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更新时间 2012年8月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22
什邡市民不信环评报告结论抗议要求当局取消建厂计划
做这样一篇文章，直接的背景当然是妇女被强制堕胎、什邡的抗议风暴等曾出不穷的事件；用如此一个题目，则是拿三十年前那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法来作对照，加个历史和思考的纵深。且不论哲学上是否成立，过来人都清楚，当时围绕那个论题所展开的讨论，极大地帮助了人们从毛时代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也确定了后来改革开放带有实用主义哲学色彩的思想导向。
问题是，这种哲学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在其激活中国经济活力、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由于缺乏道义标准和应有的社会公正机制，逐渐失去了其启动初始时的动力，陷入停滞。“改革已死”话语的出现、社会上反改革氛围的积聚、革命情绪的酝酿等等都显示着这一点。
“增量改革”——经济增量与权利增量如何避免中国出现新一轮的社会政治激荡，寻找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共识，赋予其新鲜的内容和动力，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笔者来看，权利增量，公民权利的增长，理应成为下一步衡量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唯一标准。
“增量改革”，是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归纳，意指中国通过经济量的增长以及各种市场机制的增加，来逐渐替代旧的计划体制。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需要记住的是，这种“增量改革”最初就是以经济领域公民权利的增量为起点的，——中国农民重新获得自由耕作权，而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平稳健康发展的时期也都是经济增量和权利增量协调发展的时期。
遗憾的是，在改革初期权利增量的黄金期后，经济增量虽然持续，中国公民的权利增量甚微，增量改革演变为单纯的经济增量，市场机制的形成受到权力结构的扭曲，原有经济体制的瓦解并没有伴随一个健康合理体制的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就此日增。有权力者不仅具有政治权力，且掌握经济资源；有经济资源者则通过利益输送，直接间接掌握更多的政治权力；改革初期人们希望的国家权力得到有效约束的理想并没有随经济的进一步增量而实现，相反，国家因得到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的资养而变得更像一个巨无霸，庞大无比，恣意挥霍和压制社会的成长与不满。一些利益集团依附、利用这巨无霸，赤裸裸地吸食、控制各种资源，影响决策，最终导致以经济增量为主的“增量改革”的破产。
从最近出现的几乎可预见的经济衰退趋势来看，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产能过剩，内需不足。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多种，但显然与公民由于权利的缺失，无法有效地对抗强势集团的掠夺和压榨，无法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高度相关。如不能有效地推动权利增量，我们有理由怀疑，注入的旨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利用，新的经济增长能否再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能否达成，一些论者提及的经济“存量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将权利增量作为唯一标准
之所以这里有些武断地冠以“唯一”二字，这即是一种道义选择——它符合应有的道义，也是一种策略选择。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期，中国面临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多重的：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结构的调整，国家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的稳固，社会矛盾的缓解，政权合法性的再造，环境的改善，文明水准的提升等。这些目标相互交织互补，但也彼此冲突，任何一个课题都可能被理所当然地拿来作为阶段性的改革和发展目标，压倒其他的诉求。而在利益集团把持国家机器、宣传手段的情形下，许多政策甚至包括一些重大利益输送举措的出台都可能被冠以冠冕堂皇的说辞。因此，为与现有的诸多政策标准做些根本性的区隔，不让其他的东西来冲淡混淆，就需要把这样一个权利增量的标准加以特殊地凸显、强化。
在笔者看来，贯穿当下中国诸多问题的一个关键，检验所有政治家是否真心改革，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是否具有价值和实效的尺度，就是公民权利的增量，就是是否将以经济增量、国家权力为重心的改革与发展移转到以公民权利的增加上来，以此为导向和标准。
只有实现公民的权利增量，改革和发展的果实才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公平共享，既不必指望那种皇恩浩荡式但却极不可靠的赐予，也无需那种民粹式的杀富济贫；避免“重庆模式”的悖论和恶果；坚定且循序渐进地实现权利增量，才有可能解脱那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国家与社会的紧张才可能逐渐有所缓和，避免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荡来达成新的政治结构型塑、国家合法性的再造；而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公民的权利得到增加，那困惑中国经济发展已久的结构失调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某种改善，增长才会得到新的动力。最后，公民权利增量得到落实，社会成员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感，参与感才会增加，国力才会真正强大稳固，中国人的道德文化水准才会得以提升。
权利与权力——谁的增量
提倡权利增量，就是要将公民仅在经济领域获得的某些不完整的权利推广到所有领域，落实和保障法律规范的公民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达成法治国家，扩大公民的公共参与权，让公民成为一个权利完整的公民；这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限制权力的增量，国家逐步让渡权力，将其视为禁脔的领地归还为公民，让权利和权力在规范的博弈中找到新的平衡，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架构，既能维护权利，又保证经公民认可的权力能得到有效的运行。以公民权利增量为目标，政治体制改革才不会缺乏动力，走入误区。
权利增量，不仅是中国当下社会的要求，也是世界的一个普遍趋势。法国大革命，工业民主，工人运动，新兴的女权，环境，少数族裔的权利运动；从政治权利到经济社会权利再到广义的文化权利，西方世界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公民权利增量的历史。而新兴的各种国家，包括今日阿拉伯世界的激荡，都在向我们展示这种权利运动的世界性扩展。每个国家的兴衰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回应这种历史的巨潮。
将权利增量作为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标准，也就回答了改革与发展的主体、动力和目标的问题。公民是主体，也是动力所在，更是改革与发展要达成和服务的目标。无论左右，在捍卫公民权利，争取公民权利的增量上应携手并进。一如笔者过去多次说过：在中国的情境下，不捍卫公民权利者，既不可能是注重公平、关注弱势的真左派，也不可能是要求自由、限制国家权力的真右派。它既应是中国的（欧洲式）社会主义者所关注和追求的，也该是中国的（美国式）自由派、共和派一定要争取和捍卫的。主张权利增量还是权力增量，这是测定中国左右知识分子道德和知识真诚的标准。
权利增量自然是有利于普通民众，但权贵阶层也要明白，只有权力财富没有权利，命运最终对他们不见得是喜剧。失去权力的刘少奇、薄熙来、王立军，财产被无端征收了的富豪们都是前鉴。
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标志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升，正为权利增量创造着基础。而官方对此的压制，除利益和体制的惯性等因素，也是旧的改革思想的作用使然。要么回应这种权利要求，彻底调整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拯救改革，再造改革；要么等着革命的巨浪再起，to be or not to be, （存在还是消亡）未来的领导人大概必须作出选择了。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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