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站在方励之肩膀上悼念之

方励之

两种评价体系

被西方舆论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吐桑市的自宅过世，享年76岁。

站在巨人肩膀的矮子，下来并不见得比巨人，但是可以借此翻墙而过，从党外性外部打破铁墙。站在方励之肩膀上悼念之。民主运动的气场和成就，就像液体气体，来自新一代的压力，会让其固化而保存下来。

如果是针对个人，也许有道德批判，可是一旦针对一个群体，其心理现象就是公共性的，也就是从效果来呈现，因此我并不是道德批判，而是政治批判。这是放在社会关系中，例如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关系中，被再次审视。是对其政治方案所预设的前提不断的挑战和清除，以此抵制民国最原初目标的遗忘。

这三十年的民主抗争，脱离不了1949年之前国共之间第三条道路的窠臼，总是以自身的自由获得与普遍性相一致，把自己的肉身作为中国出路的门，以肉身承载宪道。

当进入政治之前，处于反政治或者非政治的去政治化阶段时，这样的路径，会以道德立场和道德督查的姿态，以个体导师对不确定的个体学生之间的监护关系（以师为父的父权），一种不具备政治强力的专制独裁性，来警惕反对别人的真理垄断于自身，独占代表权，反对“为了目的不选择手段”，但不反对自己的，天然豁免对自己的禁忌和要求。

当进入政治处在对抗战争的总体性当中，所反对的“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原来去政治化时代潜藏着的这一些病毒，心中的贼，获得政治强力。

从中共历史来看，先是成为人民的老师，掌权之后，动用古代政治符号资源，当了父。不是老师自任，就做不成父。师父师父，师在父前。这样的路径，其实是国共极权政党的预备役和共青团，其对真理垄断于自身，独占代表权，以及“为了目的不选择手段”的审查不力，会在与民族苦难、命运以及作为民族苦难命运的承载物专制者的对抗中，为了对抗魔鬼，把自己变为魔鬼。

正如启蒙运动导致纳粹，反专制的二十世纪路径与专制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表述为知识分子——权贵官僚集团。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冲突和张力，体现为总是知识分子对权贵官僚的道德原教旨主义运动，然而一旦进入政治，进入权力，就立即沦陷。阿伦特指出，对极权主义，知识分子的对抗是无力。不仅仅如此，极权主义是可以吸纳知识分子的对抗，把其作为根基的一个部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托派。

为了征服这种知识政治中的自然状态，把理性的阳光照耀在黑暗病菌滋长的地方，必须区分两种评价体系，一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肉身傲慢之上，通过对比敌人或者落后者，以自身的自由获得与普遍性相一致，赞美自己，觉得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于是目标就抵达了，这类似于基督徒传福音，抵达每一个人或者世上的每一个角落，天国就实现了。

另外是站在一个如何达到目标反过来再思考抗争手段，面向“未来目标而存在”思考。这类似于“天国降临”的叙事，每一步都是一个很长时间长度棋局的一步，背离了总体方案目标，就会招招皆错，每一步都得审慎小小翼翼如履薄冰。

我们要抵达目标，需要如何方法，以高标准严要求来看待已有的努力，而不是以天天能上厕所而别人不上厕，来标志自己有自由，很牛逼。下面崛起，就可能会感受到有无数的台阶要超越。目标在于遥远的地平线之外，所以急迫地超越自己。

得不断超越当下，方能抵达目标。不是数着已有的成绩沾沾自喜，画饼充饥，且用来鼓励他人，小山包把小土块比下来，而应该是从目标的抵达来苛求当下的有限，来审视当下手段的有限，如此才能不断超越获得更多更大可能性。当站在这个立场之后，已有的成绩才能最大发挥光芒。

两种评价体系对应两种时间观。前者是一种奴隶伦理的进步论。已有的原地踏步或者微小进步，对比敌人或者落后者，进行赞美自我夸耀或者神话崇拜。这能做到仅仅是守护灯塔，守夜人的等候。坚持就是胜利，其实，是一种守株待兔，其扩大作用和或者取胜，完全取决于偶然性和运气。

后者是面向未来而预备。超越困境的渴望，从抵达目标出发，做预备，是试图迈出困境。

前者才去对专制的历史情况批判说话，体现为对他们的过去的超越渴望，在当下继续论说就是刻舟求剑。我只对构成将来秩序的力量和潜在力量说话。也就是超越当下，把当下当做过去，把未来在当下预备，紧紧扣住“未来性”。

在精英无法革命，或不愿意参与民众暴力抗争的时，坚持口头革命立场，无需任何行动，就是当前最伟大的言论性行动之一，就是解除对现体制的忠诚。改良立场尽管费尽心思，却是模糊地处在体制边缘地带，为黑色体制的灰色扩展，是“我党”的人。

物理学与自由主义：知识政治

据报道，七十年代以前，方励之基本上专心从事科学研究，但这种研究不断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干扰。在七十年代中期前后，在天体物理学的概念思想上，方励之和自然辩证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七十年代末期，方励之为了冲决这种思想的桎梏，开始主动批评这种教条的哲学，并进而开始过问更多的社会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方励之从而从一位科学工作者成为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

物理学与自由的关系，构成共产国家转型的独特风景线。物理学家担任了自由主义先锋，如苏联的哈萨洛夫，朗道，中国的方励之夫妇，许良英，江棋生。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的时候，我说方励之作为天体物理学家，后来参与自由化及六四学生运动，这是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转型的一个特色，“当年苏联也是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比如朗道等，在共产集权的体制下，他们得到一些宽容度，而且这个职业本身它就是追求科学与民主自由的精神，因此苏联有几个物理学家都变成异议人士。所以像方励之是搞物理学的，然后最后他推动自由，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色。”

    国内谈论政治，因为严格限制，必须用知识学术作为载体，知识之中影藏政治意志。如进化论或者辩证法。如德国那样在思想革命中“完成”政治革命。

政治规则的形成，在于共同行动之中。而如此非政治或者反政治，就会让政治规则本身处在黑暗之处，苔藓病菌滋长，虚无主义和政治神秘主义繁衍。而这正是现代性危机所在，也就是承载现代性危机的极权主义专政的知识政治原因。

知识做为总体性，思想内“完成”政治革命，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民主进程仅仅是新旧知识精英的替代，仅仅是知识精英的解放运动，而无关于整体国民。不仅如此，这样的解放进程，实际上仅仅是在旧体制内的分赃过程，如资产阶级以加入贵族的方式瓦解了贵族，知识分子和工人作为小资产阶级，以加入资产阶级的方式瓦解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知识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范式塑造了他们的掘墓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更大的怨恨和妒忌塑造了他们的掘墓人农民工和蚁族。那么思想内根本没“完成”政治革命，而是造就了将来的血腥革命。

每一种主义背后都隐藏着那一个阶层成为主体，中保其特殊利益会转化为普遍利益的秘密，如启蒙就意味着公知成为主体。历史主义就意味着新公知加入，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而法律之下的革命与维权运动就意味着民众成为主体。在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变迁之中，可以看到不同知识精英的替代，这种替代即可以看成是进步，又可以看成是特权体制的进一步延伸和灾难性后果的进一步透支。

我只是说没有必要强调知识政治，或者成为独立领域，更甚至成为主体。争议都在于血气，在于欲望，在于知识群体僭越神的权力意志冲动。当有了政治主体性，可以利用知识，知识仅仅是道具，不能成为总体性的载体，不能成为独立的领域。知识若不在政治关系中，毫无意义。

政治效果批判，放入世界历史中来比较，不是坐当下之井观天，或者感动于理想和意图伦理而自我夸耀。

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政治中未必那么大。知识分子共同体确实是一个阶层，确即使不是一个阶层，它也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精神本质。那么，要通过共同体的方式，解决掉小资产阶级的精神本质，又掉入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窠臼，专政的魔影又出来了。

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放在世界精神历史上来考察，不外乎一些有知识的小市民，这个世界上哪有小资产阶级能担负政治使命的，基佐韦伯等所期待资产阶级都失败，更遑论小资产阶级。固然公知与权贵官僚之间有一定的冲突，但是从政治效果来判断，更大宽广范围组成了凌驾于民众，实现国内殖民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共同体”，阿伦特说，这二者是同构的。公知共同体的出现，也就是意味着新时代的士大夫科举的幽灵复活，找到了新的尸体作为载体，如此也就是意味着前民国的治乱循环的即将重演，而这正是二十世纪所致力于终结的。

总之，知识分子是靠不住的，强调与官僚知识分子分离开来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强调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共同体，其要接受政治效果的检验，也就是已经影响和潜在影响民众的效果反过来再审视。之所以当下公知会被骂，是因为其一直无法产生有助于民众的效果，甚至，有间接延缓专制的效果（如韩三篇），导致权威丧失。其意图之良好与否，毫无意义。

对比民国的知识分子团体，当下的羸弱不堪，以民国知识分子之强大，足以一定程度上制衡蒋介石军政，却不足以挽救改良之路，走出第三条路。当下的羸弱不堪，其受专制影响更大几十倍，能干什么用。

转型中德国存在知识共同体，但也没有推动改良，最后导致了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德国文化界之强大，还毫无积极性政治效果，更别说皮之毛中国，前民国之文化如此强大的传统，在文革恐惧中不外乎成史上最无耻最下流。

自由民主作为政治启示的存在，脱离知识共同体，而乃是宗教哺乳的，有知识共同体，有自由民主，没有，同样有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启蒙，不会将自由民主彰显出来，因为本来就在。相反知识分子的启蒙，造就了无数血腥革命。这正是是柏克，托克维尔所教诲的保守主义结论。

不是知识成为原罪，而是知识会带来人身傲慢和自我为义。这在《圣经》中说的很清楚。社会的进步不是靠道德批判，而是靠精英的自我牺牲，自我承担责任来推动的。例如说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如何如何，而是应该如何如何，做了才有。

我读完初中，我妈让我去读中专，而不要去高中，她的理由是有技术帮身，遭遇乱世，也能生存，也是有用的人。知识等同于技艺，拥有知识技艺那就是让共同体与他人发生了永恒的联系，有了知识或者技艺，共同体与他人那就离不开他了，不会再消灭其肉体，即使遭遇最残酷的自然状态，也是安全的，黑夜中有了微弱的灯光。这是遭遇反右运动和遭遇文革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最后的自信，总是会过关的，总是有微弱的灯光，熬过去就好。

财产于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外在的事物能够内化，成为内心安全的盔甲。多么令人妒忌的盔甲！启蒙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小市民。看来都是小市民，知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财产，都能够内化，形成内心安全的盔甲。这与直面对命运与风险的贵族，有何不同呢。

当年乾隆骂知识分子的头头纪晓岚说：“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罗素曾说，知识分子受到尊重，并不是民主的产物，而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因为知识的不普及导致知识拥有者成为贵族，而民主社会里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拥有知识的人并没有特权。

知识不是用来服务于大众，而是用来证明自己比大众更高一等，这就是寄生虫。有知识能服务于他人，可以有优越感，如果仅仅用来凌驾他人，成为寄生虫的，在他人身上找感觉，那就免了。而且往往服务于他人的，不会有优越感。总之，寄生虫才有优越感。

在制造精英与民众的对立情绪时，大错特错。而且会如此觉得自己有文化有智力，真的是没文化没智力。没有同情性体贴性的观察能力，是最浅薄的读书人。最没有常识感的，就是这一些老鼓吹常识的人，最需要被启蒙的，就是这一些老想启蒙民众的人。

这个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神话及其对民众的扩张，已经在极权主义及其政治体制面前破产，一点用处都没有。觉得作用很大的是因为没有活在当下，没有活在二十世纪的巨大张力当中。知识分子神话，面对极权主义及其政治制度，就只能是其附庸，帮凶或者以反对者方式出现的帮凶。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凡是安定富强有序的国度，都不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都反智，例如罗马美国。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意味着置国家和人民于潜在危害之中。

把秀才边缘化，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秀才主导的社会秩序，肯定是很烂的，就像今天的，官僚不外乎是进了体制的秀才，秀才不外乎是进不了体制，而在外面发酸的准官僚。十年代改革范式给中国带来的，是一种王朝治乱轮回的气象，所以我们致力于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引导到公民社会，为民众维权，不要幻想挤入体制内。如此维权运动的努力，以打破王朝治乱轮回。当然效果未知。

单位人的内心移民

    八十年代的自由运动是一个脱离单位的过程。知识人脱离单位，自我团结组成一个的小团体，把政改问题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是一种阿伦特命名为“内心移民”，作用并不大。即使存在江湖或者小团体，还是“内心移民”的道德话语在起作用。

内心立场的自由，私人自由的诉求，未必反体制，内心移民具有极大的暧昧性。自由的英文表达与特权同。以文化和内心的自由诉求，是一种非政治，非政治是对专制撒娇式合作。极权主义运动本来就有内部人自由或特权的弹性空间。只要你是内人或者把自己当做内人，你就是有“自由”的。

百年来的自由主义启蒙叙事，包括胡适在内，基本无关于自由主义。还在路上，就把自己当作已经得到，从而区分已被拯救和无拯，，是为了等级特权。内心向往自由，就把自由主义当作自己的本质，当作自由主义者。

改革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由主义，也并不是宪政，而是一些奴隶对自由和宪政的追求，由于在肉身之上，改革意识形态仅仅是奴隶精神，关于自由的身体激情和渴望，并不是自由精神，而是“要自由”的故事。

个体道德拯救之非政治性，不外乎是对专制的配合，以反抗的方式，同样是构成沉沦。政治压迫，只有政治的，才构成真正的抵抗。良知抵抗有极大暧昧性，可以轻易被吸纳为极权主义道德运动组成部分，如右翼就是托派。

与体制无意识合谋，迫使民间丧失主体性，“我们”与他们的区别。目前和将来都不会有革命与改良的互动。没有钱来往，没有人来往，体制内的人对体制外的，高高在上，避之不及，视作洪水猛兽。有什么互动的地方？

政治不是神交，不是网络性爱，不是调情，不是暧昧，而是婚姻家庭。可是即使是体制内的人，向往民主宪政，也不会和民间互动的。不是民国，也不是八十年代的。等级森严已经渗透到民主转型当中。官方基于安全原因搞等级搞隔阂，体制内民主人士一样。

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命为精英，一种AS IF。这种AS IF，批判对方，好像自己就有。精英需要德行，并不等于德行一定内在于精英，作为义务和责任，只有履行了，才能算精英。这是一种道德种族主义：可是通过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各种种族主义对比，内涵就好像天生的内在于知识分子，与血缘出身等级一样。

改革派带有大多数人道德暴政的导师渴望，和统一立场的渴望。强迫人支持改革立场，且把改革立场伪装成自由主义立场。也只能说，内心渴望自由主义立场，而行为也许靠近，也许南辕北辙。若以行为作为判定立场的依据，从已有的来看，改革意识形态算法西斯主义比较确定。毛泽东说变修了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

脚下没有国土的流亡者

单位就是土地，作为单位人就是植物，扎根于土地的植物，需要的是宗法秩序，不需要自由。而脱离单位的知识人，就是动物，动物是在单位之间流动移民。流民寻找渴望自由。顺民渴望秩序和服从。

所谓的民主宪政国家，只和流民群氓有关，希腊罗马英国美国都是如此。华人在东南亚建立的兰芳共和国也是如此。宪政共和是一种流亡者和流民的政治。只有流民群氓，才有民主宪政。流民群氓才能炼成成真金白银，而植根于土地上单位中的顺民，才不需要民主宪政。

改革时代中把流民说的一文不值，是反宪政反民主。贬低流民的政治学问，都是一种性无能。民主宪政本来就是建立在流动的沙流之上，如何建成磐石，那是神与人的工作。

八九之后方励之们流亡海外，是脚下没有国土的流亡者，与犹太人一样。但是政治品格完全不同。方励之们与在大陆的体制之间，没有断奶，即使被当做敌人，也没有咬断精神上脐带。流亡具有原教旨回归的政治品格，对原初精神的招魂，但方励之们却是托派思潮或者第二种忠诚。

卢梭曾发现，犹太人保持民族精神的唯一原因，就是保存了自己的法律，因此，尽管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散居和流亡，乃至大规模屠杀和迫害，因为采用了自己的法典，如此杂多的人民统一在一起，塑造了强有力的共同体。在犹太人看来，流亡是一切希望和未来幸福的寄托之地。流亡的以色列人成了斗士和救赎的对象，用赋予他们的命运以世界历史使命来赞美在上帝面前让流亡的命运、忍耐与受苦。

真正的英国革命不是1688年的革命，甚至也不是1648年的革命，而是移民运动，是很快便摇身一变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新英格兰。移民重新发掘了其原始的基础，与二十世纪的黑人人民运动重新发掘了美利坚的原始基础一样。民主之所以在英格兰空前发展，是因为它标志着向起点的复归，而民主之所以能够空前持久地爆发，是因为它跨越大洋，走向成熟，而不是靠勇武好斗。

托派思潮或者第二种忠诚是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还是一种内心移民。虽然他们与犹太人一样，是脚下没有国土的流亡者，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抵达犹太人和清教徒的精神高度，他们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明。

如犹太人或者清教徒的流亡，这是抵抗对民国精神的遗忘面对1949年政治秩序的预设条件不断挑战和删除。放弃作为党的子民，不说有世纪历史意义，至少要有中国历史意义。彻底的断裂，回到民国，也就是对内心移民的超越。

托派行动的限度

知识分子认为在台上的权贵，在历史进步论和全球化的格局之下，将来会是改革派，现在是总会有良知的，因此是他们的潜在同志或者同学，是可以商量的可以改造的，因此官（党）民矛盾预设其不存在。

如何从我们民间自己应该从根本目标来审视自己和同盟，以及敌人，这就是民间主体性建设。这是道义上的劝告，不是法律政治上的归罪。之所以，如此通过道德批判，一种寻找替罪羊（也就是救世主）的巫术，是因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之内才有道德批判可言，且通过道德批判在极力超越现有困境，寻找出路。不从根本求生死，却向支流辩浊清，

而对专制者，已经丝毫没有道德批判的必要性，敌我之间只有战斗是相同的命运。把专制者机器有机组成部分放入道德批判之外，不宵于对其说任何一句话，不把其当做对话的主体，就是根本上否定其政治存在，根本上虚无，置入意义的黑暗监狱中，视其为必死之物，判决了死刑，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执行而已。这是批判的武器产生力量。

八十年代初期，方励之在大陆的思想领域逐渐越来越有影响。八三年开始受到共产党上层的注意和指责，但此后他仍然不断地公开批评一些领导人的观点和行为。八十年代中期，他在大学生中影响越来越大，终于促成了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八七年初，在共产党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判。但是，方励之并没有沉默，在八七年、八八年他更进一步批评共产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九八九年初，他公开呼吁释放政治犯，呼吁民主人权，促成了海内外知识分子一波又一波集体签名呼吁政治改革，呼吁民主的行动，最后酿成了举世瞩目的八九民运。

这段描述是民国元勋的冯自由《辛亥革命前史》的写法。把成就归于自己人的启动，因果链中模式，道德判断是一种寻找替罪羊（救世主）的活动，把当局和当局的因素，贬低为客体或者自然之物。就像抬高蒋经国在台湾民主转型中作用的一样。

方励之在八十年代的巨大影响，是各种因素，稀缺性，自己努力，行动优先的启示意义，以及官场位置的混合物。整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民主推动，可以简化为公共舆论场的传播影响力，官场位置有着极大的放大效应，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今天海内外的民主运动的空间，都是有着谁官大（谁曾经官大），谁就有大的影响力的原则。固然在专制中，官大能够是越好的保护伞，越大的传播渠道，没有他大地将越加干涸，但是却没有必要让年轻一代无止境的感恩戴德，如此身体体验的殖民，是一种隐性的专制延伸。

党内民主派塑造民间政治，使得民主运动的空间就像另外一个官场。党内民主派所塑造的道义英雄权威，是如此严重依赖于等级关系和特权，以至于几乎和民主自由有关系不大。例如对胡耀邦的崇拜，那是翻身奴隶的感恩戴德，对赵紫阳八九之后道义担负的崇拜，那是极端非政治的，没有政治利益可言的。这一些是对专制的反抗性崇拜，与民主自由关系不大，或者是暧昧性的双刃剑。

推崇讲真话的话，必然暗中支持了专制。这需要专制大沙漠作为背景。如此的赞美讲真话的价值，内在地有一个悖论：那就是没有残酷炙热的大沙漠，就没有大沙漠边缘的美丽之花。不能光看到美丽之花，而不看背后的残酷炙热，这是二位一体的。君看民主化之后，李敖只能脱衣服来吸引眼球，也就是没了什么价值。

在这种对比和谴责体制当中，把自己的头发拔起来，以为洗白了自己的原罪。可以无视任何现实条件，说明仅仅表明自己优越于民众的道德特权地位。总是自我为义，不承担义务，而要特权。这一些人其实想坐稳的奴隶而已。其抵抗都有宋江反抗为了投降的味道，连孙猴子被迫纳入秩序的味道，几乎闻不到。通过忏悔和悔罪，赎罪，也就是行动，或者把言论作为行动，才能无辜化洗白。

可是他们有着原罪，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微薄的受益者。八十年代有着社会基础：那就是同时是体制受害者，又是微薄的体制受益者，但是抹去自己受益者的身份，在心理上暗示自己与体制的切割。当然仅仅是心理暗示，并不是现实。也就是一种做梦术，一种良心安慰术。

有权力，就会提供有希望的暗示，权力越大，暗示越大，投射越多。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国民劣根性太强了。三宽部长朱厚泽先生临终前说：“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

他们没有掌权，就一些话语权，所以还是可以对话。时间和重大形势会改变他们，本来他们就是后知后觉，二传手的料。之所以当做善的，好的，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多，而且占据话语权，说来说去，还是托克维尔说，大多数人的暴政问题。

未来的启示关键在于我们要站在未来，来鸟瞰当下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用来资产重组。过去和现在的整体局面，已经无药可救。改革意识形态相信者，强烈渴望政改作为政治立场者，相信经济自由带来政治自由者，或者改革导向宪政转型，是改革城邦中的“猪猡”，是塞壬歌声变成的“类人猪”，是当下最需要启蒙的最愚蠢者，也就是除了知识分子，谁都不需要启蒙。我站在宪政中华降临的叙事（民国当归）中，俯视着改革猪圈中的臭烘烘。

虽然我们跪着或者半跪着，但是我们不要学习党内民主派或者改革派媒体，去宣扬一种匍匐前进的专制花瓶的政治立场，我们必须认为专制虽强大，但必倒，我们有权提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其说话。民间社会是靠近民主宪政的，并不是专制病毒满身的党内民主派的延伸和模仿，要民间政治主体性，就要对胡赵说不。

不断塑造道义英雄作用不大，如昂山素季一个人，仅仅是符号，符号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基础和群体作为支撑。把焦点聚在符号领袖上，而不是去推动大规模的社会基础和支撑群体，是文人嘴巴运动特有的毛病，也是人人想成为领袖（或者作为其下属暗中自居为领袖）的体现。用领袖的符号价值推动力甚小，且个人崇拜的病毒随时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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