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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

育嬰堂被中共誣為「殺嬰堂」


——與龔品梅主教的獄友章真基先生一席談
·(澳洲)章真基 張志強

  一九五七年起,章真基先生與我同在上海第五十一中學(位育中學)就讀。初中畢業後,各自去了別的學校,此後有半個多世紀未曾謀面。未想在退休之後,經老同學輾轉相告,得知他已在悉尼定居二十年,之後促成我倆建立了聯繫,我們很快約見。闊別了五十六年,昔日的少年,如今都成了白頭,相互傾談各自經歷,感慨唏噓,真沒想到章真基先生的人生如此跌宕起伏,文革中橫遭的政治冤案,竟讓他和龔品梅主教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有了三年同倉獄友的寶貴經歷

  記得中共對大陸天主教最大規模的第一次迫害始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在上海展開,以「肅清反革命分子」為名,逮捕龔品梅主教和所謂的「反革命集團」。當晚十時左右,在上海的各堂區,各男女修會和公教家庭進行搜查和逮捕,計有龔主教和五十多位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好幾百位教友被捕。九月九日,中共上海黨報《解放日報》曾以頭版頭條對此事件作歪曲新聞報道。

  一九六○年起,筆者張志強在上海徐匯中學讀高中。因徐匯中學前身是天主教教會辦的中學,又與徐家匯天主教堂毗鄰,淵源很深,所以學校曾多次舉辦詆毀天主教和龔品梅主教的展覽會,作為宣講校史和對學生的洗腦教育課。當然,共產黨的宣傳,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既然章真基君和龔品梅主教有三年近距離患難與共的經歷,不妨聽聽他帶來的訊息。

  以下是老同學章真基先生和我對談實錄。(張──筆者;章──章真基):

  被控反革命判18年徒刑

  張:真基,請你能否談談是怎樣在提籃橋監獄遇見龔品梅主教的?

  章:說來話長,一九六八年文革高峰時期,我被誣陷為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那個時代碰到這樣的冤枉官司真是百口莫辯。我想來想去,與其坐以待斃,還不如外逃,或許還有條生路。因為我以前是徐匯區游泳隊的,水性很好,所以準備從廈門下水出逃,不料事情洩露,被徐匯公安分局拘捕,關押在看守所,判了我十八年徒刑,在一九六九年將我投入上海提籃橋監獄。

  張:算起來那時候龔品梅主教已被關押十四年了,你一進提籃橋監獄就和龔主教關在一起嗎?

  章:開始時沒有。因為龔品梅主教屬於特別犯人,文革之前他被關押在一號監(十八年徒刑以上的大刑監)四樓,係專門關押外籍犯的地方。他一人擁有兩個二十平方米的監房,每餐可允許他點菜,替他送飯的是敵偽時期南京上海地區的憲兵司令馬嘯天。馬嘯天那時經過長年關押,身上穿的已是百衲衣,即打了一百多個補釘的衣服。不過龔品梅主教從來不點不要特供飯,而且他每周五不吃葷,把好吃的飯菜都留給馬嘯天。這些是馬嘯天親口告訴我的。馬後來年紀老了,監獄軍管後,他、龔品梅主教和我都被歸在同一個學習小組。

  與龔主教被關同一監房

  張:那你後來又是如何與龔主教合關一起的?

  章:文化大革命中,監獄由空四軍軍管,一切原有秩序都打亂了。犯人全部集中關押,三個犯人一小間監房,每間大約僅四平方米。獄方讓每八個監房共二十四個囚犯組成一個學習小組,龔主教的外籍犯監房也被取消了,他被分與我同牢房,同監舍另外一個獄友是李宗泰。李被控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判無期徒刑,他那時已經完全神經失常,不和任何人說話,對外部事物也完全沒任何反應。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是中國監獄最黑暗的時期。整個監房裡就一塊木板,三個囚犯白天就坐在木板上按規定的指標拆紗頭,完不成指標就餓飯,整整一年沒吃過肉,也沒放過一次風,真是暗無天日。晚上三個人擠在木板上睡,名副其實的蹲班房。

  張:龔品梅主教在監房中和你交談嗎?他不懷疑你是獄方派來監視他的線人嗎?

  章:龔主教是有信仰的人,他的心地很坦蕩。他從不諱言他是每天向天主敬拜和溝通的。其實,我和龔主教的家屬早就很熟悉。沒惹上官非前,一向有來往。龔主教的胞弟龔寒梅,與妻子龔姚秀娟育有三子一女,長子龔民權早年就去了美國,二子龔民義是五十一中學(位育)的。龔主教的弟弟龔寒梅是留學法國的醫學博士,學成歸國後在上海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任外科主任醫師。六○年代初,在為病人動手術時,龔寒梅醫生突發中風去世。那時我常去他們家,和他家過從甚密。常來監獄探訪的是龔主教的弟媳龔姚秀娟,也是我很熟悉的。所以我和龔主教談話時,相互沒有隔閡與顧忌,而李宗泰那時早已精神失常,根本不管我們的交談。

  張:你有沒有向龔主教詢問當年共產黨宣傳中抹黑教會的許多事情,以便澄清一些真相?

  章:當然有,我首先就問了當年共產黨宣傳得最多的徐家匯天主教育嬰堂殺嬰兒的事情。

  龔主教談育嬰堂被誣殺嬰事件

  張:這正是我最想知道的事。我是不相信共產黨宣傳的。自小我父母都是受洗的基督徒,他們有不少教會中的兄弟姐妹是在教會的孤兒院中被收養長大、接受教育和學會一種工作技能,在社會上都變成有用之材。怎麼可能被教會殘害呢?

  章:龔主教告訴我,徐家匯的育嬰堂是天主教會辦的慈善機構中的一個。當時教會有收養棄嬰棄兒的傳統,將他(她)們撫養成人,同時重視教育和技能的培養,使之長大後能服務社會。那時育嬰堂的大門上裝有小鈴,有人送棄嬰來,在門上按一下鈴,育嬰堂裡的門房會將門上的活動盒子推出來,送棄嬰的人將嬰兒放在木盒中推進去,鈴聲會再響一下,門房接收完了嬰兒,會按規定在木盒中放下一塊銀元,將木盒推出去,作為對送嬰兒做善事的人的獎勵。那時中國連年戰亂,拋棄的嬰幼兒甚多,不少流浪漢和乞丐都加入了搜尋和送棄嬰的隊伍,有不少嬰兒是直接從垃圾桶裡撿來的,只為了能得到育嬰堂給的銀錢獎勵。後來送來的棄嬰越來越多,不少嬰兒送進來時,已經患了傳染病,奄奄一息,也有不少嬰兒送來時,屁股上已紅腫潰爛。那時藥品奇缺,是沒有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的年代,育嬰堂雖竭盡全力,但無奈有些嬰兒救不活,只能在育嬰堂後院埋葬了。說育嬰堂殺嬰是誣陷不實之詞。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他們反對宗教信仰,要打擊教會,所以危言聳聽,使社會上的民眾曲解教會,遠離宗教。

  張:謝謝你的訊息。聽了你的一席話,我更相信當年教會的育嬰堂是盡了力量救死扶傷的。當今中國社會信仰全面缺失,道德淪喪,社會上偷嬰、拐賣嬰幼兒童的惡性犯罪事件屢禁不止,這和共產黨一貫宣揚無神論、打擊教會和禁止信仰自由所造成的惡果也是分不開的。

  章:我同意你的說法。從龔品梅主教身上,我學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受益匪淺,還有很多內容,留待下次再談吧。

二○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於悉尼聞桂亭


――《争鸣》杂志2012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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