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得魯迅「救救孩子」的疾呼，更有胡適的痛切之言：「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中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對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目下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正是對孩子的殘害荼毒。
洗腦教育灌輸出來的「國民」是國家附屬品，惟國家權威、利益、意志是從，是與專制主義共生的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現代公民思想獨立、人格獨立、有社會責任，勇於維護個人權利和公共權益。公民是專制的天敵，忠順的「國民」則是專制賴以存活的土壤。
中國首倡公民概念的是戊戌變法時的嚴復。民國成立，教育部長蔡元培正式把公民教育列入課程，原來只是在「修身課」中加入「公民須知」和「法制大全」，到一九二三年公民課取代「修身課」，公民教育全面進入中小學課程。然而民國時期的公民教育運動也有過波折，蔣介石南京政府要求公民課變成「黨義課」，即用三民主義去訓政。然而卻遭知識分子群體的抵制，胡適對黨化教育嗤之以鼻。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任鴻雋撰文一針見血：「教育的目的，在於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為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
鑑於教育界、知識界及泛社會的強烈反對，國民黨放棄黨義課，恢復了公民課。而目下遭到香港各界抵制的「國民教育」，卻得到天朝喉舌《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力挺，儼然勢在必行。對照國共兩朝，不禁念及當年儲安平的警世恒言：「民主在國民黨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是有和無的問題。」
須知中共已蕩滌了大陸的公民教育，豈止民國時代的公民課內容被「焚書坑儒」，就是國內教育界百多名學者和教師編寫的八冊《新公民讀本》也被禁了，這套教材有公民道德內容，也有公民價值觀教育，比如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正義、和平、愛國、追求真理等；關於公民知識內容，則有民主政治、國家與政府、政黨制度、司法公正、社會公共生活、公民權利和義務等；關於公民責任，有參與選舉、處理糾紛、維護權益、組織公共活動、向責任部門個別媒體反映問題和提出批評建議等。總之頗為符合普世價值，試想中共如何容得下它？所以二○一○年才印出來就勒令收回，統統還原成紙漿！
當年胡適引述朋友的警句：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第一要考察他們怎樣對待孩子。這個標準同樣可以用於考察香港特區政府。
孔捷生
洗腦教育灌輸出來的「國民」是國家附屬品，惟國家權威、利益、意志是從，是與專制主義共生的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現代公民思想獨立、人格獨立、有社會責任，勇於維護個人權利和公共權益。公民是專制的天敵，忠順的「國民」則是專制賴以存活的土壤。
中國首倡公民概念的是戊戌變法時的嚴復。民國成立，教育部長蔡元培正式把公民教育列入課程，原來只是在「修身課」中加入「公民須知」和「法制大全」，到一九二三年公民課取代「修身課」，公民教育全面進入中小學課程。然而民國時期的公民教育運動也有過波折，蔣介石南京政府要求公民課變成「黨義課」，即用三民主義去訓政。然而卻遭知識分子群體的抵制，胡適對黨化教育嗤之以鼻。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任鴻雋撰文一針見血：「教育的目的，在於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為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
鑑於教育界、知識界及泛社會的強烈反對，國民黨放棄黨義課，恢復了公民課。而目下遭到香港各界抵制的「國民教育」，卻得到天朝喉舌《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力挺，儼然勢在必行。對照國共兩朝，不禁念及當年儲安平的警世恒言：「民主在國民黨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是有和無的問題。」
須知中共已蕩滌了大陸的公民教育，豈止民國時代的公民課內容被「焚書坑儒」，就是國內教育界百多名學者和教師編寫的八冊《新公民讀本》也被禁了，這套教材有公民道德內容，也有公民價值觀教育，比如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正義、和平、愛國、追求真理等；關於公民知識內容，則有民主政治、國家與政府、政黨制度、司法公正、社會公共生活、公民權利和義務等；關於公民責任，有參與選舉、處理糾紛、維護權益、組織公共活動、向責任部門個別媒體反映問題和提出批評建議等。總之頗為符合普世價值，試想中共如何容得下它？所以二○一○年才印出來就勒令收回，統統還原成紙漿！
當年胡適引述朋友的警句：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第一要考察他們怎樣對待孩子。這個標準同樣可以用於考察香港特區政府。
孔捷生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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