谱出可歌可泣的史诗。但枪杆子只能发洩愤怒的火焰，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所谓「一怒而安天下」，是没有佐证的无稽之谈。陈胜，吴广，赤眉，黄巾，五斗米道，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名目繁多的门、帮、会、党，其中包括做成了皇帝的朱元璋，没有做成皇帝的李自成和袁世凯、搞暗杀的汪精卫，打土豪的毛泽东，两千年浴血溷战，我杀你，你杀我，多数为寇，少数为王，到底证明了什么真理？证明枪杆子虽然出得了政权，出得了真命天子，出得了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偏偏出不了共和制度，保障不了老百姓的民权，从而不可能按照老百姓自己的意志——按照各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协商、争论、让步、妥协和合作，——来解决民生发展和民族和睦的问题。

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我作证：同1949年「解放」以前相比，我们现在离共和制度，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遥远了。那时的国民党的统治，没有横扫一切，既不深入，更不严密。现在共产党的统治，几乎到了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程度：选举是等额的，行政、立法、司法是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全国各种官办团体，都是党管辖人民群众的机构。一切媒体必须统一于主旋律。宪法用白纸黑字承诺了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实际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思想犯、言论犯和政治犯，几乎使一切酷爱自由呼吸和独立思考的公民为之窒息。不管是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律师、实业家、政治家、军人，还是老百姓，一旦被党划为「敌对分子」或者「嫌疑分子」，他们的全部活动就势必受到党和政府的监控。

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确实是有过的。至少有两位名扬天下的颠覆者。第一个是以「无法无天」而自傲的毛泽东。他规定的制度是「大权独揽」，「党领导一切」。在宪法规定「属于人民」的「一切权力」之中，领导一切的权力已经被党拿走了，剩下来能够被人民享有的，只有服从，除了服从，一无所有。另一个是发动和主持天安门镇压的邓小平。他实行的制度是，毛在，毛说了算，我（邓小平）在，「我说了算」，将来，由我的接班人说了算。人民说话算什么？什么也不算。一个人说了算，十几亿公民说了不算，这就是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