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龍應台為甚麼要換腦袋？

龍應台宣稱：「我不想談歷史的是非」，她要換個腦子和共產黨做文化談判。其實她不願也無能去釐清內戰的責任。把權力抽象成一個結構，既要維護國民黨，也不願招惹共產黨。

那是一個令網友大呼過癮的戲劇性場面：台灣民進黨立法委員段宜康在立法院質詢文建會（現已升格為文化部）主委龍應台。在朝野質詢對答中，段宜康咄咄逼人，毫不客氣地直指問題的核心：誰要對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負責？

這個問題的答案眾所周知，但向來伶牙利齒、詞鋒犀利的龍應台，居然在應答時模糊其辭、噤若寒蟬，對責任歸屬的追究問題迴避躲閃。於是網上議論紛紛，有人說龍應台「換了位置，也就換了腦袋」，有人說：「她和國民黨有利益關係，鄉愿使得她不敢站在正義一邊。」還有人說：「賞個官職就把原則和自尊都賣了。」

為甚麼曾燒過「野火」的龍應台會在道德立場上如此退縮怯懦？為甚麼龍應台當官後就「變臉」、喪失道德判斷力？龍應台的自我言論審查所為何來？

對此，筆者並不覺得很奇怪。其實龍應台一直在為國民黨推卸歷史責任，一直不大願意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人權事業，這些可以從她的言行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裡看到。當龍應台把一切歷史罪惡都推給「結構」時，我們有必要清楚地審視，對於歷史的血腥，制度結構之中的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

道德判斷力在「團體迷思」中喪失

發生在台灣立法院的衝突充滿了言辭反諷。有備而來的段宜康在大庭廣眾之下，拿出了龍應台的書《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大段引述書中內容：「倉惶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至此聽眾都已聽清楚，作家龍應台曾把白色恐怖受害者「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的責任歸於蔣介石治下的國民黨。

然而，現已成為國民黨政府文化高官的龍應台，卻在被質詢過程中，自始至終不肯承認國民黨蔣介石製造白色恐怖的責任。她一味故弄玄虛：「因為權力是一個個人，也是一個結構，當它是一個結構時，它就非常複雜。」這種說法比較可笑，因為照此推理，歷史上所有的人權迫害罪行，包括納粹、紅色高棉和毛共，都可以把責任推到「複雜結構」上面去。

台灣的白色恐怖過去六十年了，龍應台還以「結構」做藉口來搪塞，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這只能說明，她和馬英九政府都想要避開國民黨的歷史包袱。從龍應台過去的寫作內容來看，她應該是參與推動台灣實現轉型正義的人，然而她今天卻成了段宜康所說的「一個沒有價值、沒有擔當的官僚」。

觀察龍應台在立法院回應質詢時的閃躲情況，我們可以斷定，她在道德判斷力上出了問題。漢娜．阿倫特認為：道德判斷力是抵禦邪惡的關鍵所在，其實這是一種選擇的能力——對甚麼人保持忠誠，對甚麼人奉獻友愛。

龍應台對甚麼人保持忠誠呢？很明顯，龍應台效忠的是她為之服務的國民黨。這樣的忠誠，使她陷入一種「團體迷思」（Groupthink）之中。榮任高官的龍應台和國民黨建立起很強的團隊精神，她擔心追究蔣介石的責任對國民黨不利，因而放棄獨立的價值判斷，棄事實真相於不顧，進行自我言論審查。

「以失敗者為榮」的承擔在哪裡？

基於這種團體迷思，龍應台早就熱衷於塑造國民黨失敗的「正面的意義」。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裡，龍應台言辭鏗鏘地抒情道：「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筆者身為留在大陸的國民黨子女，清楚地知道，當年兵敗大陸的國民黨，領袖精英們拋下我家父輩等殘渣餘孽在大陸任人宰割，自己逃去台灣去偏安一隅。他們有何榮耀可言？

於是有學者幫龍應台出面分析，說龍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有個隱匿命題，即一九四九年國府的失敗與台灣以後開出的自由民主新價值的關係。這種邏輯完全是牽強附會。試問：難道國民黨非要經歷這樣的大失敗才願意開出民主？如果他們打贏內戰就可以不搞民主？事實上，那場失敗使國民黨在五十年代更趨於專制，甚至釀成白色恐怖。按照孫中山先生生前的設計，國民黨早該在一九三四年進入憲政時期，而蔣經國直到一九八五年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壓力下，才啟動憲政改革。

除了半個多世紀的延誤之外，在台灣實行這種憲政改革並不包括大陸地區，也即國民黨沒有兌現他們在大陸實行憲政的承諾，而馬英九政府更不太情願承擔推動中國民主化的義務。當年越海逃亡的那一群人，曾經譴責「共匪」邪惡，誓言反攻大陸。如今中共邪惡依舊，而台灣的國民黨人及其子女卻輕易地把當年的價值觀和志節一股腦兒扔到海裡，一個個爭先恐後地跨海過去擁抱熊貓。

龍應台就是這一代缺乏承擔的國民黨後代的典型。六四後很多中國作家的書被禁、人被囚，被逼逃亡，曾責怪「中國人為甚麼不生氣」的龍應台，對北京屠夫的罪行卻並不很「生氣」，因為北京給她長期提供了台灣沒有的巨大出版市場和豐厚版稅。當時旅居歐洲的龍應台，不願參加歐洲的六四紀念活動，她在六四後仍然是大陸官方文聯作協尊貴的座上賓。

一九九九年「六四」十周年時，一批中國國內的女性作家、學者冒著風險，以母親的名義草擬了一封致六四遇難者母親的信，她們懇請在「中國夢」裡長大、被人譽為「自由民主旗手」的龍應台參與簽名，卻遭到她冷淡的拒絕，此信因此被擱置下來。歷年來，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中國異議作家多次指責龍應台迴避批評大陸的做法，龍應台才在壓力之下，於二○○四年發表了一篇《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的文章。

到今年六四屆滿二十三周年時，當上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再也不願做名義上的「天安門母親」了。她拒絕對六四問題表態，並振振有辭地解釋說：自己現在已經不是作家，而是身為背負兩岸文化談判重任的政務官，政策決策者要「有勇有謀」、「全方位思考」。她堅定地認同這個道理：「換了位子一定要換腦袋。」

儘管留學美國並在歐洲生活多年，政務官龍應台的思維方式，繼承的還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權術謀略、善變與犬儒。她不能理解哈維爾在《政治與良心》一文闡述的思想：「根植於政治最深的是道德」，「政治不再是權力和操弄的技術，不再是對人類進行控制的技術或是相互利用的藝術，而是尋求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以及保護和服務人類的一種方式。」

《大江大海》自利性的敘述方式

如前所述，目前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是未曾履行其對中國的承諾的失敗者，是失去理想沒有應許的失敗者。然而龍應台卻在撰寫那一段失敗的歷史時，以她的團體迷思，採取一種對國民黨有利的敘述方式，掩蓋國民黨的內戰責任，塑造國民黨人在苦難中的堅韌輝煌。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這種自利性質的敘述方式表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不做價值評斷，不追究責任，缺少反省。對於《大江大海》這本書，龍應台明確地告訴讀者：「我沒有任何興趣或者意圖去做任何歷史的價值判斷」，「我不想談歷史是非」。龍應台還自豪地說，她的書在台灣人那裡已起到「集體療傷」的作用。

這就奇怪了。如果對人的傷口不做病因分析，僅憑一些描述抒情文字熱敷一下，傷者就立即痊愈了？事實是，迷信自己溫柔文字療效的龍應台，不願也無能去釐清內戰的責任，因為她所效忠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同樣要為那場內戰承擔責任。而龍應台既有維護國民黨的團隊精神，也不想要招惹對她比較友好的中共當局。

在龍應台筆下，國共內戰中人們的傷口像血紅的花一樣被展示出來，但那些花仿佛都是無根之花、無因之果。這種口述史只是完成選擇性照相式的任務，由於沒有思考和反省，其記錄缺乏深度和精神內涵。

第二，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對共產黨強權的幼稚期盼和媚俗的眼淚。龍應台說：「我相信，如果你會看見敵人的傷口，你就不會拿起槍來對著他。」筆者不禁感慨，難怪龍應台把自己比喻成「闖入大興安嶺的小紅帽」，因為她似乎真的相信童話故事，天真幼稚的小紅帽把惡狼當作仁慈的外婆。國共內戰中那些慘烈的殺戮，共產黨在鎮反殺了多少放下槍的國民黨人，都沒有看見對方的傷口？而龍應台認為只要北京領導人看了她的書，瞭解了對方的傷口，那麼他們就會變成「一個胸有丘壑，有遠景的領導人」。

於是新的童話就產生了。因為有了龍應台的這本書，戰爭的流血被止住了，昔日作戰的雙方惺惺相惜地擁抱到一起。龍應台把自由社會和共產黨專制制度的根本衝突，以展示傷口的溫馨動人的方式，輕而易舉地化干戈為玉帛，令我們感動得想要流淚。在昆德拉看來，面對極權不發問不對抗就是「媚俗」。昆德拉還認為，媚俗會喚起兩行並流的感動的眼淚，第二行眼淚「與全人類一起感動」，這「才使媚俗成為媚俗」。

「小紅帽」不談受害者的另一面

第三，一味美化其父輩、為國民黨推卸戰爭責任。「小紅帽」的可愛在於，她不但相信她的文字魅力能夠感動北京領導人，更強調她的父輩是戰爭中的無辜犧牲品。龍應台因此睜大天真的眼睛發問：「誰欠了他們的人生？」

在一九四九年渡海遷台的二百萬大陸人中，龍應台選擇的一批人做例子，來揭開那一代戰爭難民「隱忍不言的傷口」。龍應台說：「我選擇了『庶民』作為主角。」但書中的一大堆「庶民」有著顯赫的名聲，例如馬英九、朱經武、白先勇、林百里、錢穆、余英時、梁安妮、程介明、席慕蓉等等。這些著名人物的家族故事，顯然對新書的促銷幫助不小。

《大江大海》志在為那一代逃亡台灣的難民訴說他們顛沛流離、困頓掙扎的故事，這個題材本來有可寫之處。但是，擅長描繪抒情而不講倫理邏輯的龍應台，只哀傷於昔日的年輕人「被國家那個大機器吸進去」，呈現出他們被時代踐踏、污辱和傷害的場景，而完全迴避事實真相的另一面。

不能否認的另一面真相是：龍應台筆下的很多人，既是那場殘酷戰爭的受害者，也是主動參與戰爭的加害者，他們參與建構了殘害自己的社會環境。那些難民即使逃亡到了台灣，也還是高人一等的統治者。

這一面的真相，可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緣起——龍應台的父親龍槐生的故事中看到。龍槐生出身於窮得叮噹響的湖南農家，當他來到杭州綢布莊的小姐應美君面前時，他已經是「穿著筆挺的呢料警官制服」的憲兵隊長了。是誰讓這位湖南人時來運轉、趾高氣揚？國民黨的憲兵隊長是幹甚麼的？那個愛戴黃金首飾的美君小姐為甚麼會嫁給他？稍有社會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為，他們在幫國民黨打內戰時完全是無辜的被動的受害者。

還是西方人比較誠實。德國作家格拉斯在十七歲時加入希特勒的「黨衛軍」，他在晚年時寫出那段經歷，說：「一切都是自己的選擇，不能以『是別人將我們引入歧途』為藉口。」這就將作為主體的個人與歷史總體聯繫起來，正視其中的「共犯結構」，而不是一味渲染個人悲情，淺薄地把一切責任都推給國家和歷史。

從《大江大海》到立法院質詢，我們看到新任文化部長龍應台一脈相承的思路與作為：以國民黨一黨的團隊精神，偏向性地選材和闡述，把中國歷史事件的一切責任推給體制結構。我們常說，政治扭曲人性，其實不美好的政治也會扭曲頭腦。現在龍應台已經進入台灣權力高層、並準備與中共進行文化談判，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位缺乏歷史承擔、喪失道德判斷力的政務官，會給海峽兩岸帶來甚麼。

二○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