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国策：走联美结盟之路（高路）

图：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开幕仪式前中方代表团司、局级随员争相拍照留念：年轻官员的崇美意识可以结出联美结盟的果子

通过与美国结盟，为政治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借助美国的支援，度过政治改革必然带来的剧烈转型阵痛，包括社会不安、动荡甚至内乱，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法制、富强之路。

喧嚣已久的中共十八大终告闭幕，后胡温时代开始起步。对于十八大以后的中国，政治分析家们一致认为形势严峻，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关乎中国今后百年命运。

在对中国前途开出的各种诊断药方中，除了极左派要走回头路、回到毛泽东的"红色中国"时代外，绝大多数政治分析家们都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红利淘净，正在往绝路上走，唯一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政治改革。似乎不走政治改革之路，中国就没有希望，连新上任的习李、包括尚未退位的胡温，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提到政治改革。

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说，笔者也认为政治改革是必由之路，但从现实的世界政治与中国国力来看，中国要实现成功的政治改革，没有稳定、宽松的外部环境是绝对不行的，而这个稳定、宽松的外部环境，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达到，就是中国领导人抛弃长期养成的联俄、联欧或联合其他国家对抗美国的传统思路，彻底、公开地提出与美国结成盟国的新国策。

中国本身初步具备联美的条件

笔者思考联美结盟的想法已有多年，一直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过，随着十八大的召开，笔者第一次看到了联美结盟的微弱曙光。理由如下：

从中国本身来说，目前已经初步具备联美的条件，这可以从领导层、民众、历史、经济等几个方面来看。

领导层：十八大选出的七名新常委，论者只在保守、开放、团派、太子党、江泽民势力等圈子里打转，没有人看到在这七名常委中，倾美派(注意，不是亲美派)第一次占了上风。仔细分析的话，在这七人中，习近平、王岐山可以说是知美派，他们与美国的交往密切、了解美国，美国官员对他们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李克强北大出身，是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受过良好教育，在七名常委中，英文水平最高，据说还翻译过法制类英文书籍。他这一代人对美国有着天然的好感，受苏俄教育影响较小，也知晓世界大势；习近平、李克强的独生女目前都在美国常春藤大学读书，接受美国精英教育；俞正声出身世家，家族成员中身处海外、港台者不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虽是红色党员，但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以及意识；张德江与张高丽都有北韩留学经历，加上被称为舆论杀手的刘云山，这三人可以看成七常委中较为保守的势力，但他们三人同时又是铁杆的江家班底，而江泽民则是典型的海派，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亲美派。因此，他们三人对美国的态度，虽然不及前习、李、王、俞那么开放，但也不会太过僵硬，说不定私下里还很欣赏美国。所以，从中国最高领导层来讲的话，恐怕现在的七常委是中共建政六十年来最倾美、或者说最没有苏俄色彩的领导层。这个特性，为推动联美结盟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美同盟在二战曾发展到顶峰

民意基础：中共建政后，虽然甘愿做苏俄的小二，唯苏俄马首是瞻，实施联俄抗美的国策，官方传媒在宣传上长期丑化美国，但中国民众依然对美国抱有好感，崇尚美国的自由富足、民主法制；尽管不少民众在官方舆论的误导下，有时也会指责漫骂美国，但中国人的亲美根基还是源远流长、势力雄厚的，这是联美结盟的社会基础。

从历史上看，列强欺负中国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沉重历史包袱，也形成了中国人十分敏感的仇外心理。但在各国中，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最为友好，是唯一没有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租界、侵佔中國領土的大国，并且在许多关键时期以及关键国际问题上，美国往往都能挺身而出为中国说话。难怪当年孙中山周游世界后，感叹世界各列强中，唯有美国才是中国的真朋友。可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坚持门罗主义外交政策，不愿过多涉足亚洲事务，孙中山得不到美国的资助，为了一党一己之利，于是选择联日，联日不成又改为联俄，接受苏俄军援金援、建立黄埔军校，引狼入室，使得中国最终成为苏俄赤色政权的一份子。好在当时的蒋介石看透苏俄之邪恶，毅然与苏俄分手，这才有了四一二清党事变、国共分家。苏俄不甘退出中国，以第三国际的名义领导中共搞武装暴动，使中国内战不断，最终蒋政权退出大陆。

四一二事变以后，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政府统一全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展到顶峰，中美之间一直保持着同盟国关系，因此，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美之间的友谊，远远高于美日间的政治同盟，毕竟日本成为美国的同盟，是二战以后的事情。所以，从历史上看，中美之间有着长久的友好合作关系，只不过中共建政后，这种关系才告一段落。

佐立克倡言“中国责任论”

经济层面：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程，从经济上表明唯有与美国结合才是中国步向强国的正途。中国建政后，奉行与苏联结盟的政策，结果吃足苦头，国家经济建设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各国。文革后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实质就是向西方社会开放，尤其是向美国开放。事实证明，只有向西方开放、向美国开放，与美国经济紧密联系，才使中国经济大跃进，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跃升世界第二的结果，就是明证。目前中美间经济互动之频繁、联系之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这就从经济上为中国向联美结盟的政治转化奠定了基础。

上述诸点，略述了中国具备联美结盟的条件。那么，结盟的另一方，也就是美国，是何态度呢？毕竟结盟是双方的事情，一方的单相思难以成事。前面已经提到，从历史上看，美国与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只不过这个关系在中国加入苏俄阵营后才暂告一段落。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尤其是朝鲜战争，使得中国大陆与美国成为仇敌。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北京和好的努力。1969年中苏交恶、几乎陷入全面大战，终于使美国看到将中国大陆重新纳入西方阵营的希望。

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四十年来美国欲与北京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而且越来越强。前些年美国政界提出的“中国责任论”，就是隐晦地希望中国与美国携手。这一说法的最初提出者是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他在2005年9月17日的讲话中，首次提到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后，美国舆论与各方人士纷纷纷跟进，将这一说法衍绎成各种版本，但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成为受西方欢迎的大国、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佐立克的提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美国政府仔细研究中国大陆国情的结果，只不过当时中共高层还是留苏派当道，没有可能将联美结盟提到日程上来。笔者认为，只要北京新领导层有向联美结盟的方向迈进的意愿，美国政府一定鼎力玉成。

政改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靠山

联美结盟对于中国的发展，为何重于政治改革？从历史与现实分析，当一个国家处于不得不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即被动型政治改革（与主动型政治改革相对），往往是社会十分不稳定的时期。越是在这种时期，政治改革的呼声越强，但由于社会本身已经累积了大量难以解决的矛盾，稍一不慎便容易引起大乱，所以政治高层往往将维护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不敢实行改革；即使有勇气实施改革，也往往不能成功，改革者的下场也很惨。如果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再加上外临强敌，情况会变得更糟。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无不验证此一规律。目前中国的形势，内外交困，在这样的形势下实施政治改革，笔者可以预言，一定不会成功，中国的现状将会更糟，很有可能走回老毛时代。笔者要对大声呼吁实施政治改革者说一句逆耳的话，你们太书生气了，也太缺乏实际政治操控经验、国际视野以及历史底蕴了。

照此说来，被动型政治改革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吗？否。被动型政治改革要想成功，唯一的要件就是要有强大的靠山。这个靠山，当然不是国家内部的某种政治势力，而是外部的靠山，也就是当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政权内争激烈时，有可靠的外部力量支持，包括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支持。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被动型政治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最近的例子，比如越南、缅甸等国，就是在与美国修好的情况下，开始了被动型的政治改革，而且已经出现明显效果（当然改革的力度还不大，不过毕竟在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前提下，开始了改革，政权也开始得到美国的支持）。

从远处说，当年日本走上政治改革之途，是在美军的强制占领下得以实施的；而台湾政府的政治改革，也是在美国的保护下，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才逐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条件，无论日本也好，台湾也好，其政治改革能否成功都是未知数。中国目前虽然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但幸运的是只要中国领导层愿意，可以将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变成中国的盟友，并借助美国的帮助，度过被动型政治改革的重大难关。正是因此，笔者才会提出联美结盟优于政治改革的主张。

从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渐进过程

从实际操作过程看，联美结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十八大这一届期间，应该是酝酿、讨论、形成风气的时期，达到联美结盟的第一步，即联美，至少不要与美国为敌，不要处处将自己摆到与美国作对的位子上；可能的话，将与美国的合作，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军事领域，尤其是在对付全球恐怖主义、维护东亚稳定局势方面，加大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合作，取得互信。在此基础上，再走向第二步，即与美国签订盟约。这个过程，恐怕要到十九大以后，那时整个高层都将由五零后掌握，有条件彻底抛弃苏俄影响，走上与美国结盟之路。

现阶段要想推动北京从联俄的传统思路向联美思路转化，难度很大，特别是在中共加紧舆论控制的情况下，更如逆水行舟，毕竟形成新的社会风气，舆论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好在目前中共箝制舆论的手段虽严，但无论如何国门已经大开，港台、海外中文传媒对国内的影响力大增；加之互联网的普及、新型社交媒体的流行，使得官方箝制舆论的效果大打折扣。

笔者希望，在言论尚算自由的香港，可以展开联美结盟的讨论，由智库出面组织相关课题研究、召开研讨会，传媒推波助澜加以发挥，互相辩驳磋商，逐渐形成一种舆论，让北京高层听到这样的呼声，打开一扇新的思想之窗，让过去不会想、不能想也不敢想的外交方略，从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此，中国才可能步出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改革、社会矛盾尖锐不敢改革、冒然改革引发动荡的困境、绝境。

中共改名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在上述整个思路中，尚有一个亟待解开的症结，即北京政权的性质。美国虽然十分希望与中国大陆结为盟友，但从政治理念上看，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一个号称共产主义的政权，很难获得美国民众的认可。好在对于北京政权来说，共产主义早已是人人皆知的虚名、北京政权的性质，早已不是共产主义，现行法律已经明确表明保护私有制；婚姻法、继承法等对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规定十分详细，私有财产已经法制化。挂共产党的名，行维护私有制的实是中国大陆的现狀，所以，中共一旦决定改名，除了少数毛派份子外，谁都不会感到惊奇，也不会有太大社会阻力，改名是迟早的事。不过，要联美结盟，改名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其实，将共产党改成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都是不错的选择。

北京一旦真的实施与美结盟的战略，将美国变成自己的盟友，就不必再担心“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也不必担心“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这样的外部环境，自然大大有利于开放言论，也有利于开放与海外异见人士、民运人士的对话；同时，还可以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以及更好地处理国内的民族关系。在美国不再是假想敌的情况下，新疆、西藏、台湾、领海、领土纠纷等问题，都会变得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外患的解除，为寻找解决棘手的民族、疆域、政权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中国大陆一旦实施联美结盟的战略，将自然带动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也因此有了成功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将逐渐向社会民主党轉化，开放党禁、言禁，严格实施法治、完善民众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的公民价值文明观，使中国大陆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

笔者对中国大陆的前景，一向持比较悲观的看法，提出“联美结盟”的想法，是希望北京新领导层能走出一条新路，不要让好不容易享受了三十年安定生活的大陆民众再次陷入动荡不安的困境。至于联美结盟这条路是否走得通，那就要看北京政治家们的智慧与勇气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