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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胡锦涛、温家宝（左）给自己的任期戴上"黄金十年"的勋章，经得起检验吗？ |
胡温"黄金十年"看上去金光闪闪，内里却是政治改革与社会发展停滞，致使社会矛盾趋向于尖锐化，官民对立与分配不公都极其严重。
胡温政权自诩其执政的十年为所谓"黄金十年"，然而，仔细瞧瞧这十年，有两个变化很有意思。其一，初期时颇有些新气象，甚至得到"胡温新政"之美誉，但是渐渐地平庸之气弥漫开来，不仅愈益保守，而且愈益反动。其二，中国在胡温执政前已加入世贸组织（WTO），于是，借助于全球市场，"中国制造"的内在矛盾，似乎淹没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然而，欧美市场不景气持续数年，内需不振难以长久遮掩，生产相对过剩显露出来。
显然，"黄金十年"看上去金光闪闪，内里却是政治改革与社会发展停滞，致使社会矛盾趋向于尖锐化，官民对立与分配不公都极其严重。
胸有大志而仕途不甚如意的薄熙来，从中看到了机会。他挥舞起"共同富裕"大旗，肆意唱红打黑，为自己开辟道路。不料，没走出多远，就一头栽倒。当年"文革"失败，土地承包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顺势而起，中国从毛式"继续革命"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而"重庆模式"则不同，它顺着"中国模式"的同一方向，虽不乏标新立异，毕竟"打黑"以"黑打"重演当年"五反"，招致天怒人怨，且政治上树敌过多，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但是，薄熙来在重庆施政，分明是政治家之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庞大的党政官僚机器中，显得很是与众不同。由此来看，胡温"黄金十年"其实显出愈益深重的暮气，薄熙来反而成为闪耀着奇异光彩的亮点。
在中共历史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是文人政治家，毛泽东是率领群众造反的政治家，霸气之中不乏"猴气"。周恩来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身为政治家而不得不韬光养晦，中共建政后成为官僚之首，仍然不失政治家本色。邓小平则本为党的官僚，却愈益显露为一位铁腕政治家。他以"反右"阻滞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好不容易迷途知返走向改革，又接连打倒中共党内两位杰出的改革派政治家，最后总算还不糊涂，推动中共接受了市场经济。
权力到了江泽民手里，也同样迫使他从党政官僚成长为政治家，以"三个代表"引导中共走向全民党，然而他热衷于戏子表演的本性不改，党心民心中普遍地生出了对他的厌恶之心。而胡锦涛，则基本上是一个党政官僚，从他身上很难看到政治家的气质。于是，中国社会对官僚的厌恶，在"文革"之后再次达到高点。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习近平如何参与扳倒薄熙来的动作，也无论他是否在幕后鼓动"红卫兵破四旧"式的"反日"，或者他是否坚持认为批评中共的人们"吃饱了没事干"指手划脚，他的政治智慧已经不重要，只要他看上去象个政治家就行，因为当下的中国，政治家似乎应该有毛式的"猴性"，或与时俱进的"狼性"，而后两者现在都有相当的市场。
也许，政治家时代之后的官僚时代，因为工程师、辅导员们尽露"黔驴"本色而有些衰落，政治家的行情似乎看涨。
不过，身处官僚时代，政治家的日子总不大好过。中共在其高层形成了某种权力分配的周期，其中，总书记为两任十年，政治局常委则与其交错，总书记的后一任，常委中应该有下一任总书记人选出现。其间，总书记与其前任元老，都要在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常委中安排自己的人，而总书记交出权力后又成为新的元老，形势就越来越复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总书记们的"理论遗产"都要在中共指导思想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中"牌位"的状况也愈益复杂。
这种权力的周期，披上了"制度化"的外衣，无限"终身制"为有限"终身制"所取代，且伴随着有限的差额选举，被标榜为中共"党内民主"的进步。这种没有灵魂的伪民主，已经是中共官僚机器的基本程序，各派势力玩得忘乎所以，根本不在乎对他们的批评。
政党的实质，为政治家的集团，而民主政治，即为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若要恢复其作为政党之本色，本应张开臂膀，拥抱民主政治，而它却坚持其"两个绝不"或"五不搞"之类信条，以黑箱操作为乐，以帮会本色为荣，自以为回避政党政治就可以永远执政。
结果一不留神，薄熙来出事，厚重的黑幕赫然裂开几条缝隙，弄得它在其十八大之前手忙脚乱。这一场空前复杂的交易，尽显官僚政治之丑恶，即使有人要表现得像政治家，也不能不在那泥潭里随波逐流。
人们观察中共十八大之际的折腾，其看点，集中在中共新领导是否能够展现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突破其一党私利的束缚，以国家和民族为重，实行政治改革。中共的反应，是暂且以其宣传机器抛出所谓"理论准备不足"论来应付，稍后，就要看十八大透露的动向，以及十八大后的动作，才能清楚。
所谓"理论准备不足"云云其实根本就是推脱之辞。中共早就以其"理论准备不足"的"社会主义"取代理论准备较为充分的新民主主义，至今它不仅自己不检讨，反而将"社会主义"祭为教条，禁止批评。现在，"社会主义"在中国失去吸引力，它的新的旗帜，是"共同富裕"。薄熙来被扳倒，他手中标榜"社会主义"的所谓"共同富裕"大旗仍然未倒。
实际上，现实中的分配不公，根源在于国家资本主义肆虐，市场化被扭曲，依恃行政性垄断而形成权贵集团，又进一步抑制市场化进展。权贵集团的垄断地位，正是建立在国有体制的支配性之上，为"共同富裕"而企求权力约束市场化，恰为本末倒置。合理的解决之道在于开放，以市场力量击退行政垄断势力，限制并削弱权贵集团，民众方能得到实惠。
那么，若说"理论准备不足"，中共要做的事情，恰恰是把它那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劳什子，以及所谓"黄金十年"的滥调，扔到垃圾堆里去，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视市场经济之自由发展，及与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之必然性。也就是说，今日之中共，需要更为彻底的思想解放，需要展开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动作。
然而，新一代中共领导心里肯定清楚，他们不会这样做，但又不能完全不顾及社会呼声，或多或少须有所改变。那么，问题只在于，改变的限度如何而已。
薄熙来衬出胡温政绩的反差
胡温政权自诩其执政的十年为所谓"黄金十年"，然而，仔细瞧瞧这十年，有两个变化很有意思。其一，初期时颇有些新气象，甚至得到"胡温新政"之美誉，但是渐渐地平庸之气弥漫开来，不仅愈益保守，而且愈益反动。其二，中国在胡温执政前已加入世贸组织（WTO），于是，借助于全球市场，"中国制造"的内在矛盾，似乎淹没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然而，欧美市场不景气持续数年，内需不振难以长久遮掩，生产相对过剩显露出来。
显然，"黄金十年"看上去金光闪闪，内里却是政治改革与社会发展停滞，致使社会矛盾趋向于尖锐化，官民对立与分配不公都极其严重。
胸有大志而仕途不甚如意的薄熙来，从中看到了机会。他挥舞起"共同富裕"大旗，肆意唱红打黑，为自己开辟道路。不料，没走出多远，就一头栽倒。当年"文革"失败，土地承包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顺势而起，中国从毛式"继续革命"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而"重庆模式"则不同，它顺着"中国模式"的同一方向，虽不乏标新立异，毕竟"打黑"以"黑打"重演当年"五反"，招致天怒人怨，且政治上树敌过多，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但是，薄熙来在重庆施政，分明是政治家之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庞大的党政官僚机器中，显得很是与众不同。由此来看，胡温"黄金十年"其实显出愈益深重的暮气，薄熙来反而成为闪耀着奇异光彩的亮点。
毛式"猴性"及中共"狼性"
在中共历史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是文人政治家，毛泽东是率领群众造反的政治家，霸气之中不乏"猴气"。周恩来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身为政治家而不得不韬光养晦，中共建政后成为官僚之首，仍然不失政治家本色。邓小平则本为党的官僚，却愈益显露为一位铁腕政治家。他以"反右"阻滞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好不容易迷途知返走向改革，又接连打倒中共党内两位杰出的改革派政治家，最后总算还不糊涂，推动中共接受了市场经济。
权力到了江泽民手里，也同样迫使他从党政官僚成长为政治家，以"三个代表"引导中共走向全民党，然而他热衷于戏子表演的本性不改，党心民心中普遍地生出了对他的厌恶之心。而胡锦涛，则基本上是一个党政官僚，从他身上很难看到政治家的气质。于是，中国社会对官僚的厌恶，在"文革"之后再次达到高点。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习近平如何参与扳倒薄熙来的动作，也无论他是否在幕后鼓动"红卫兵破四旧"式的"反日"，或者他是否坚持认为批评中共的人们"吃饱了没事干"指手划脚，他的政治智慧已经不重要，只要他看上去象个政治家就行，因为当下的中国，政治家似乎应该有毛式的"猴性"，或与时俱进的"狼性"，而后两者现在都有相当的市场。
也许，政治家时代之后的官僚时代，因为工程师、辅导员们尽露"黔驴"本色而有些衰落，政治家的行情似乎看涨。
有限"终身制""制度化"外衣
不过，身处官僚时代，政治家的日子总不大好过。中共在其高层形成了某种权力分配的周期，其中，总书记为两任十年，政治局常委则与其交错，总书记的后一任，常委中应该有下一任总书记人选出现。其间，总书记与其前任元老，都要在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常委中安排自己的人，而总书记交出权力后又成为新的元老，形势就越来越复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总书记们的"理论遗产"都要在中共指导思想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中"牌位"的状况也愈益复杂。
这种权力的周期，披上了"制度化"的外衣，无限"终身制"为有限"终身制"所取代，且伴随着有限的差额选举，被标榜为中共"党内民主"的进步。这种没有灵魂的伪民主，已经是中共官僚机器的基本程序，各派势力玩得忘乎所以，根本不在乎对他们的批评。
政党的实质，为政治家的集团，而民主政治，即为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若要恢复其作为政党之本色，本应张开臂膀，拥抱民主政治，而它却坚持其"两个绝不"或"五不搞"之类信条，以黑箱操作为乐，以帮会本色为荣，自以为回避政党政治就可以永远执政。
结果一不留神，薄熙来出事，厚重的黑幕赫然裂开几条缝隙，弄得它在其十八大之前手忙脚乱。这一场空前复杂的交易，尽显官僚政治之丑恶，即使有人要表现得像政治家，也不能不在那泥潭里随波逐流。
人们观察中共十八大之际的折腾，其看点，集中在中共新领导是否能够展现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突破其一党私利的束缚，以国家和民族为重，实行政治改革。中共的反应，是暂且以其宣传机器抛出所谓"理论准备不足"论来应付，稍后，就要看十八大透露的动向，以及十八大后的动作，才能清楚。
顾及社会呼声的改变限度何在？
所谓"理论准备不足"云云其实根本就是推脱之辞。中共早就以其"理论准备不足"的"社会主义"取代理论准备较为充分的新民主主义，至今它不仅自己不检讨，反而将"社会主义"祭为教条，禁止批评。现在，"社会主义"在中国失去吸引力，它的新的旗帜，是"共同富裕"。薄熙来被扳倒，他手中标榜"社会主义"的所谓"共同富裕"大旗仍然未倒。
实际上，现实中的分配不公，根源在于国家资本主义肆虐，市场化被扭曲，依恃行政性垄断而形成权贵集团，又进一步抑制市场化进展。权贵集团的垄断地位，正是建立在国有体制的支配性之上，为"共同富裕"而企求权力约束市场化，恰为本末倒置。合理的解决之道在于开放，以市场力量击退行政垄断势力，限制并削弱权贵集团，民众方能得到实惠。
那么，若说"理论准备不足"，中共要做的事情，恰恰是把它那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劳什子，以及所谓"黄金十年"的滥调，扔到垃圾堆里去，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视市场经济之自由发展，及与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之必然性。也就是说，今日之中共，需要更为彻底的思想解放，需要展开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动作。
然而，新一代中共领导心里肯定清楚，他们不会这样做，但又不能完全不顾及社会呼声，或多或少须有所改变。那么，问题只在于，改变的限度如何而已。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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