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轶东：七千人大会后的毛泽东和18大之后的中共

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新世纪特稿2012年12月7日】中共18大一个星期的戏唱完了。胡温毕竟成功地当上了“万历”，把亡国之君“崇祯”的龙椅甩给习近平了。胡温暂时还不便于到国外去当“寓公”，但他们就得赶紧去抱一抱那即将被送往国外的孙儿孙女了。

但是中共就能这麽消停地过下去吗？18大之后的中国大陆已进入“不确定状态”。中共自己表示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那就是要走死路了。但是中共将在何时和如何死呢？国内外许多人已开始为它“算命”了。这个“命”怎麽“算”才比较准呢？

毛泽东有一句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话现在太有用了：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63年里，曾经也有过一个“不确定状态”的时期。这就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到同年9月末中共8届10中全会之间的半年多时间里。正是这半年里的事态发展，决定了后来14年中许多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吧：三年大饥荒刚结束。早在1960年末的11月3日，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即下令停止大跃进。在整个1961年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一线中央”（所谓“一线中央”和“二线中央”是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搞出的玩艺儿）又重新走到了前台，开始逐步扭转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的那些胡作非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了。

加之在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召开了苏共22大。苏共22大不仅通过了新党纲，而且搞了一个猛烈的“三反”（反斯大林，反莫洛托夫等的反党集团和反坚持个人迷信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背后的中共）。这一下对毛泽东的冲击是非常厉害的了。

中共如何应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呢？这时中共采取一切行动的主动权是在“一线中央”手中。而且根据八大通过的中共党章，中共的代表大会5年召开一次（党中央无权提前或延期）。更有意思的是，八大党章有一条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共可以选举一名党的“名誉主席”。谁有资格当这名誉主席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和蒙哥马利谈话时就对这“名誉主席”一职耿耿于怀。既然这时“一线中央”已经掌握了制定政策的主动权，他们就可以当机立断：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完全废除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政策，直至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名誉主席。如真这样作，中国人民后来14年（1962—1976年）的灾难或许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一线中央”的人们是缺乏魄力的。他们先不是根据八大党章在1961年末（那怕是1961年12月31日晚开幕），而是在1962年初召开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七千人大会”。这个“七千人大会”在党章上没有任何地位规定，它也无权作出任何对于党有约束力的决议。它只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毛泽东则说是“两干一稀，全是放屁”）。虽然如此，刘少奇在大会上所说的大跃进灾难是来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毕竟取得了与会者们的共识。这就否定了毛泽东“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说法。虽然毛泽东和林彪在会议后期表演了一个双簧，表明“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但那已不是大会的主流了。

“一线中央”（毛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二线中央”（毛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式较量时期是“七千人大会”闭幕到1962年9月末中共中央8届10中全会召开的这几个月内。在这段时间里，中共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格局是：“一线中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获得了几乎全部调整国民经济的权力。而致命的则是毛泽东仍拥有最后的裁定权。“一线中央”开过什麽“西楼会议”，“广州会议”和搞过甄别右派等等，力图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刘少奇甚至对毛泽东说过：“人吃人，要上书的！”因此这时“一线中央”从总体上是处于优势，而毛泽东则处于劣势的。但是只要“一线中央”不借七千人大会的东风趁胜追击，开党的代表大会选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开中央全会选出，代表大会追认也可嘛！），剥夺他的最后裁定权，则一切调整都是保不住的。

人们或许可以说：虽然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处于劣势，但是兵权在林彪手里，“一线中央”不敢轻举妄动呀！然而人们也应知道，这时离1959年庐山会议不过三年，林彪掌握的只是所谓“四野”部队，而一，二，三野部队他并没有控制住。何况军队中彭德怀余党都清除干净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因素：1962年8月，因为据说台湾国军要进攻大陆，赫鲁晓夫表示“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这就是说如果这时“一线中央”及时把毛泽东抬上“名誉主席”（不用像苏共批判斯大林那样批判他），就能马上得到苏共的支持，赫鲁晓夫甚至会致电毛泽东“祝贺”他当选“中共名誉主席”哩！这样，1962年9月份以后的中国和中共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中国人民有可能免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了。

但历史事实是残酷的：1962年9月末，善于把握战机的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10中全会（其实根据党章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已过了），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时起，中国人民的灾难（包括“一线中央”那些人的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说了半天1962年的事，那和今天2012年中国大陆的形式有什麽相似呢？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和2012年中共18大之后的中国的共同点都是全国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个“不确定状态”的基本情况则是这时存在着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是两个“中共中央”之间的博弈，而在当前中共18大之后则是世界民主大潮（普世价值）和中共一党专政制度（即它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博弈。

那麽有人会说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半年多里，毛泽东虽然暂时处于劣势，但是他毕竟反败为胜了。那麽今天的中共就不会“反败为胜”吗？

记得有一位哲学家（可能是黑格尔，但马克思也引用过这句话）说过：相似的历史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悲剧出现，而第二次则是以喜剧出现的。根据这一历史规律，中国的民主就大有希望了。的确，1962年时和2012年在中国大陆上的“两种力量博弈”是大有不同的：在1962年时，只是两个“中共中央”之间的“暗斗”，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中共党员都毫不知情。加以毛泽东虽权威受到冲击，但并未根本动摇。老谋深算的他击败毫无胆略的刘少奇等人是有机可乘的。但是今天呢？世界民主大潮汹涌澎湃，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13亿人民（包括普通党员和军警）正在加速觉醒。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抱残守缺，在世界上像是一个即将被涨潮淹没的孤岛。加之，中南海那“七头蒜”中哪一头有毛泽东那样的胆量呢？对他们乃至对中共还寄希望岂不是瞎扯蛋吗？

又有人会说：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中共的手中还有军队呀！有枪呀！是的，你记不记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发生过什麽武汉的“陈再道事件”，“杨余付事件”，最后那个“跟毛泽东”最紧，“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副统帅”还是坐飞机跑了。你不要只看见今天军队喊“坚决拥护党中央”喊得震天响，武昌起义一个团就弄的全国响应了。

当然这不是说，民主一方对专制政权的最后挣扎就可以放心大意了。要记住：垂死狮子的最后反扑的确是非常猛烈伤人的。中共警方不是放言说：一旦中共政权有崩溃危险时，他们就一夜活埋在册的大约200多名大陆异议人士吗？民主一方的斗争原则始终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消灭，打击对方，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最后有人要问：1962年时“不确定状态”延续了半年。那麽现在的“不确定状态”会延续多久呢？我是不相信什麽等到习近平的第二任期（2017--2022年）民主才开始到来的迷幻药的。就拿今年来说，如本文发表于12月15日，还有15天嘛！要知道，苏联的解体正是发生在1991年年底，即那一年的最后几天的。我的意思是：从现在起，中国哪一天都可能发生大事件，哪一天都可能结束“不确定状态”的。

本文作者总喜欢搞一点“以毛攻毛”（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用一句毛泽东诗词来激励一切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2012年12月1日与美国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