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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安然:怯者的道德与凯末尔的宽恕

一个身份证上标明"维吾尔族"的中国公民杀了人,大家就以"非我族类"的心态群起而攻之;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杀了人,大家便物伤其类,为其大鸣不平,说是该研修生是遭了日方资本家的奴役而愤然杀人的。这是典型的双重道德!





然而,这样的双重标准在中国又是屡见不鲜的: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与人发生冲突,是要被拘留的;而新左派的人物无论是掌掴老先生还是玩飞刀,都会被执法机关天恩开赦。

这样的双重标准必然导致社会的分裂与对立,裂痕既表现于思想领域,也触目惊心地显现在民族的沟壑上。





那些以阶层、主义、民族之说将自己和别人圈进各种"部落"之中的人常有一副怒目金刚的扮相,仿佛十分英勇。但若细察其言行内里,也不过是流氓的把戏:遇弱则强,遇强则弱。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鲁迅此语,国人大概淡忘了,但却使我想起一位勇者。若没有他,败亡的奥斯曼帝国连其本土也无法保全。是他力排众议,废除了名存实亡的哈里发制度,得罪了势力强大的宗教阶层,至今訾议不断,却为土耳其开创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他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士克(Mustafa Kemal Atatük,1881―1938)。

1915年一战中,英法联军试图攻占土方的加里波利半岛,其统帅为大名鼎鼎的温斯顿・丘吉尔。但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战役中丘吉尔没有令50万联军大获全胜,却在付出阵亡三万多人的代价后下令联军撤退。当时驻守在半岛上的便是凯末尔。

对土耳其来说,这也是一场惨胜,土军共有八万六千多人阵亡。但胜利者没有永久地抱持着仇恨不放,土耳其与英国、法兰西之间也没变为世代的仇敌。

因为,凯末尔选择了宽恕与友好。他将加里波利战场改建为土耳其国家公园,葱茏的山岗上既埋葬着为国捐躯的土耳其士兵,也埋葬着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士兵。纪念碑上刻有凯末尔写于1934年的诗文:


这些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

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

和平地长眠。

与穆罕默德切克们躺在一起。

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

擦干你们的泪眼吧。

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的怀里,

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和平地长眠。

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


凯末尔是一位能够将人类视作一个整体的伟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一个民族懂得爱、自由与宽恕,才能让他的人民和邻国人民享有长久的和平,并将它们带向真正的现代化。




留证:


新疆库尔勒致5死7伤持刀行凶案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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