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15
13日清晨，网上传来消息，鲍彤破禁，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载文，谈胡耀邦去世前的发病经过。有评论人士和网友说，此事背后定有玄机，这或许意味著鲍彤及其文章已经“解禁”，或许意味著言论管制可能放松。
这样的分析和猜测并非没有道理。《炎黄春秋》是中国最敢打擦边球、最另类的刊物，其社长、主编、顾问和记者都是中共党内力主改革的开明派。该刊曾经屡登温家宝、田纪云等中共现任高官和前高官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文章。鲍彤也是中共前高官，但却非同一般。他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因支持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运、反对镇压，而被判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入狱七年，1996年5月刑满释放至今，一直被软禁，官方明令他不得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然而，就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共领导人即将换届之际，改革派的刊物，刊登改革敏感人物的文章，其正面意义无疑令人遐想，也令人鼓舞。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共近几个月在言论管制方面的主要动向，却很难得出任何正面乐观的结论。
很多迹像显示，中共在十八大前，正进一步收紧对言论、新闻和媒体的管制。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而相反的例子，却寥寥可数。
仅在7月份的后半个月，就有一连串敢言报刊遭到中共宣传部门的严厉整肃。《东方早报》是上海的良心报纸，7月16日遭整肃，社长和副总编被免职停职。起因是它最近发表多篇呼吁约束公权力的文章，其中包括“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该文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话说，“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广州的敢言报刊《新快报》因转载了一篇有关政治局委员知青时代的文章，惹怒了宣传部门的官员。7月15日，其总编被撤换，国际和国内新闻的报道被大幅削减，改为著重报道广州本地的新闻。
7月下旬，《经济观察报》遭北京文化执法队整肃，表面理由是异地办报，但知情的人都知道，这家办了十年、颇有读者群的报纸，一夜之间成了“非法出版物”的真实原因是，它报道了北京“7.21”暴雨后连续两周的灾情，并且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名单。
整肃《经济观察报》的北京文化执法总队，名义上是扫黄打非，实际上是思想警察。他们不仅打右，而且打左。姚监复近日在德国之声刊发一文，题为“中左智囊的《香港传真》被查封，”查封者也是北京文化执法总队。此事就发生在胡温二人高谈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政治改革之际，这令学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当局极为愤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温和宪政派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不准发表，理由是担心引发社会动荡。湖南和重庆发生了几起因表达思想观点而被强行劳教的事件。还有，北京方面的消息显示，新华社内部的人事调动有明显的倾向，思想温和的下台，思想强硬和官方保持一致的上台。
这些例子说明，中共在十八大前夕的言论控制，正在趋于紧缩，而非趋于宽松。其实，这个政治动向，一直就很明确。为了确保十八大顺利召开，中共就是要刻意压缩思想、言论和出版的空间，把任何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思想、言论和出版，统统扼死在萌芽状态。当他们全力把极右和极左的声音打压下去之后，现在便忙著枪毙中左，封杀中右，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的声音：统一的官话、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和谎话。
记得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时，习近平曾把一些批评声音比喻成“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现在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林子，差不多就只剩下一种鸟，一种只会哼点自吹自擂调儿的官方豢养的鸟。这是13亿中国民众的悲哀，是中共执政当局的可耻！
然而，就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共领导人即将换届之际，改革派的刊物，刊登改革敏感人物的文章，其正面意义无疑令人遐想，也令人鼓舞。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共近几个月在言论管制方面的主要动向，却很难得出任何正面乐观的结论。
很多迹像显示，中共在十八大前，正进一步收紧对言论、新闻和媒体的管制。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而相反的例子，却寥寥可数。
仅在7月份的后半个月，就有一连串敢言报刊遭到中共宣传部门的严厉整肃。《东方早报》是上海的良心报纸，7月16日遭整肃，社长和副总编被免职停职。起因是它最近发表多篇呼吁约束公权力的文章，其中包括“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该文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话说，“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广州的敢言报刊《新快报》因转载了一篇有关政治局委员知青时代的文章，惹怒了宣传部门的官员。7月15日，其总编被撤换，国际和国内新闻的报道被大幅削减，改为著重报道广州本地的新闻。
7月下旬，《经济观察报》遭北京文化执法队整肃，表面理由是异地办报，但知情的人都知道，这家办了十年、颇有读者群的报纸，一夜之间成了“非法出版物”的真实原因是，它报道了北京“7.21”暴雨后连续两周的灾情，并且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名单。
整肃《经济观察报》的北京文化执法总队，名义上是扫黄打非，实际上是思想警察。他们不仅打右，而且打左。姚监复近日在德国之声刊发一文，题为“中左智囊的《香港传真》被查封，”查封者也是北京文化执法总队。此事就发生在胡温二人高谈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政治改革之际，这令学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当局极为愤怒。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温和宪政派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不准发表，理由是担心引发社会动荡。湖南和重庆发生了几起因表达思想观点而被强行劳教的事件。还有，北京方面的消息显示，新华社内部的人事调动有明显的倾向，思想温和的下台，思想强硬和官方保持一致的上台。
这些例子说明，中共在十八大前夕的言论控制，正在趋于紧缩，而非趋于宽松。其实，这个政治动向，一直就很明确。为了确保十八大顺利召开，中共就是要刻意压缩思想、言论和出版的空间，把任何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思想、言论和出版，统统扼死在萌芽状态。当他们全力把极右和极左的声音打压下去之后，现在便忙著枪毙中左，封杀中右，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的声音：统一的官话、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和谎话。
记得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时，习近平曾把一些批评声音比喻成“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现在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林子，差不多就只剩下一种鸟，一种只会哼点自吹自擂调儿的官方豢养的鸟。这是13亿中国民众的悲哀，是中共执政当局的可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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