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中国模式正在打破“普世价值”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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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伟时 |
2013年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王义桅教授的一篇大作：《中国模式正在打破“普世价值”霸权》，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根据百度的介绍，作者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学博士，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IIPA）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是（2009年度）外交部系统国家优秀公务员。2011年起兼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拜读这篇大作后，有若干感想，择要简评如下：
逻辑混乱
王义桅：“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受到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严重冲击，导致‘中国威胁论’之滥觞，先后呈现不同版本。——中国威胁论一：中国发展不可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核心价值。因而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甚为关心，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
简评：王先生提出的命题是中国威胁论来了。论据却是：1.西方认为“中国发展不可持续”。2.他们“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前者明明白白藐视中国，与“中国威胁论”不搭界。后者是西方希望改变中国，硬要找“威胁”，也是西方“威胁”中国啊。
老师教中学生作文，必然提醒：写作要注意逻辑，论题和论据要统一。作者的论证牛头不对马嘴，成了逻辑混乱的病句！
如果仅是逻辑混乱，找语文老师指点一下也就罢了。麻烦在于作者有指导世界发展的雄心壮志，提出下述一些论人瞠目结舌的重大论断。
第一，普世价值有两大罪？！
王义桅：“普世价值说是西方的‘先发优势’，它窒息了中国凭借‘后发优势’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
简评：国际学术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普世价值，指的是现代公民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以及为保障这些权利而建立的民主、宪政和法治制度赖以建立的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公民个人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等等。这是17世纪以来人类逐步认同的观念并已固化为各种具体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连同中国政府已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三个文件构成一个整体，号称“世界人权宪章”，体现其中的是东西方政府和学者代表认同的价值观念，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经过20世纪文明与野蛮激烈对抗，终于有了公认的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当代文明——正义和公平标准。这就是普世价值。
发展，不管是先发还是后发，离不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文明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人及其自由度的提高。理想社会不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用最通俗的话来说，文明发展的唯一目的是人更自由说话，更自在生活。能自由说话，则思想、信仰、学术研究和政治行为都是自由的；自在生活的首要条件则是享有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生活在自由国度中的公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推动经济、文化、学术蓬勃发展，民富国强水到渠成。这样的自由国家如果遭到侵犯，多数公民必然不惜鲜血保卫其安全；这是爱国主义的真谛。
王先生说，这样的普世价值“窒息了中国凭借‘后发优势’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普世价值的核心是公民的自由，中国“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难道要与自由背道而驰吗？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从斯密到现代经济学都证明：“扩展人类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名言）。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摆脱了饥饿。可以办私营企业了，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为经济自由的威力作了最好的注脚。今后要在人均富裕程度上赶超西方吗？仍然离不开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自由！
王先生似乎需要补读现代经济学和重新读一读《邓小平文选》，不要被姓资姓社之类的思想垃圾堵塞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王义桅：“近代以来，普世价值束缚了世界梦，西方文明窒息了多元性。”“现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全球化’”。而真正的全球化”是尊重和表达各种文化、各种理念和发展模式，充分展示文明多样性的全球化。”“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
简评：王先生说了一大堆话，主要一点是断定“西方文明窒息了多元性”。好玩得很，2013年1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在印尼宣布他的亚洲外交五项原则：“第一，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相同的价值观。……第四，日本与东盟共同发展与守护亚洲多样的文化。”呵呵，这个东洋人既讲普世价值，又讲多元文化。其实，安倍这些话了无新意。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哪一个不是既讲普世价值，又讲多元文化？王先生可能忽略了它们各自的功能：普世价值是建构现代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思想基础，而非制度性的多元文化则具有各国不同族群乃至公民个人争妍斗艳的特征。请问有哪一完成转型历史任务的国家是排斥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的？又有哪一现代国家是禁止多元文化的？像苏联那样强制思想和文化一律，蔑视公民文化选择自主权的国家，才会反对多元文化。
必须提醒一句：文化选择是现代公民的权利；信观音菩萨？信耶稣基督？信财神？……悉听尊便！至于一个国家是发展还是停滞，那是制度选择问题。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加法治=发展，其前提是社会稳定；而真正的稳定只能靠保障公民的权利，实行公正的法治。
王先生立誓要“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太好了！不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器物层次竞争激烈，汽车、电子产品、铁路、飞机……无一源于中国，中国企业家按您的妙计行事，是不是应把这些洋玩艺全都拒之门外？制度层面呢？宪政、法治、现代市场经济……都是洋人捣鼓出来的。有人说西周已经实行儒家宪政，可惜论据主要来自伪《古文尚书》，伪书支撑不住经得起反驳的结论，留下的只是学界的笑谈。说句简单的常识：要证明这些器物、制度和观念源于中国只是精神分裂者的妄想。至于公共精神产品，即使唱红歌，那些简谱、五线谱又是舶来品。这些难题还是留给王先生慢慢琢磨吧！
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王义桅：“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文明缺乏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动力，甚至缺乏走出债务危机的手段。他们纷纷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寄予希望，期待中国能创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换言之，世界需要中国梦。”“西方难言先进，且自顾不暇”，中国不需要与世界“接轨”。
简评：西方没落、“垂死”，中国已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豪言壮语早已令耳膜生茧。“中华文明的复兴”“能创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也许能让少不更事之辈热血沸腾！85年前，城乡各地写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天梯指向何方？半年后立竿见影！治国需要少说多做，做成了再说。敬请耍笔杆的诸位记取历史教训，不要帮倒忙！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那是接受人类文明成果，与世界接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成果。中国是世贸成员国，遵守章程和有关议定书，是条约义务。因而就经济制度和与之密不可分的法治而言，必须与世界接轨。至于目前的中国特色则要仔细鉴别；其中有一些不过是尚未改革的落后面。中国需要的是以进一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而不是自我陶醉。再经过几十年埋头苦干，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成形，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再请有志者认真分析哪些是学习西方的成果，哪些是中国人的创造，为时未晚！
王义桅：“从思维方式讲，文明转型的涵义，是从地域性文明转化为全球性文明，即在十八大报告确立的“修身”（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齐家”（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治国”（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24字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确立“平天下”（全球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塑造“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位一体式国家身份。”
简评：18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王先生把这24个字纳入儒家的框框中，老朽孤陋寡闻，似乎有点新鲜。不过，仍然过不了逻辑关，概念太混乱了！
说“敬业、诚信、友善”属个人修身范畴，大体说得过去；任何社会和不同文化体系，都有类似的道德箴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他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纳入齐家范畴，而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归入治国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的政治常识：国家的正式代表是政府，社会则与政府对应，主要指的是民间。保障公民自由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法治主要是政府运作的基本准则，把这两项说成是“齐家”的基本项目，又是一个逻辑和概念混乱的案例。其逻辑必然是引导政府偏离法治轨道，忘记自己的基本职责。
近年国教思潮兴起，冀图用儒家的宽袍大袖束缚中国未来的发展。难得王先生有此雅兴，追赶这个潮流。不过，要应用汉族的传统文化，也需要读点书。以被人们背得滚瓜烂熟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儒家有严格界定，不容胡乱解释。请看看它的原始出处《大学》中的整段话：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是儒家以德治国的纲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没有半点含糊。王先生把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等与之对立的概念统统往里面装，说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可谓胆大妄为，以为他人都没有看过儒家经典，实在欺人太甚。
这不等于传统文化毫无用处，在建立健全法治的同时，让那些官员们记住这些传统的修身之道，约束自己和家人，不无好处。
这是不是“古为今用”、“创造性转化”呢？晚晴时期，为减少学习西方的阻力，流行“西学中源说”——以“礼失求诸野”为藉口，”“托古改制”。其用心可谓良苦。尽管牵强附会，可也多少有些影子。如把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治下的乡校可以自由议论国政说成是议会起源等等。可是，现在环境不同了，凸显了两大差别：
1.信息时代，资讯排山倒海涌到人们的眼帘前，与19世纪大清帝国尚处于蒙昧时代的情况迥异。当时使用的哄骗学童的西学中源说或托古改制，已经毫无意义。
2.目的不同。19世纪的中国先驱，披着古装上场，旨在为现代文明进入中国打开通道；而现在贩卖古方丸散的国教派，却是为民族主义张目，冀图修改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
这篇文章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是民族主义恶性大发作的代表作之一。有如破落户时来运转，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口袋中有几块钱了，忘乎所以，不惜加油添醋，描绘祖宗的辉煌，却忘记了自己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关键领域的制度改革需要借鉴他人之处不少。
回顾19、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是社会转型的最大阻力之一。开放带来兴盛，夜郎自大就要带来大挫折，累试不爽。
这篇文章所以值得重视，原因之一是它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世界担心随着经济实力增长，中国会不会民族主义大发作，给世界带来负面影响。作为机关报，海外版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发表这样拙劣的煽动民族主义的文字，自证这家报纸思想糊涂，编辑水平低下。是不是应该吸收一点教训呢？
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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